对于数字经济，当前还没有一个通行的定义，那么，如何来认识数字经济呢？
首先，数字经济是一个程序驱动的经济。“程序”是更为复杂的、动态的规范体系，它不以外部约束为运行保障，而是内设规范来自运行，这就产生了“近乎完美的经济关系”；其次，数字经济活动是程序驱动下的“账户”活动，发生在“数理环境”中，其“结果”落实于现实的物理环境中。账户活动核心就是“决策活动”。经济活动盖可划分为：生产、交易、投资、消费等各类，其本质是经济决策，亦即做出选择。决策活动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主旨所在。
我们说，数字经济是一个新经济，旧经济的主要代表即产业经济。产业经济带来了“生产大爆炸”，而数字经济带来了“交易大爆炸”。交易决策通过程序驱动的账户活动而达成，交易完成则留待仓储物流等诸环节跟进完成。商品买卖不再完全依赖于交易柜台不断的物理铺设及无限延展——事实上，柜台交易早已达到其物理边界；在经济上，物理柜台的边际成本也已超出其边际收益。交易数字化，也要求生产数字化、投资决策和消费决策等均趋于数字化。账户不仅触达每个人，还要触达到各类“物”，实现所谓的“万物互联”，亦即经济决策及其指令的方方面面，都将数字化程序驱动，且在时间上实现无缝覆盖。
与旧经济相较，数字经济依赖于大规模、大范围、层层叠叠的数字社区，其所覆盖的决策主体和对象是非常广泛的，且日趋庞大而复杂。各个数字社区本无所谓国别边界可言，跨境并不是不可以，甚或数字社区天然就是跨境的。新经济对于国别经济具有相当的渗透性，那些巨无霸式的数字社区的国际性发展，是数字经济最为醒目的现象级事实。但是，总体而言，数字经济仍处于国别的范畴内快速发展阶段，其国际性的渗透或扩张远未成熟发达。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货币层面
各商业银行的头寸支持受限于监管，跨境支付的银行货币来源处于强管制中。
二是商品层面
商品交易的跨境通关及其销售平台的监管限制依旧严格，包裹贸易远未大行其道。
三是语言文化层面
社区交流的语言、文化习俗等存在差异，带来事实上的交流互动的约束。
这就表明，数字社区在技术上是天然跨境的，但并不能完全摆脱物理世界的国别约束，而不论这些事实上的约束是硬性的，还是软性的。以脸书（Facebook）所推出的支付工具Libra的案例来看，有这样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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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它最终还是没能建立起跨国别的货币支付体系，还是要锚定美元，事实上是美元数字化的一种变形而已，也就是说，它的商业银行的头寸支持主要来自美元。
02二是其27亿的用户规模是一种简单的数据加总，并非是同一性很高的单一账户体系，账户活动仍依各自语言文化、经济区域等形成各个相应的亚层次的模块组群。
再以电商巨无霸亚马逊和京东为例，一个事实上放弃了中国市场的扩张策略，另一个其国际扩张策略受到挫折。不难发现，跨国数字社区远未发达成熟到超越国别的国际数字社区。
从国别或国际区域的视角来看，数字经济的现实发展及其趋势如何？大体来说，可以选取四个指标来加以分析判断：
第一，时区覆盖范围。数字经济是没有时区限定的，但是，其支付和银行货币头寸的对接需要作相应的财务安排，这就存在记账时间的纪律约束了。
举例来说，中国地理疆域上虽跨多个时区，不同时区的作息时间或有不同，但奉行单一时区制，财务记账时间却是统一的。由此，“双十一”网上购物节是一个零点到零点24小时的跨时安排。这在财务上是一个完整的记账日。所以，它不会选择更具人性化的当日20：00到次日20：00的时间安排，否则，就会发生两个财务记账日，存在隔夜问题。这是线下的财务规则的约束。不过，这都是发生在单一时区的最佳安排。俄罗斯有11个时区，虽经减少也有8-9个时区，美国共有6个时区，本土有4个。
简单来说，如发生俄版或美版的“双十一”，其在财务时间标准上就会过于复杂，俄国各时区处于同一财务记账日的时间为5-6个小时，美国为18-20个小时，完全按照中国模式进行，就是若干个“双十一”叠加，考虑到境内跨时区的交易安排，财务同一记账时间安排几乎是不可完成的。相反，处于同一时区的不同国家之间，其记账时间是统一的，其数字经济的融合就少了这个巨大梗阻，线上线下的经济融合不会发生“时间梗阻”。
第二，官方语言数量。印度的官方语言有22种之多，不仅跨语种交流存在状况，统一的商品物流等安排也因此存在巨大的效率损失。中美两国人民使用的语言都是多样的，在官方语言上的情况大体接近，相对来看，中国更倾向于单一书面用语。近年来，中国的普通话的推广和居民阅读能力的提高都是非常显著的，而美国的非英语化趋势确是在强化之中。语言共通性或单一性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数字社区的整体规模及效率。
第三，人口规模。人口规模越大对于数字经济的积极作用越大，数字账户数量及其活跃度就越高，其经济效能就越大。数字经济自始便无所谓“人口包袱”，而自始便享受所谓的“人口红利”，而不论其人口的年龄或性别结构，虽然年轻人似乎更容易融入数字社区活动，但是，人口规模还是数字经济规模的根本动力所在。
第四，基础设施。电信、交通等基础设施对于数字经济的物理约束很大，比较从芝加哥到洛杉矶与从兰州到深圳的物流时长及其价格，很容易发现中美基础设施的差异。第五代通信体系的建设更将刷新电信基础设施的容量和效能，或将全面刷新数字经济体能，决定其发展趋向。应当说，基础设施的能力、水平与规模，同数字经济发展的能力、水平与规模之间是正相关的。
当然，文化习俗的影响力还是需要重视的，比如，货币经济高度发达的日本极具现钞使用的偏好，其现钞支付的便捷性冠于全球，由此，对于数字支付的认识与接受程度就偏低；另一方面，法律规则的约束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有如，欧美等社会经济体系对于个人隐私与自由高度重视，施以严格的保护，这就极大地提高了数字经济运行的合规成本，数字经济粗放乃至野蛮生长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大体来说，单一性程度高的经济区域，数字经济就容易形成规模，发生更高的效能，反之，则难以形成规模，也难以发生更高的效能。结合大的时区分布，全球数字经济，自西向东，可分为三个大板块：欧非时区、东亚时区以及美洲时区。其中，东亚的人口、语言，以及基础设施等综合状况要更为有利一些。虽然，欧美在技术、法律以及旧经济基础等方面具有更好的条件，但是，其数字经济发展总体趋势处于相对较弱的位置。如果虑及数字支付发展状况，尤其是数字法币的总体推进进度以及基础设施的更新换代发展的规模与体量，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东西策动的大格局初步形成。
当然，数字经济最初的发展阶段都有其粗放的一面，过快的发展也会带来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反冲击，诱发引致不稳定，出现过高的风险，既有的社会经济体系中的短板的制约作用也将更趋显著。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观察、识别、分析、判定，与谨慎处理与积极因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