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2万亿美元市场价值的Apple成为世界最大公司，其公司治理的重要战略意义无需解说。2019年8月19日，我正式向公司提交第六次提案付诸2020年股东年会表决，要求大为降低NEO Pay Ratios/高层报酬与中间年收雇员的差距，此处NEO指除了CEO以外的Named Executive Officer/最高层官员。2018年，公司的四个NEO高管的收入比率高于478。这样的贫富差距扩大趋势不仅是个人贪婪的道德问题，也是不公平的社会问题，更是无法持续的美国经济的系统问题。我提议参照日本、欧洲公司的现状，减少高管与员工收入比率。[1]公司以提案“vague/模糊”、“indefinite/不确定”为理由排除我的提案，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律师的认可，我的提案没有进入股东大会表决。
今年8月11日，我虽然不同意但还是按照SEC的律师的意见，修正提案内容，使公司无法挑出“模糊”或“不确定”的借口，再次提交付诸2021年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特别指出美国公司的高层报酬没有合理的方法论，例如，Twitter的CEO报酬比率连续两年低于0.001，而JCPenney的2018年CEO报酬比率高达1294是公司破产的原因之一。[2]
今天，我与公司的两个律师官员就我的提案举行电话会谈。他们解释说公司有很多销售员工，所以中间收入不高（因此显得高管收入比率偏高），90%以上的股东对公司的总体报酬政策是满意的，公司的报酬政策是公平的，只强调高管收入意义不大。我指出，兴许公司至今为止的报酬政策勉强可行，但今年的疫情危机带来了全美、全世界、特别是美中关系的危机，还延续以往的政策，不公平也无法持续下去；而苹果作为世界第一大公司，必须发挥领导作用。我介绍几年前Intel/英特尔公司听从我的建议，召开包括HP/惠普公司以及外部专家在内的“圆桌会议”，检讨并改进公司的人权政策的范例。他们说这样不可行，但愿意向报酬委员会（董事会成员、原副总统Gore/戈尔就在这个委员会）报告，并联系英特尔和Google/谷歌看看它们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或兴趣。当然，我和公司之间在高层报酬政策方面分歧如此巨大，能否达成妥协进展，无法乐观。
虽然我有经验和信心改进提案的内容不让SEC的律师的又认可公司的排除借口，但我更担忧的是美国政治民主的进一步倒退。上周刚结束的民主党全国大会没有一个著名政治人物提到几十年来越发严重的贫富差距这个造成美国、全世界对立动荡不安的根本原因，即使Biden/ㄅㄞㄉㄣ当选也不能指望民主党会解决这个根本的社会/政治问题。而Trump/ㄊㄌㄚㄇㄆ之下的SEC比过去偏向公司，已经提议把股东能够提案的股份资格一举提高11.5倍、意图就是取消至今为止相对民主的小股东提案政策（大股东从来对企业治理政策不感兴趣）。对于我们这几个被媒体称为“gadfly”[3]的小股东而言，现在正在猛烈展开的美国选举还直接关系到保卫美国经济民主的言论自由命运。
不管什么人执政，我们都不抱幻想，继续坚守在美国经济民主战场的第一线。因为除此之外，人类社会不会有自由平等的未来。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20年8月24日]
[3] A gadfly is a person who interferes with the status quo of a society or community by posing novel, potentially upsetting questions, usually directed at authorities. The term is origin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ancient Greek philosopher Socrates, in his defense when on trial for his life. (Wikiped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