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磊
2020年8月26日，我们迎来深圳建设40周年纪念日，《潮起大鹏湾：大学生眼中的深圳》正好赶上这一盛典，作为一部反映深圳发展主要成就的专著，深入分析了深圳如何在改革的春风中起步，如何渡过青春期的骚动和不安，一步步脱胎换骨，如今已到不惑之年，从边陲不知名的小渔村成长为国际知名的创新大都市。作为该书主编，作为90年代开始参与深圳建设的一个普通人，谈谈这本书编辑背后的花絮和一点感想，希望能为解读城市创新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一点参考。
大学生眼中的深圳样貌
1990年七、八月间，我还在读兰州大学读二年级，第一次来深圳探望父母，也是我头一次踏上南方这一片改革开放的热土。我父母1988年从西北调动到深圳，组建《中国电子报》深圳记者站。我在兰州，也能在书报亭看到《深圳特区报》，当时连这个城市的名字都读不对。不过好在我父母都是新闻战线活跃的老兵，从他们的谈论里，我对这个地方并不特别陌生。
绿皮列车开进广州站，我的感觉已经完全不同，周边那种港台影片中才有的气息铺面而来。我坐着长途中巴车，穿过东莞，一路颠簸在丘陵树林间的土路上，满脸油汗地来到深圳罗湖车站，车上还有不少水桶里装着梳洗用品，扛着被褥的年轻打工者。当时深圳企业不是很多，我父母住在兰光集团宿舍，比较大的还是内地一些国有企业在深圳设立的“窗口公司”。在市区街道上还有不少工棚，居住条件不好，但是连空气中的汗味似乎都满溢着干劲和激情。对我来说，深圳市区还太小，从繁华的罗湖沿着横贯东西的深南路，到了上海宾馆，已经是这个城市的尽头了。再往西就是一片尘土飞扬的土路。作为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我看到的是繁华的东门市场，高高的国贸大厦，还有统建楼一、二层热闹的粤菜馆。
我自己没想到后来会到深圳工作。1992年大学毕业，得益于小平南巡讲话，我们是由国家负责分配工作的最后一届大学生。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蛇口某中外合资的电子制造企业。当时深圳已经有不少外商独资企业和贸工技结合的私营企业。在毕业后的三年里，我见识了劳动密集型“三来一补”制造业的真实一面。毕业一年后，因公司在宝安新设工厂扩大生产，我们作为管理人员去支援，参与了新厂从一条生产线，每月500台产品到每天500台、1000台、1500台的跨越发展，每条生产线200人左右，工厂很快就扩大到了千人，而且都是十七、八岁正处在花季年龄的少男少女。他们一律被称作“打工仔”。其实我也是打工仔，最繁忙时，大家一起吃住都在流水线上。当时企业内无非就是“老板”和“打工者”的区别，和内地“干部”、“工人”的分类完全不同。编辑这本讲述深圳40年发展的书，我的感受是非常亲切，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我身边，我本人当时就领导着数十名这样的特区年轻建设者。
看到深圳今天的样子，很多人以为这是一条轻松愉快的道路，但是，我们走过这条路之后，知道今天的一切，都是得之不易的。深圳多次成为全国争议的焦点，全民经商浪潮时，十亿人民十亿倒，深圳被点名；深圳也曾被说成是“文化沙漠”，只知道赚钱的暴发户；也曾被舆论一而再地“抛弃”、“逃离”和质疑。深圳曾经是“山寨之都”，我没买过罗湖商品城的A货，但用过华强北的“山寨手机”，双卡双待功能确实很实用。我们很多人没有想到这个依靠全国各地年轻人拼命干出来的新城市，今天会成为全球创新之都和中国超一线城市。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土上，40年造一座城不稀奇，只有深圳能从一个边陲小渔村变身国际化大都会。我经常和唐杰教授讨论这个问题，他不仅曾是深圳主管发改的副市长，也是我在南开大学读博士期间的导师之一，我们总结出的核心结论一个是创新，一个是把握得恰到好处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后来和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王勇教授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后面我会把自己的思考总结一下），我认为深圳是高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最好的一个范例。
解剖深圳转型成功经验，一直是我的愿望，直到唐杰教授把上他的“空间经济学”课程的学生作业交给我，这个时机终于成熟了。唐杰教授在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为本科生讲授的“空间经济学”非常受欢迎，唐老师布置给学生的作业就是用所学理论分析深圳的城市发展。同学们从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结构、三大产业、改革开放进程等多个角度，收集了大量数据资料。最初的书稿看上去更像是深圳城市发展记录。唐老师认为大学生视角看深圳是一大亮点，马洪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博士也非常支持，并慷慨批准由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提供出版资助，由我负责统筹编写这本书。
以本科经济专业学生为主要作者编写一本深圳商业史，几乎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我想起和唐老师多次探讨的主题，觉得不如突出重点，不求大而全，突出深圳最关键、最值得借鉴之处。为此，我和唐老师、郭院长多次讨论本书的篇章结构，确定全书分为九大章节。我们从二十多名修读“空间经济学”课的大三学生中，选了马德毅、陈垒和张涛担任主要撰稿人，对书稿进行了多次修改和加工。最后经唐杰教授审阅并题写了绪论，提交给中国经济出版社责任编辑赵静宜女士。
这本书出版前做了较大调整，因为内容涉及港澳，有些内容做了取舍。比如，马德毅同学以评书体撰写的“深圳演义”，因为文字风格与其他部分不同而删除，还有一些观点表达方式和说法，也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改。我的初衷是保留大学生的文字风格，哪怕不够成熟，还很青涩，都不是问题，因为深圳也是这样跌跌撞撞、一路摸索而来。通过年轻人的眼睛、年轻人的口，说出他们真正想说的对深圳的观感，应该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作为补救，我负责撰写了每章后的“编者札记”，以提炼其中的核心观点。
应综合开发研究院邀请，我和三位大学生副主编另外写了4篇纪念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的文章，作为这本书的拾遗补阙，抛砖引玉，供大家参考。
马德毅：以人为本看深圳
我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第一届本科生，在深圳度过了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四年，在深圳四十岁这一天，我正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攻读“国际政治经济”专业，在此遥祝深圳生日快乐！
作为《潮起大鹏湾：大学生眼中的深圳》一书的学生副主编之一，我想从以人为本的角度谈一谈我心中深圳的特点，优势和潜在危机。
特点：以企业家为本
2019年11月1日，深圳市政府将这一天设立为“深圳企业家日”，以此更好弘扬企业家精神。深圳对企业家的重视，不仅体现在精神宣传，更多的是实质上的支撑：无论是简化审批手续，还是主动联系可减税企业，都为企业家们节约了大量财力精力。除此之外，将财政补贴落到实处也是重要的一点：据某学术调研结果显示，对于疫情期间的减税措施，深圳地区的企业家大多表示的确得到了优惠，但另一较发达地区的企业家纷纷表示没有拿到。而深圳的企业家们也用优异的表现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据深圳市工商联最新数据显示，深圳市内的民营企业数量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优势：以创新者为本
作为创新之都，深圳对于创新者的重视是全方面的。住房方面，深圳对于高学历的工作者提供政府公租房，住房补贴等多种政策；在生活方面，深圳在有众多高级商圈的同时，保留大量城中村，仅南山区内就有几十个城中村，这些村子内提供的经济美味的饮食，实惠便捷的服务，让创新者们能轻松恢复状态，继续投入创新和研发中；在产业链方面，深圳一个城市内不同区块的资本禀赋不同，让各类产业可以在一个城市内生存，让创新者能更快将自己的想法照进现实，并进行下一步的测试改进和再创新。
潜在危机：以劳动者为本
虽然深圳的经济增长让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提高，但是我们仍然看到大量劳动者存在着工作时长过长，工作压力过大的问题，最直观的例子便是周末晚上的腾讯大厦，依然灯火通明有人上班，无论是长期996的工作压力，还是众多企业在员工35岁的裁员，都让劳动者萌生退意，抑或退居国内二线城市，或者移民去美国、新加坡等国家。我们国家制定了劳动法，但是目前的执行力度明显不足，无论是对比国外企业还是国内的外企，这对于人才来说会形成一种挤出效应。所以我认为为了深圳的长期发展，切不可饮鸩止渴，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严格执行劳动法，吸引人才流入。
作为第一批经济特区，深圳凭借着敢为人先的勇气创造了经济奇迹，在建立40年的今天，深圳也要不忘初心，居安思危，继续勇敢创新，为深圳人民和中国经济做出自己的贡献。
张涛：打破常规，借力创新
从深圳飞往北京的飞机正在爬升，我透过舷窗用一种陌生的视角盯着这片熟悉的热土看了很久很久，不经意瞥到了我学习和生活了四年的大学城，它在用一种无声的方式闯入我的眼帘，目送我离开。深圳这座城市在我4年本科时光中留给我的最大印象是“善于打破常规思维，通过借力来助推创新”，我和这座城市的缘分就是从大学城开始。
说到深圳大学城，外人很难相信，在深圳也可以上清华、北大、哈工大，这也是我每次回家面对亲戚询问时的尴尬之处。“你在哪里上大学啊？”“哈工大”。“噢，哈尔滨可冷了吧？”“我是在深圳上的哈工大”，然后在对方一脸惊讶和茫然中哈哈大笑。很多人说深圳是个教育和文化的荒漠，深圳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直接引进国内外名校的分校区，这种效果好不好呢？
以我所在的哈工大（深圳）为例，我作为第一届学生进入时，分数线和本部基本持平，四年以后我毕业了，深圳校区的分数线已经比本部高得多得多得多了，一线城市加学校声誉产生了如此大的化学反应，这是令人当初难以想象的。除了哈工深，深圳还有清华、北大、中山大学、港中文、北京理工大学等学校的正式分校区，另外南山区还有一个虚拟大学园，入驻了几十所知名大学的科研机构，我们大三做企业调研的时候去过，产学研结合与转换这一块做得很好。
除了教育，深圳在医疗问题这一块也是采用类似的思路，港大深圳医院、北大深圳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等等“混血儿”长期占据着深圳最好医院排行榜的前列。深圳通过“借力”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实现了“深圳速度”、“深圳突破”。
再谈谈深圳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借力创新”。首先分享一个名词，叫“产业链上的点突破式创新”，这个词是一个海归创业者告诉我的。深圳现在有很多海归创业者，这里面很多人是带着国外的名校学历和高端工业技术回国创业，这些技术是从外面“借”过来的“他山之石”，对于原来老旧的产业链来说就是一个“点突破”，以点带面就能高效率地拉动产业链升级创新。但是这个模式落地的难点主要体现在融资问题和产业链上下游的协调问题。
连续两个海归创业者都和我说，选择来深圳创业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懂技术的投资人在深圳。传统投资人不太懂这种工业制造业方面的硬核技术、对资金回收没有信心，他们可能更偏好互联网等投资周期短、以商业模式见长的项目。另外，旧有的技术以及产业上下游配套无法协调这些高端技术的进入，造成海归创业者空有技术却打不开市场的局面，创业者对我们说尽管他们是明星项目，但是深圳政府并不会直接出手帮助销售，而是在正面宣传和产业链上下游协调等方面做工作。
深圳就是这样，从政府和企业，各个市场主体都不拘一格地搞创新。深圳速度怎么来的？首先人是引进的，盖楼的工人、上班的白领、创业的草根和精英，都来自于祖国甚至世界各地，深圳本地人很少，大家都是外地人，高楼大厦旁边的城中村给了我们这些外地人吃10几块钱一碗猪脚饭的地方。然后学校和医院是引进的，要不是有个深圳大学城和哈工大深圳园区，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同学应该就没这个机会来深圳上学。另外技术也可以引进，但是要做好配套设施，包括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和法律保障。
也许这就是深圳的魅力，它用独特的包容将来自于五湖四海的人拧在一起，并且让他们产生了某种奇异的归属感，社会学概念里有两种“社会”，一种是没有目的自发生长形成的社会，一种是为了某种目的而结合的社会，深圳可能是后者，也正因如此，没有那么多长年积累的礼俗和利益牵绊，可以心无旁骛地整合资源向前冲。
当然，深圳速度下也存在它的问题，包括高房价、高压力等，以前有个口号“来了就是深圳人”，现在有人戏称“来了就是深圳人，没钱就是惠州人”，深圳高昂的房价到底多少反应市场真实供需，多少是炒作泡沫?这个问题还要继续思考。
陈垒：与深圳的不解之缘
深圳对我来说有一份特殊的意义。大学四年是我学着观察社会重要节点，而身处鹏城使我受益匪浅。
2016年初来深圳，深圳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崭新”与“包容”。较之我成长的城市杭州，深圳没有太多“诗情画意”，其城市风貌简洁明了，但富于时代意义。从地王大厦到京基一百，再到平安金融中心，垂直方向上对土地的精密管理，对应着这座城市的寸土寸金。而来自深圳的“包容”，我如今依旧记忆犹新。即使我初来乍到，也能有机会参与到各大知名论坛，参观各大企业，从而拓展视野，学以致用。
就学期间，我尝试着与深圳建立起各式各样的沟通，主要是通过实地调研与科研项目。深圳从碳税到碳排放权交易，一直走在全国低碳前沿；深圳致力于土地商品化推进，最终形成了全域城市化，空间多元化的格局；深圳“智慧政务”高效透明，营商环境优化，企业迁入不断；深圳高新技术企业云集，高端制造产业链成熟，是名副其实的“创新之都”。深圳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成就无数，这些只是九牛一毛罢了。同样，这座城市也不尽是完美。土地资源紧缺以及土改历史遗留问题，区域发展不平衡，高房价挤出制造业面临“空心化”危险，城市教育医疗水平有待大幅提升等等。美与丑勾勒出深圳的轮廓，但每每我想到40年来，这片土地上的风云变幻从无到有，心中更多的还是敬意。
对于深圳，2020年会是形势紧张的一年。经济下行的压力，“卡脖子”问题的凸显，城市发展的不平衡等等，都将对这座城市提出考验。但正如《潮起大鹏湾》从空间经济学分析，深圳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和产业结构注定了它的不可替代。推动湾区合作，找准国际定位，强化产业优势，加快基础建设。四年，我见证了深圳从政府到企业到个人的努力，我对深圳的未来依旧充满信心。
郑磊：深圳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
深圳建市40年，从边陲一个不知名姓的小渔村，跃居全球主要创新城市行列，成为中国四个超级一线城市之一，而与其并列的城市，都是有数百年乃至千年悠久历史的名城，深圳甚至在2018年经济总量上超过了她40年前的榜样—香港，这种令人炫目的成绩确实引来了全世界的关注。
深圳什么值得学习？
深圳如何能够平地一跃，在短暂的时间里成为中国经济成功转型的样本，也是全国各地城市管理者都想搞明白的问题。于是，最近一两年，内地许多城市兴起了学习深圳，追赶深圳的热潮。但是，似乎真正能够理解深圳成功精髓的城市并不多，而学习了一段之后，大家开始反思，为什么学不像，不仅没有赶上深圳前进的步伐，反而差距越来越大了。
“大社会，小政府”
对20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至今印象深刻。当时，我就职于一家美资上市公司，该公司刚进入大陆，尝试性地在深圳设立了办公室，并派遣了熟悉中国情况的一名华人MBA担任负责人。这名负责人当时深有感触地对我说：我非常喜欢深圳，这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和内地其他地方完全不同。
这在当时未必就是个别人的感受，今天看来，这确实是深圳有别于其他内地城市的最大的一个特点，也是很难学习之处。这六个字真得难学，因为其背后需要相应的文化和制度支撑。中国传统文化讲究集中管控，由上而下的科层管理结构，盛行“官文化”，政府成为社会管理的核心和中心，全社会一切活动听从政府指挥，这就是中国城市典型的文化和制度基础。
在这种政府包管一切的社会环境中，市场必然直接受到政府管理，市场的所有参与者都需要听从政府指挥，这样就根本无法让市场按照自身规律发展和运行。而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才应该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核心引擎，一个被各种行政干预束缚了的市场，必然无法展现活力。试看当下政府包办一切的城市，市场毫无例外都了无生机。
内地城市管理当局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学习深圳的任何做法，都很难重振市场活力，结果只能是“东施效颦”。一个正常的生态应该是社会监督政府，政府监督市场，让市场和市场参与者在正常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发展。如果将政府权力太大，不受任何社会力量的调节，而政府又倾向于深度介入市场，则市场经济无法建立，更谈不上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良好发展。
清晰的政府与市场边界
市场很重要，但是高效市场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这种认识除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其实已经得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认可。市场通常是可以自行调整的，但也会出现失效，在市场失效时，政府可以适当介入，加以引导，让市场及时脱离失效状态。而政府也经常失效，特别是在同市场互动过程中的失效，此时就应该有来自社会层面的监督，调整政府不当的行为，由此实现市场主体、市场环境、政府管理和社会监督的有机生态。在欧美发达国家，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仍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从财政政策到产业政策，以及市场监管制度，这些都是以政府为主的市场相关领域。
政府是市场的监护人，其职责在于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当出现市场失效时，对其进行必要和有限度的干预，让市场能够高效率运作。市场失效情况经常发生，政府可以对供需失衡情况加以干预，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凯恩斯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已经被西方国家用于调整总需求，而不少发达国家也采取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对供给端发生的失衡进行调整和引导。在维护市场公平方面，西方各国都重视监管，尤其是限制过度垄断，保持合理的市场竞争状态。政府的上述工作需要高超的能力，也是一门经济管理艺术，并不容易做好。这是内地城市管理者应该学习和掌握的关键技能。
过去40年，深圳政府很多工作是在为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搭台子，完善市场管理机制，降低营商成本，并通过前瞻性的城市发展规划，通过政策倾斜，引导市场主体向着有利于城市和自身的方向发展。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深圳引导产业创新的各种政策，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等，不仅领先内地各城市，而且政府认真在执行，从战略层面引领着城市的发展。这和许多内地城市政府直接插手市场的做法完全不同。
政府明确的自身定位
“大社会，小政府”绝不是无政府。政府不插手具体市场活动，但要负责搭台子，监督市场正常和有效运行，这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既有管理责任，又有服务职能，两个方面不能偏废，而且都是常态工作。
有个段子说，东北地区的政府官员喜欢说“我管的企业”，山东有些官员爱说“我下面的企业”，均反映的是政府和企业之间不正常的关系。如果让深圳政府官员说，他们可能会说“我服务的企业”。正常的企业不需要政府来管，企业经营什么，如何经营，也不是政府该管的事情，这是企业家的工作。政府要管的是市场环境，而不是市场中的各个主体。具体说，政府像警察，负责市场的安保，确保市场能够正常有序运转即可。如果市场发生了政府不希望出现的问题或倾向，而又不属于违法范畴，则政府可以通过合适的经济管理工具，比如建立制度和制订政策，对市场主体加以引导和督促。
政府在市场未出现问题时，主要工作在于为市场主体提供服务。这一点对于培育创新经济，尤其重要。市场存在交易成本，有时候甚至非常高，政府可以通过有效的市场管理，最大程度地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另外，创新活动存在成本和不确定性，以及负的外部性，政府可以提供创新扶持政策，提供公共创新平台，将企业创新的资金门槛降低，甚至可以发起创新扶持资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创新创业领域。这些都属于战术层面，深圳可以提供这样的例子。
深圳的很多做法首先来自战略层面的设计，换言之，政府把大问题想明白了，剩下才是具体如何做的问题。而内地政府最大的障碍不在术的层面，而是应该明晰城市经营管理之“道”。政府应该放下“官员”身段，让社会各主体职能归位，全力做好政府该做的工作，提供便于企业家施展技能的市场环境。这是基本要求，在做好这一步之后，还应学习通过发展战略和制度、政策引导市场主体的方法，既不乱为，也要有为，不断提高城市经济管理能力。
深圳奇迹背后的理论思考
40年前的深圳，仅仅是一个各方面都非常落后的小渔村，基础可以说是一穷二白，人口资源和自然资源极度稀缺。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业首先就缺人。但是深圳率先利用比邻香港这一国际大都市的地缘优势，先开始了跨境贸易，积累了人气，加上特区开放政策，逐渐吸引了大量人员进入深圳和周边，为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业打下了基础。深圳政府本着“大社会，小政府”的原则参与经济建设，市场环境不断优化，生产力要素自由流动，政策非常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使得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的三来一补逐步顺利升级为资本密集型，政府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产业政策加以引导的作用也非常重要。深圳转型为创新经济过程初期，存在严重的技术模仿和“山寨制造”问题，解决了技术可得性问题，而且在干中学和政府营造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中，技术模仿和盗用逐渐转变成了企业自主研发，成为举世瞩目的创新之都。
有人认为深圳当年是得地势之利——毗邻香港，而且正好碰上香港经济转型要转移生产制造功能，也是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之力，当年发生了举全国之力建设特区的现象，深圳作为创业热土和改革开放前沿，吸引了大批劳动力和建设人才。这些说法，都是暂时和短期的，也都可以放在本文论述的比较优势框架里解释。如果深圳只是因为这些因素，那么她在90年代就应该“泯然众人矣”。幸运的是，深圳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发挥比较优势需要具备的条件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该遵循何种最优路径，比较优势理论已经给出答案了，但是很多国家和地区在运用这个理论时，出现了水土不服现象。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忽视了这个理论的应用前提条件，从而实践走上了歧途。
比较优势从理论转化为现实应具备三个前提：
条件1：必须存在自由竞争的市场，这不仅仅对于一国或地区境内是如此，跨境市场也必须是自由竞争的。
条件2：通常一个国家和地区要从劳动密集型技术做起，这就需要该国/地区具有足够的人力和所需的相关自然资源。
条件3：该国/地区所需的技术是可得的。
我们可以将其分别称作市场经济制度禀赋、自然禀赋（以及外生条件。
这些条件似乎都没有体现出政府的作用，这正是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一个特点，即，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得相当成熟，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已经大大弱化了，以至于除非特意强调，人们已经忽略了政府的作用。以条件1而言，自由竞争的市场并非是天生就有的，欧美国家发展了几个世纪，目前基本形成了自由的市场环境，而绝大多数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现在还没有符合这个条件。这样的市场并非是自动形成的，政府在自由竞争市场的形成过程中，有很多工作要做。
另一个与政府有关而没被理论界充分重视的问题是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战略。比较优势理论假设市场主体具有自主选择的自由，而实际上，即便欧美政府也存在指导或引导经济的政策。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战略意志更为明显和不可忽视，这一因素和条件3一样，是外生的。新中国成立后所选择的“赶超战略”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综上所述，如果充分考虑到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作用，要想让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成果，还应当具备其他几项主要条件：
l 国家和地区政府选择比较优势发展战略；
l 国家和地区政府着力打造和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制度体系；
l 国家和地区的自然禀赋支持比较优势战略的起步要求；
l 在发展过程中所需的技术是可得的。
基于此，该国/地区从劳动密集型技术入手，不断积累资本禀赋，最终将过渡到资本密集型技术，从而缩小与先发国家的差距。
一国经济的发展，通常会经历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知识密集型，这里要解决的问题是技术的发展。如果技术始终是可得的，比如通过支付使用权而获得技术，甚至是通过不正常的途径得以使用，都可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
比较优势理论本身没有明确提示政府的角色和作用，导致应用中产生了一些混乱，在新结构经济学里，这个被隐藏的概念被重新提出来，即有为政府。但是，这个说法引发了很多争议，王勇就此所做的澄清是：有为政府指的是政府行为集合中去除了政府乱为和不作为之后的那个子集合。
这个“有为政府”的定义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而通过上节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有逻辑的结论，即有为政府应该着力打造和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制度体系，并且在技术创新方面提供必要支持，概括讲，就是通过政府行为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减少负面外部性因素对市场的干扰，为市场参与者提供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支持。
从这一原则出发，则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行为属于政府有为的范畴，引导和支持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公共平台，降低创新活动的成本和失败代价，这些都在政府有为的范畴之内。市场并不是自动就能有效率，政府应该能够提供外部力量纠正一部分市场自身无法解决的失效。有创新不确定性和成本的存在，政府有必要为企业排忧解难，通过提供一些公共创新平台，减轻企业创新的负担，降低企业和个人创新的门槛。
在未形成高效市场的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没有政府的这些有为行动，比较优势理论是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的。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新结构经济学“吉林报告”引发的争论，主要源于咨询方并没有认识到比较优势理论中隐含的有为政府这个重要概念。东北地区的政府对目前形成的经济停滞和市场沉寂负有重要责任。正是因为一些地方政府的乱为和对市场的严重干扰，导致“投资不过山海关”，东北人才大量流向关内。在这种情况下，比较优势理论的应用已经失去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因此首要矛盾应该是解决政府乱为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恶化的市场环境，而不是引入或者发展何种产业的问题。当政府改变了思维和行为方式，开始恢复市场功能，澄清社会文化环境，才可能吸引人才，让比较优势行业生根发芽，企业正常成长，这本来应该是新结构经济学应有之意。新结构经济学明确点明了“有为政府”这个重要命题，还需要从经济学角度，尤其是制度角度，对有为政府构建经济学模型和理论解释。
改革开放前后的政府行为演变
基于有为政府和比较优势的分析，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背后的原因。以新中国建立为起点，中国在当时国际政治和国家经济条件下，选择了“赶超战略”，以期尽快提高国防力量，而放弃了更容易做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这一战略选择必然导致了之后对计划经济模式的选择，继而产生了对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基本没有符合经济学定义的市场存在。而改革开放是重新选择战略，回归到比较优势发展路径上去，同时，通过改革，重新建立比较优势战略所需的市场环境和相应的制度体系，走上了市场经济之路。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表明这一战略的实施基本是成功的，尽管中国经济还存在各种问题，这是一个不断完善和调试的过程。
赶超战略的实施是否成功，客观地讲，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中国的工业化基础得以建立，这是可圈可点的成就。之后中国经济主要遭受了各种频繁的政治运动影响，社会和经济都受到了重创。我们大胆做一个假设推演，如果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政府转向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当时确实存在路线争议，这个选择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中国可能会发展的更快更好。但是，这就忽略了制度本身的特点和局限性，制度并非这么容易调整，而中国当时出现社会政治运动，也与这个路线上的分歧有很大关系。
我们再假设中国一开始就选择了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则这需要新中国政府具备市场经济管理人才和相关经验，而且要求国际市场开放，技术上不存在使用限制，这些条件在当时并不存在，二战之后，世界很快分为东西方两大阵营，拉开了持续多年的冷战，新政府被西方国家敌视，受到封锁和禁运，更难以市场交换方式获得技术，这也是当初为何不选择这条路的客观原因。
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固然可以尽量采用已有经济理论，但是必须明确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即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市场经济在不断发育和完善的经济体。西方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竞争市场基础之上的，此时政府的作用已经很小（但仍不可忽视，比如西方国家也有产业政策，也有对市场垄断的监管，也有财政政策等），因此西方经济学理论实际上是政府缺位的经济理论，并不可以照搬到对中国经济的分析中来。我们必须将“有为政府”这个要素补充进去，通过有为政府达成西方经济学所假设的竞争市场环境，才能应用那些经济学模型。而有为政府该如何做，在现代经济学教科书上并没有这部分介绍，我们需要补上这一课，更好地为高质量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本文作者简介
郑磊，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博士，宝新金融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客座教授，国际新经济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副院长，负责数字经济研究中心、创新增长研究中心、经济行为与中国政策研究中心。
马德毅，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2020届本科毕业生，现就读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TU）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攻读国际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参与编著《潮起大鹏湾》。
张涛，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2020届本科毕业生，现就读于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理论经济学专业攻读直博。大学期间在和牛津大学模拟联合国大赛中获得“最佳立场文件奖”，参加过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等社会实践项目，参与编著《潮起大鹏湾》。
陈垒，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2020届本科毕业生，现就读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攻读marketing analytics and insights专业。本科期间参与“中国城市群产业转型与碳排放研究”，“土地制度变革与深圳城市发展”等项目，参与编著《潮起大鹏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