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如何走出即将到来的冬天

姜奇平 原创 | 2020-09-07 15:11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华为 

  8月20日,跟随信息社会50人论坛到华为参观,主人提出了一些华为方面关心的问题,我针对其中的前三个问题,谈了一点个人的看法。现根据回忆,略加补充,整理如下。

  一

  如何看待中美博弈背景下的先进要素(包括人才、技术、材料等)获取难的问题?如何在产业层面帮助企业跨越鸿沟?

  1、当前的势——对形势的定性判断

  美国打压华为,第一位考虑是全球意义上的所谓“国家安全”(美国优先本身的安全性)。中情局无法要求华为安装后门,所以华为越安全,越影响美国对德、英、法的监听。因此要求这些国家拒绝华为,等于变相要求他们同意中情局监听(从总统、首相、总理开始)。这些发达国家将悲催地失去说悄悄话的主权。但对主权国家,尤其是没有被美国驻军殖民的国家,这种要求是没有强制力的。第二位考虑才是打压中国数字经济、信息社会进程,特别是抑制信息技术和产业发展。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光不在美国使用华为,美国盟国不用华为,而且用断供影响上述地区以外国家使用华为,缩小华为的国际生存空间。第三位的考虑是整民主党。打击华为之所以不怕自损八百,是因为“八百”全是民主党票仓。民主党近年有老年痴呆倾向,没发现特朗普很少拿共和党票仓与中国斗。共和党由此放开了加剧中美科技对抗,从中借力(借中国之力)打力(打民主党之力),破坏民主党在高科技领域的选民基础。

  中美科技脱勾,对企业来说,带来的主要问题,是要素脱勾。包括人才、技术、材料等要素的脱勾。中美之间的要素脱勾,很难通过让步,妥协,请求来逆转,只能另辟蹊径。

  2、形势动因——势之形成与走向的动力分析

  一般看法,认为中美脱勾背后,出现了与全球化相反的逆全球化趋势,我不这么认为。这是两种全球化,特朗普想打掉令中国受益的全球化,变为令美国受益的全球化。背后的逻辑不是重商主义,而是“新重商主义”。“新”在以重商主义实现全球化这样一种奇怪组合(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以自由主义为基本取向的共和党,何以近年大搞政府干预,甚至干预到华为等具体事情上)。主要特征,我概括为,“凡事,从经济学,转向‘政治’经济学”。表面形式上有重商主义影子,如认为出口比进口好。但内涵不一样,是政府在直接插手经营,经营(而不是治理)政府。这是当年公共选择的理念。即,以企业家的方式治理国家。

  分析明白了这个道理,对策马上就明朗了,就是用新重商主义,对付新重商主义。由此我得出第三点看法:借鉴韩国经验。

  3、因势利导——逆天改命的杠杆

  今天这种要素脱勾形势,不是第一次出现。与美日争夺半导体之战,如出一辙。美国不是对付中国才这样,他对谁都是这样。反过来,也不是所有人都吃美国这一套,见招拆招,因势得利的经典,就是韩国半导体的崛起。

  美国对日本,当年也是断人才、断技术、断材料这三板斧。日本倒是被打下去了,但韩国却令美国意外地取代了日本的位置。韩国用的是什么招呢?过滤掉所有细节,其实就是新重商主义,也就是政府对等干预。政府与企业互相靠拢,解决关键要素的自力更生问题。与重商主义重大不同在于,重商主义往往争下游,新重商主义是争上游。

  这时候,不要再争论什么政府干预好不好。我也不喜欢政府没事就干预。但现在这个局面下,不能再娘炮了。人家自由主义出身的总统都放下身段一身短打,上演政府收好处费帮企业出头的全武行,我们也只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正面建议是,国家全面调整创新体系与创新政策,因势利导转向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建设。具体作法是,华为自投1000亿研发经费,国家就按1:1,为华为配套1000亿,用于要素挂勾。对华为的国家支持,要达到对中科院总投入的规模。这才能达到韩国在半导体业逆天改命的力度。至于用这1000亿,华为怎么用——是到英国连锅端他的独角兽,还是挖爱立信的脚角,或掏空芯片企业的人才——政府就闭眼不用看了,来个君子远庖厨,不必象特朗普那样赤膊上阵。

  二

  技术、制度与文化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文明的拓张与融合?

  这方面,华为只要抓住最主要的一条线,往前看一百年就够了。信息革命与工业革命一样,都是技术、制度与文化相形促成“体”变的过程。工业革命,主线是技术专用性导致资本专用性,实现了工业之体与农业之体的质变。这一点,威廉姆森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概括得非常好。华为的文化,很多还是从这种技术与制度中衍生而来,面临着下一个十年、三十年、五十年的挑战。能不能过关是不好说的。把握准方向是非常重要的。

  往前看一百年,技术、制度与文化的一条主线,可以从威廉姆森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倒推出来,可以把它概括为:从技术通用性,向制度方向深化为资产通用性,以及文化上的共享发展(生态化)方向发展。对照这个趋势,我建议华为在互联这个技术性概念上,再加一个“互用”这样的制度性概念。

  中美竞争形势,或华为与美国竞争形势,美国下一步主要靠技术,把通用目的技术的根扎得很深。华为也在往下扎根,十分必要。但要对一件事情保持战略清醒,当年美国超英国主要不是靠技术,而是靠市场(或说靠置根于市场的制度)。50年后华为还主要靠技术优势,即使全面超越了美国,够不够令自己“伟大”?最近中国提出“通用性资产”这个耐人寻味的新概念(这就是“互用”的资产依托),这将来会是美国的软肋。因为美国文化不习惯分享资本家的宝贝。而从互联网前沿趋势来看,互用要比独用,更加赚钱。华为既然打听技术与制度的关系,这里就是要点。

  华为在6G上已经把卫星互联网充分考虑在内,美国在6G翻盘的希望也并不大。但华为不应满足于此,而应超越业务层面,认真思考一下阿里选择的方向。他在做应用操作系统,而不是技术操作系统。这显然不是在跟,是想超车。尽管IBM、微软等对阿里的底层技术战略不屑一顾,认为是工程师人海战术。但在我看来,阿里找到的,可能才是真正的底层技术方向。也就是面向市场、面向最终用户的底层技术路线。中国将来的优势,在于结合市场来做技术。华为一旦偏了,就会成为大潮中某一行的食利者,而不是全局领潮者。

  三

  社会化分工是否到了“重新定义”的时刻,工业时代的分工在讲究跨界融合的网络时代如何自处?

  这个问题的答案相对简明。我赞同梁春晓的看法,一二三产业划分,不适合理解当前跨界融合越来越多现象的背后动因。一二三产这种社会化分工,背后动因是产业化(industrialize)。这个词在全人类只有中国人翻译成工业化。其实,industry不一定是工业,产业也是它。而现在的跨界融合,背后的动因是服务化。产业化的均衡点在P=MC,服务化的均衡点在P=AC。可见,二者区别在于服务化有一个高于零经济利润的正利润,俗称高附加值。是奔着与价格战相反的趋势而去的。

  相应的社会化分工,是服务化的社会化大分工,即平台(重服务化)与应用(轻服务化)的分工。目的是分享重资产以实现范围报酬递增。历史上,只有产业化中分出重工业、轻工业,可以与之媲美。中国目前在这方面领先美国(等于领先人类),这点是美国即使干掉华为,也绕不过去的坎。之所以建议华为提“互用”,就是因为将来真正的底层技术,是面向用的系统,面向增值的系统,说白了,就是服务化的主板。华为如果在这里熬出头,春天就到来了。

个人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互联网周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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