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丰与经济学

赵峰 原创 | 2021-01-14 09:48 | 收藏 | 投票

 薛兆丰与经济学

2021-1-14

我这学期课堂上布置学生阅读课外书籍并写读书心得,有两位同学读的是《薛兆丰经济学讲义》。薛兆丰的书籍进入我的课堂,还是第一次。

新生研讨课之后,我布置学生写学习心得,谈谈“我所了解(理解)的经济学”。其中有两位同学谈到,他们对经济学产生兴趣乃至选择了经济学专业,是受到“奇葩说”的薛兆丰的影响。

我很早就听说薛兆丰。他号称是张五常的学生,又是新奥地利学派的传人,还是一位自由学者。我以前浏览过他的网站,他讨论的很多问题很有趣,他思想活跃,文笔生动。

但我不认同他的一些观点。十几年前,针对春运期间火车票紧张的问题,薛兆丰发表文章提出,解决问题的出路是涨价。这种说法当然是吻合经济学思维的,但是却不合乎人的思维。我当时在博客中写了个来批判他。十多年前,类似的言论在经济学界甚嚣尘上。

我本来想买本《薛兆丰经济学讲义》来看看的。在网站上看了看目录,就放弃了。这本书其实也不是什么讲义,没有框架,不成体系,只是一百多篇小品文,介绍一些经济学原理,讨论一些有趣的社会经济现象。我也写这样的东西,也发表和出版过这样的“作品”。不过这样的东西一旦写出我就不看了。别人的这类东西对我没有太多价值,有时候会在网上随便浏览一下。要花钱买来读,我会觉得不值得。我不相信薛兆丰写的东西对我会有什么启发。

看到学生在读书心得中引用的一段话,我更觉得薛兆丰的书不值得读了。

“资本一旦投入到企业中就难以动弹。一个锅炉,一些设备,放进去以后,它就不能转为其他用途。劳动力来和它搭配,和它生产。相反,劳动力开个小差,打个电话,做一些假公济私的事情,这很容易。所以在劳动力和资本的结合过程中,资本其实是弱者,很容易受欺负,很容易被剥削。”

这段话看得我心潮起伏,怒火中烧。这分明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按照斯密的说法,在劳资斗争(罢工和破坏罢工)中,工人人数多,不易结盟;资本家人数少,容易结盟;工人财产少,不易坚持;资本家财产多,容易坚持。所以,工人总是处于弱势,资本家总是处于强势。理论是这样,历史和现实也是这样。

薛兆丰自称是新奥地利学派的传人,应该看过他的前辈,同样号称新奥地利学派的张维迎的著作《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按照张维迎的说法,因为劳动易于监督而资本难以监督,所以资本家成为监督者,成为剩余索取者,也就是成为剥削者。

现实地讨论问题,在现代经济中,工人的技能往往是专业而单一的,对资本的隶属关系不仅是形式上,而且是实质上的。相反,因为有了资本市场,资本可以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产品上流动。劳动总是隶属的,而资本却是自由的。薛兆丰讲的那种资本的被动和无奈,即使存在,也是前现代的境况,而且不是必然的情况。就历史和现实的一般情况而言,容易被套牢不是资本,而是劳动;处于弱势地位的,被欺负,被剥削,受支配的,是劳动和劳动者。

对这个问题,我先以为是立场问题,仔细一想,我相信是学理问题。我在课堂上批判了薛兆丰的这个论点,我的语气有明显的鄙视。是不是因为薛兆丰现在这么火,我对他有妒忌之心呢?我反问自己。我确定不会。薛兆丰只是网红而已,我是不会嫉妒网红的。

 

这几天看了几期马东主持的“奇葩说”。

薛兆丰看起来温文尔雅,腼腆内秀,节目传递的信息是他很受中老年妇女的欢迎。不过,薛兆丰的思维不是那么敏捷,信息量不是那么丰富,也不是那么有趣。他不时要提一提经济学,但显得生硬,突兀,很不自然。有一次讨论一个生活问题,他居然谈到“帕累托改进”,还解释说是“不使别人幸福减少而使自己幸福增加”。我估计在整个现场,只有他知道自己在讲什么,而其他人可能都没有留意到他是在讲话。在那样一个轻松活跃的场合,人们其实是不会思考的,而只是按照惯性在表达。讲“帕累托改进”这样深奥而晦涩的理论,而且是要转几个弯才能结合进现实的问题,实在不得体。不客气地说,多多少少是脑子进了水。

还有一次讲到年轻人为什么要选择到大城市工作时,薛兆丰讲到一个例子。说我们以为以前没有大数据,其实是有的;过去,在英国,教堂保留着一个人出生,结婚和死亡的数据。人们发现,教堂登记的死亡数据总是大于出生的数据。这是因为人们在乡下出生,然后到大城市死亡。我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但他的表达不清楚。或者,他可能不知道他要讲的是什么。其实这里是有个历史背景的。在现代的统计机构建立之前,欧洲国家的人口统计数据只能来自教堂。教堂统计的死亡数据大于出生数据,是圈地运动之后的现象。因为农村的公地被圈占,在农村出生的一部分人到城市流浪,打工,经商,然后就死在城市。薛兆丰只是简单说人们在农村出生,然后到城市死亡,实在是没有解释什么问题。在那个场合解释这样一个问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还涉及一些比较复杂的背景,所以,这个东西还是不讲为好。

初看“奇葩说”,薛兆丰没有给我留下好的印象。不过,多看几期之后,我的感觉有了一些变化。参加节目的嘉宾,好几人谈到薛兆丰的经济学;有人说到“机会成本”,有人说到“成本收益分析”,有人说到“经济人”。看起来,薛兆丰对经济学的普及是有贡献的,有影响的。他影响了“奇葩说”的嘉宾,进一步影响到观众,甚至影响到我的学生。

我真正改变的薛兆丰的印象,是因为嘉宾李诞的发言。

在一期辩论“是否愿意将逝去的爱人的记忆交给AI保存”的问题时,薛兆丰持支持的观点。不难想象,“经济学家”们总是新潮的,总是对技术进步带来的一切持肯定的立场。这一次,薛兆丰的表达还是不得要领。观众的掌声来自对他的温文尔雅的教授形象的认可。李诞的表达却很有意思。他持否定的立场,应用的是产权经济学的论据。当李诞讲出“产权”,“边界”等概念时,我甚是吃惊。这个小眼睛的家伙,我以为他只会插科打诨,煽风点火,想不到他居然会说经济学,而且,他的表达是不错的,他的解释是合理的。还有一次,李诞用“边际消费递减”表达他对人生无奈的领悟,他对这个经济学理论的理解是正确的,他所利用的理论与他要解释的现象之间的关系是合适的,一点不勉强。

李诞在准确地利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这些社会现象时,总是说这是“薛兆丰教授的经济学”。这让我认识到,薛兆丰通俗易懂的经济学可能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确实是对社会有用的。除开某些偏颇的错误的内容,薛兆丰的经济学著作应该是对经济学的教育和普及有作用的。连李诞这样的人都能理解和应用一些经济学原理,就充分说明了薛兆丰对经济学普及的贡献了。

这样说来,薛兆丰对经济学的贡献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我在“当当”网浏览一下“薛兆丰经济学讲义”的页面,发现消费者的评论达26万条以上。我猜想,购买并留下评论的,应该不到10%。这样来说,这本书在“当当”的销售量应该会有三百万册。作为一本经济学著作,两年多的时间,在单一平台达到三百万的销量,确实很惊人。我猜想,这个成绩在经济学的历史上也可能名列前茅。

我对薛兆丰慢慢有了些敬意。

我们的那些“学院派经济学家”,稳坐着学术的宝座,掌握着大量的学术资源,控制着学术话语,可他们究竟在做些什么工作呢?他们提出假说,构建模型,搜寻并拷打数据,证明那些无需证明的论点;他们在顶级期刊发表顶级论文,但阅读量往往不会超过三位数,甚至是个位数;他们出版大量著作,但这些著作走不向市场,或者是堆在库房,或者是进入旧货市场,进入造纸厂;他们靠这样的研究拿课题,评职称,卖房子,开豪车。他们的经济学研究给自己带来荣华富贵,但他们从不研究真的问题,从没有真的价值。他们的研究既与科学进步或学科发展无关,更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无关,与普罗大众无关。

薛兆丰不是“学院派经济学家”,他似乎只是一位经济学的爱好者和宣传普及者。他打出“经济学家”的头衔,可能也是为了方便普及经济学教育。我原先不是很看得起他的那种经济学,太简单,太初级,甚至是太幼稚。现在我的判断有些变化。经济学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科学或者学科,就需要将门槛大大降低。它必须很简单,很初级,很生动,很有趣,才能让李诞这样的人都愿意接受,学得进去,理解得了。将《薛兆丰经济学讲义》和张维迎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放在一起,李诞肯定会选择薛兆丰这本。如果说经济学的普及教育对一个国家来讲是有意义而重要的事情的话,薛兆丰的工作就是有意义的,值得肯定的。当然,我希望薛兆丰能够进一步加强学习,进一步提升学术修养。

经济学说史上总讲一个故事。说在李嘉图的时代,经济学已经是一门显赫而流行的学问,富贵人家雇佣保姆,需要面试经济学问题,参考书目就是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这肯定是某位不懂经济学的家伙杜撰的故事。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是经济学历史上出了名的晦涩难懂的天书,不要说文化程度不会很高的保姆,就是职业的学者也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在我们的时代,如果需要一本这样的普及经济学的著作的话,薛兆丰的著作倒是可以胜任。或者说,已经发挥了这样的作用。其实,也不是说薛兆丰的这本书写得多好。我相信,薛兆丰的著作这样流行并产生影响,应该有资本力量的助推。资本是要牟利的,薛兆丰是要赚钱的,如果同时经济学得到普及和发展,就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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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经过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的。 ——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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