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释充满意外的2020?

刘擎 原创 | 2021-02-07 14:31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焦点关注
关键字:2020 

 2020年是活久未见之年,发生了许多出人意料的事情。最令人震惊的事件,当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全世界每个地区、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根据世卫组织的一个数据,在疫情爆发之后的第一个月,全球只有不到1万个新冠病例,但过了半年之后就达到了1000万。

再过了半年就是到2020年年底的时候,新冠确诊的病例人数已经超过了8147万,累计死亡病例数超过了179万,它的传播速度和规模是如此的令人震惊。

另外一个引起全球关注的事件,就是美国总统大选。整个过程一波三折,惊心动魄,一直到2021年年初才告一段落。

当时许多学者、评论家都惊叹,这次美国大选出现的一些现象令人匪夷所思,让美国看上去像是什么?像是一个刚刚开始政治转型的第三世界国家。

除此之外,2020年还发生了其他许多意外的事件,比如说澳大利亚罕见的森林大火,还有中美关系的复杂纠葛。

我们其实是在2020年1月中美签署了贸易的第一阶段协议,今天回想起来好像已经很久了,是因为什么呢?

当时签署了协议之后就有了疫情的爆发,然后有中美关系的纠葛,使得整个的发展变得晦暗不明。

这些大大小小的意外事件,不断颠覆着人们的安全感,加剧了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感觉。

有评论家说,2020年是一个分界线,我们熟悉的世界已经终结了,人类历史将会被分割为前疫情时代和后疫情时代。

还有人说2020是过去10年中最坏的一年,但很可能是未来10年中最好的一年。
这是一种非常暗淡悲观的展望。那么我们究竟如何来解释充满意外的2020年呢?

意外并非突如其来

首先,让我们仔细想一想,所有这些意外事件其实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比如对于大规模流行性疾病的传播,其实早就有过先兆。

比如说2003年我们有SARS这样的事件爆发。后来也有有很多知名人士、医疗专家做出过预言。

特别是有名的企业家,比尔·盖茨,他在2015年有做过一次TED演讲,在那个演讲中他就预言,未来对人类最大的威胁不是战争,而是疫情大流行。

他那时候预告,说不定可能达到3000万人死亡这样的规模。

当然这次新冠疫情在死亡病例上并没有达到这样大的规模,但经济损失却远远超过了当时比尔·盖茨预言的程度。

再比如关于美国大选的这样一个波折。其实从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获胜之后,就有难以计数的研究和评论,对美国社会的分裂,对它的政治极化发出了警告。

还有,对全球气候变暖和森林大火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也已经有很多警告。还有,关于中美关系与世界秩序的问题的关切等等都是如此。

因此,所有这些意外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意外,并不是无踪可寻的。

就像我们知道有一座活火山,当它爆发的时候总有突如其来、猝不及防的感觉,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活火山早晚会爆发,只是不那么确切地知道何时爆发,以及爆发的方式、结果和严重性。

也就是说研究者和观察家知道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要素,一些长程的趋势会导致这些意外事件,会引发危机。

好了,如果意外的事件其实是有迹可循的,那么它背后的深层逻辑究竟是什么呢?


生活本地性的瓦解

在微观层面上,也就是说从个人的直观感受而言,其实我觉得已经存在着一个长期的趋势,我把它叫做“生活本地性的瓦解”。
这个词听上去有点复杂,但是一解释你就会明白。什么意思呢?

传统的生活往往是在一个熟悉的地理空间展开的,这个地方被称作本地或者当地,英文讲就是local。

生活的本地性,是指每个人熟悉自己的生活环境,有一种自足的状态。

你了解影响自己生活的主要因素,因为这些影响因素或者说变量,不太多,也不太远,也不太复杂。

因此你大体能够把握自己的生活,有一种掌控感。传统的乡村生活、小镇生活,大多数都具有这种生活的本地性。

不过,随着现代化过程的展开,城市化、工业化、商业化产生了巨大的流动性,包括人口的流动、技术的流动、信息的流动、资本的流动,这一切都对生活的本地性造成了冲击,构成了某种威胁。

人们的生活变得复杂起来,因为影响你生活的变量,从10多个可能最后变成了100多个。

而且许多变量是来自外部的,甚至来自远方,来自你从未去过,甚至从未听说过的地方。

而且往往让你不明所以,这些变量很复杂,你不知道它的本质、机制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然这个过程从现代化开始的时候就发生了,生活的本地性一直是受到某种程度的侵蚀。

但直到最近一轮全球化的时代,在大概近三四十年,这个进程加速了。各种流动性的深度、广度和速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极端状态。

比如说你是一个在中国某个手机制造厂工作的工人,你需要了解比如说荷兰的光刻机是怎么回事,你要了解中美的贸易争端对光刻机到中国的进口带来的限制,你才能对自己的就业和待遇作出预估,这是多难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美国底特律一个汽车工厂工人,他要知道上海通用汽车公司的生产销售业绩,才能准确地评价、评估自己的工作机会。

石油工业也是一样,比如说在德克萨斯州,石油公司的前景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一些科学家对气候问题的研究看法,以及政治领导人对于应对气候问题是否能够达成共识,有什么样的协议、有什么样的约束条件和限制,比如说《巴黎协议》等等。

这要求一个人对遥远的陌生的那些因素、那些变量有清晰的了解,但这是非常难做到的。

所以全球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深入地卷入了相互依赖的生活模式。

投资、技术、设备、生产、经营和消费,这些环节本来都是在地方一体的,现在可能来自不同的四面八方。

而将这些要素整合起来的机制,不仅超过了许多人的认识理解能力,而且这个机制不是本地能够决定的,甚至不是本国政府能够单独决定的,也无法单独去负责。

这样一来,生活的本地性就被瓦解了。许多人都感到自己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掌控能力,感到了难以估计的风险,造成了一种失控感,一种不安全感。

这是一种来自远方的支配,而且经常是蛮横专断地支配。为什么?

因为那些许多遥远而陌生的变量,是未经你同意、未被你授权的强大力量。

它以你难以理解的方式,顶多是一知半解的方式来支配了你,操纵了你,甚至剥夺了你的权利和利益,深刻地改变了你的生活方式。

这种状况让许多人感到挫败、委屈、沮丧,甚至怨恨和愤怒。

当然,生活本地性的瓦解,对不同的人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可以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对于一些有能力理解和把握这些复杂变量的人群,他们会在全球化的超级流动性中占据优势。

他们的生活相对容易,有些人甚至能够应对和操控这些变量。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全球化效应的分裂,我把这个叫做全球化的断层线。在每个国家内部都有这种断层线。


全球化的断层线

比如说在美国会有西部的硅谷、东部的华尔街这些从业人员,他们就占据了一个优势的地位。

而中西部的所谓“锈带”地区的工人,特别是教育程度比较低的人,他们就是全球化断层线当中的挫败者。

所以让我们来看,这一波全球化的特点造成了横跨国界的断层线:所有国家内部都同时存在着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受挫者。

而且在文化方面也出现了全球文化价值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的群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国家内部对于全球化的分歧日益严重。

在文化价值方面,就有一些所谓全球主义者globalist,他们能够向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特点开放。

而另外一些人,他们是所谓地方主义者或者民族主义者,是感到外来文化对本地传统价值、生活方式以及自己的民族认同的一种冲击。

比如在欧洲,移民和难民的涌入,而且还有恐怖主义袭击时而发生,再加上某种政客的夸大、煽动、操纵,这些文化冲击就变得更加敏感和尖锐。

2020年在巴黎发生了一起中学教师由于自己的言论被杀的事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这也是全球主义、多元文化和外来文化对本国文化影响的一个尖锐矛盾的缩影。

另外在这个深度相互依赖的世界里,生活本地性的瓦解,也对我们应对流行疾病这样的突发危机带来了挑战。

因为本来生活是本地性的,你的生活范围各种各样的流动,都比较主要地限制在当地,而现在人员的流动性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

比如我们想要把疫情限制在一个特定的小的区域,这就非常困难。你要防止疫情大规模传播也变得非常困难。

而且一个地区防控的情况如何,一个国家防控的情况如何,是否能够有效地控制疫情,也就不仅仅关涉到本地居民、本国居民,而且会影响到更大的人群范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也比较关注美国疫情传播的情况。

那么为什么全球化会如此迅速地超越地区的扩张和发展呢?为资本和技术不是地方性的。这里边有一个逻辑的不对称。


资本和技术不是地方性的

资本和技术它们遵循着一种对事不对人的普遍主义逻辑。

因为资本是什么样?它总是会流动到效益最高的地方;而技术,总是会找到生产性更强的地方。

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马斯克的特斯拉电动汽车的制造就是一个例子。特斯拉有一段时间的盈利是有问题的,没有多少利润,所以它有一段时间股票不高。

但后来特斯拉在上海开始制造了。想想特斯拉的上海临港工厂,它建造的速度之快,是从2019年1月7号奠基,到2019年的10月23号就正式落成投产了,仅仅用了不到10个月的时间。

所以在正式投产运营的揭幕仪式上,马斯克自己非常高兴,他跳了一段舞。关心股票的朋友就会知道,好像特斯拉的股票涨了很多很多,对吧?

但是资本和技术的这样一个普遍主义逻辑,它和社会生活是不一致的,它往往构成一种紧张和冲突。

因为人的生活总是地方性的,或者至少有无法彻底抹去的地方性。它依赖特定的文化、特定的传统语言和风俗等等这些特殊主义的因素。

如果这些特殊性遭到了普遍主义的资本和技术逻辑的侵扰,很可能就会引发冲突和不满。

因此全球化对生活本地性的瓦解,也始终伴随着反抗的逆转的力量,就是所谓逆全球化的力量。

这个在近几年也成为某种趋势,但是它没有办法根本改变全球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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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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