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华商网络:一项经济地理分析

张洵君 转载自 《浙江学刊 》 | 2021-05-13 16:13 | 收藏 | 投票

“一带一路”与华商网络:一项经济地理分析

邢菁华   张洵君

【摘要】海外华商是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与纽带,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腾飞做出重大贡献,他们在移民流动和经贸合作中逐渐形成链接海内外的华商网络。社群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历史是人类社群的联结。本文探讨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华商网络的经济地理、贸易投资、产业空间等演变与发展格局。华商网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资源,“一带一路”推动与延伸了新华商网络的兴起;华商网络以大陆为中心,香港为重要枢纽,“一带一路”国家的沿海口岸和重要城市为节点,“一带一路”路线图实际上就是华商网络的主脉络。华商网络加深世界华商与中国大陆的联系。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将深刻影响华商网格的构建和发展。

关键词:华商网络;一带一路;海外华商;经济地理;贸易投资

文章来源:《浙江学刊》2020年第3

无论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影响如何,都无法逆转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全球化社会中资本、商品、信息的流通必然与观念、文化乃至人的流动并行不悖。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在世界政治经济再平衡的背景下,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此后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要发挥海外侨胞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独特优势作用,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海外华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贡献者与受益者,他们利用自身的商业网络与资源优势,助力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伴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不断深化国际合作交流,海外华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参与度和桥梁纽带作用日益凸显。

      作为华侨华人和亚洲区域研究中的热门词汇,海外华商网络的相关研究已经相当丰富,研究视角包括历史成因、经贸往来、华人经济、跨国文化及空间地理等。关于华商网络的成因,绝大多数观点认为华商网络是华商彼此间协作与联系的网络,是建立在市场自发秩序而形成的内生与外生各要素相互作用下的产物。虽然华商网络词汇广为应用,但其动态变化与外部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尝试突破原有的华商网络研究范式,拟以全球化时代下的“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主线,适时分析“一带一路”的推进与海外华商网络之间的关系,构建出新的华商网络多元图景,从而丰富有关海外华商网络研究的内涵和外延。

一、研究综述和问题提出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以来,东亚和东南亚区域经济显著增长,人们将东亚的现代化进程总结为“东亚模式”。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预测了亚洲从国家到网络的趋势正改变世界经济发展,华人彼此间紧密的商业合作和构建的商业网络,将在未来亚洲占主导地位,并将海外华人经济圈称之为全球第三大经济势力;管理学家德鲁克(Peter F.Drucker)认为,海外华人创办的跨国公司正在悄无声息的编织着遍布全球的跨国华商网络,其产品已经行销世界各地,因销售规模巨大而成为新兴的超级力量。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华商网络”这一词汇开始进入华侨华人研究范畴。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以华商网络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中国知网CNKI提供的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数据(见图1)发现,从1990年至今发表的以“华商网络”为主题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围绕华商网络(118篇)、海外华商(60篇)、华侨华人(39篇)、世界华商大会(20篇)、东南亚(18篇)、海外华商网络(14篇)、世界华商网络(12篇)、商业网络(11篇)、海外华人经济(9篇)、“走出去”战略(12篇)、华人经济(7篇)、华人社团(7篇)等26个关键词展开研究。但是,以“华商网络”和“一带一路”同时作为关键词或主题的研究文献不到10篇。

1:中国知网CNKI以“华商网络”为主题的相关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

因研究者学科背景与知识角度的不同,使得“华商网络”的研究路径从不同的学科角度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主要从历史角度探讨了华商网络的历史形成。在我国古代对外贸易的不同朝代表现大相径庭。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商人的海上贸易已包括了全部南海诸国和整个印度洋区域,并延伸到西亚乃至欧洲,从而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荷兰著名学者包乐史(Leonard Blussé)教授与香港著名学者王赓武教授认为自欧洲殖民者东来以后,即16世纪以后华商网络才得以存在;庄国土教授在《论早期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形成》文章中却给予新的诠释,他指出其实在宋、元到明初时期就形成以中国商品、中国帆船和中国市场为依托, 华商初步主导东亚、东南亚海上贸易网络的格局。

第二类主要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华商网络其内部机制和稳定性。华商网络是社会网络与华商研究的交叉,其实就是研究华商在社会结构中的角色和联结,以及彼此互动中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体系。近些年,更多的学者从横向探讨了华商网络的社会性,通过华商的行为特征把华商之间、华商社团之间、华商企业之间、华商与国家之间的纽带关系看成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分析这些纽带关系对人或组织的影响。其研究内容逐步发展为社会关系、经济、政治、文化等错综复杂的多元知识结构跨学科综合体。以家族、地区、行业、社团、兴趣爱好等为社会基础,如刘宏、李明欢等;有“五缘关系”(地缘、亲缘、神缘、业缘、物缘)为联结纽带,如蒙英华、廖小健等;以华商之间的人际信用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经营关系,如龙登高、王勤、陈肖英等。

第三类是运用经济地理学和经济史的方法研究华商网络在全球范围内的跨国跨区域发展趋势。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论述了早期华商金融网络的形成。他将东亚和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从亚洲经济圈的视角讨论侨汇与亚洲金融贸易体系的关系,发现通过侨汇形成大陆居民和华侨之间的经济一体化,为巩固东南亚和华南之间的金融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本;庄国土研究了东亚华商网络的发展趋势,通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商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分析,以此透视海外华商网络逐渐发展为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东亚华商网络;龙登高等对海外华商在中国四十年投资企业的成长与阶段性特征进行回顾,他指出海外华商企业的竞争力正在从利用中国大陆生产要素比较优势转向全球产业链中形成集群优势;戴一峰以中国商人经营活动最集中的环中国海各地的沿海口岸为对象,描绘出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的空间架构。

如果按照出版发表时间梳理文献内容的相关性,可以看出关于华商网络的研究从最开始围绕海外华人的贸易网络,进而转向投资网络,而对于当代全球化趋势下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新华商网络与“一带一路”互动关系的研究,基本未有学者提及。

基于前述学者的诸多成果,笔者结合华商企业发展近况,对此进行新的思考,华商网络应该是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可变性和时代性。它是一个动态建构的网络互动关系,并随着世界经济、地域经济的发展态势而不断调整其形态与功能。笔者将以全球化和“一带一路”为背景,借助世界经济地理和政策分析方法,探析政策实施前后对华商网络新变化,从华商网络的地理版图、经贸投资演变、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等,多维度呈现新华商网络的图景。

二、“一带一路”推力下的华商网络地理版图

关于华商网络的话语,学界通常首先指向广义的东亚地区。海外华商网络在该区域的“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奇迹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自身也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他们凭借五缘文化纽带,基于经济利益而形成了独特的泛商业网。每个国家的华商以华人社团为主要联结方式。华人社团是宗族和同乡组成的公司和企业网,各企业之间层层连接,规模不断扩大,直至覆盖全球,用个形象的比喻,它就像当今的互联式电脑网络。从长时段纵观华商网络发展的历史,其演化从汉代的海上贸易萌芽时期,逐步经历了宋、元到明代的形成期,再由明中叶到清中叶贸易鼎盛期,形成一个以中国市场为中心, 遍及北起日本、至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台湾、南括东南亚地区的东亚、东南亚商贸网络。此后经过清中叶到民国的转型期,华商网络向海外逐渐转移为以东南亚为中心。20世纪中叶以后,海外华商网络区域性与全球性并行的梯级发展模式逐渐形成,海外华商网络逐渐溢出东亚、东南亚范围。 华商网络自古与海上丝绸之路交织相伴。“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华侨华人群体栉风沐雨、自强不息,在住在国落地生根、枝繁叶茂,海外华商网络的历史和时代内涵亦在不断深化。“一带一路”视野中的华商跨国网络的形成是建立在华商从事跨国经济活动基础上的,华商网络的布局正从原有的东南亚区域逐步扩散,开始将东亚经济圈与欧洲、非洲等多个区域的经济圈连接起来并加以融合,而由此展示的网络形态形塑着新的华商网络。根据国侨办资料显示,中国大陆以外的世界华商(含港澳台地区)资产总额接近5万亿美元。而东南亚十国的华商资产约15057亿美元,其中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五国华商资产占东南亚华商资产的95%。东南亚在世界华商版图中根基牢固,传统优势明显,历史地位突出。中国大陆实施改革开放以后,新移民是华商网络话语的新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投资移民和专业人士移民的跨国流动大幅增长,影响了海外华侨华人的地域结构,大量的新华商在北美、欧洲、澳大利亚等区域不断涌现。不同国家的华商所从事的行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北美和澳大利亚等地的华商以运营中小企业居多,营业范围涵盖现代服务业、科技投资等领域。越来越多的中国新移民开始融入美国科技创新体系之中,形成了创新型的新华商网络;欧洲华商行业覆盖面广,经营地域相对集中,其中分布最多的是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荷兰等。

新丝绸之路包含“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个概念。“一带一路”国家分为“带路”国家和狭义“一带一路”国家。沿用国家信息中心的定义,狭义“一带一路”国家,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涵盖沿线的65个国家,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国家,是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上,扩大至其他与中国明确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按照新丝绸之路的战略走向,“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涉及中亚各国,并逐渐覆盖和辐射至中东欧、西欧以及西亚、北非地区等更广泛的区域;“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从东南亚国家延伸至印度洋、中东、非洲和地中海等区域。“一带一路”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跨度最长、覆盖面最广的经济大走廊,覆盖人口约为44亿,占全球总人口的63%左右;经济总量约为21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9%左右。从广度来看,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覆盖范围,已经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而不断扩大,日益广阔。

截至201910月底,中国已经同137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197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南美洲等。经过六年来的推进,各国政府根据本国国情,积极就“一带一路”进行相关战略合作,“一带一路”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蒙古国“发展之路”、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等众多发展战略实现对接。

更多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如巴西、俄罗斯、南非及埃及等,也在运用国家力量引导和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华商经贸网络被激发和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根据最新官方口径,海外华侨华人有6000多万,分布在世界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4000多万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7个国家和地区。以世界华商500强企业来看,约1/3集中在东盟国家。他们分布行业广泛,不仅拥有相当的资金基础,适应当地的管理风格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积累了成熟的商业网络,熟悉当地的相关行业情况和政策环境,因具有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源的独特优势,在经贸往来和文化传播中积极参与我国“一带一路”建设。如果说中国企业借助海外华商网络实现“走出去”,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化,更多的海外华商亦将借助“一带一路”沿线的新兴市场寻找机遇,扩大和优化当地的华商网络。

三、华商网络的经贸投资演变与“一带一路”作用 

华商网络的形成始于贸易,华商网络是互通与联结中国与海外华商的桥梁。新世纪近十余年的华商网络开始涉足投资领域,华商企业不仅在数量与规模上不断壮大,水平与层次上也有了根本性的提升,而且在资本与企业家的构成等方面,都展现出丰富多样性。基于与“一带一路”国家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区域深化合作,“一带一路”建设对海外华商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他们熟悉住在国的历史、民俗、语言、文化、社会和法律,具有融通中外的独特优势,可以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参与者、建设者和促进者。以下就“一带一路”政策推出前后华商网络形态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阐述。

(一)华商网络经贸合作及与大陆的往来

回顾历史,海外华商所销售的商品,从农产品到纺织品、陶瓷、日用器皿等,大部分出口商品以大众消费品为主,在不同时期贸易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实施高度封闭式贸易政策,中国大陆与海外华商网络的连接基本中断。改革开放为吸引海外华商在中国大陆投资提供了先决条件,截止1992年,华商企业在中国的外商投资(含港澳台)企业中占比超过80%,港澳台与中国沿海城市的经贸关系迅速发展。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改革开放进入全方位宽领域对外开放时期,从自主单向开放向互相多边开放转变,从政策导向开放向按世贸组织规则开放转变。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开放的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进一步深化,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在贸易、金融、投资领域获得了更大拓展,“一带一路”实施提升了沿线国家间的总体贸易水平,释放进出口贸易对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尤其对于中东、中亚、非洲等区域。

按照区域以及全球各大洲的地理位置分布情况,可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划分为东南亚、东欧、东亚、南亚、中亚以及西亚北非六个板块。其中,东南亚、东欧、西亚北非地区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相对较大。

(二)华商网络的核心、枢纽和节点

长期以来,香港是海外华商与中国内地贸易和侨汇的中转港。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香港已是海外资金投资中国内地的重要枢纽,尤其是较大的东南亚华商企业通常在香港设立子公司进行对内地的投资。改革开放以前,海外华商网络通过香港仍与中国内地维持小规模的经贸关系;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十年中,来自香港和东南亚华商的投资约占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的55%,且其中绝大部分是来自香港的投资,主要投入福建和广东,也即投入华商网络的传统根据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通过贸易和投资,大陆东南沿海地区、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东南亚华商之间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香港实际上成为华人的金融大都会,是世界华商网络的核心”。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近十余年来境外资金投资中国内地,主要通过香港来进行。2018年中国香港对内地直接投资额为899.17亿美元,占比达到65.01%(见图2)。

 

2:香港对内地直接投资占内地实际利用外资比重,2019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商务部原始数据整理汇编 

如果按照2018年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内地国家和区域划分,其中香港是中国内地最大的FDI来源地,远高于全球其他地区国家的投资金额。香港也是内地对海外直接投资的重要中转地。根据中国商务部提供的数据,2018年内地对外直接投资中有911.53亿美元流向香港(见图3)。

 

32018年中国大陆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商务部原始数据整理汇编

从历史上看,近代环中国海的华商网络是建立在华商跨国经济活动的基础上。华商网络的空间架构是一张以北中国海经济圈、东中国海经济圈、南中国海经济圈的沿海口岸为节点,联结展开的市场网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带一路”国家的沿海口岸和重要城市是华商网络的关键节点,“一带一路”路线图实际上就是华商网络的主脉络。

“一带一路”建设使得中国大陆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合作深化,跨境投资稳步增长,对东南亚、南亚地区的境外直接投资(ODI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增长较快。2013-2017,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累计超过1,000亿美元,年均增长10.4%;“一带一路”国家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比略提升0.2 个百分点至17.3%。基于华商网络扩展的视角来看,从2010年开始,中国民营企业海外投资交易量和总额都在不断上升,过去五年里,中国海外投资逐渐由民营企业主导,按并购方公私所有制统计2018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额,民企占比达到53.3%,国企占比46.7%。民营企业的投资动机和国有企业有所不同,更关注于收购海外科技、品牌和消费市场等无形资产,以技术和产业升级为驱动的海外并购交易会继续发展。无论是外商直接投资(FDI)还是境外直接投资(ODI),中国均为“一带一路”跨境资本流量第一大国。自2015年以来实现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连年成为“一带一路”最大的外资净流出国。由此可见,海外华商网络是以大陆为中心,香港为枢纽,“一带一路”国家沿海口岸和重要城市为关键节点,进而再链接到全球的经贸投资互联互通的华人经济之网 

四、重构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的新华商网络:基于“一带一路”视角

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当前人类在“人、财、物、知”四个要素之间,通过相互连接构成了繁杂的社会网络,随着网络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一个创新、合作、分享的“人类网络”(Human Network)图景已经可感可见。而其中“人”是指海外的华商与“走出去”的企业家群体,“财”指他们所持有的资本,“物”指他们买卖的商品,而“知”指“一带一路”建设的知识与实践的积累,“人、财、物、知”彼此之间以社交网、金融网、物联网、数据网、价值网、互联网、感知网、资产网、传感网、生态网等多种形式存在于社会网络之中。传统的华商网络形态已经不足以诠释华商的跨国经济行为,新华商网络的边际已经远远超越贸易与投资,而是在全球化时代的推动下,围绕互联网和物联网的信息时代所呈现出的网络型新华商网络,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海外华商网络是人类网络中的一个独特载体。海外华商活跃于世界的不同国家(地区),由于所处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政治制度、文化背景、经济状况、风格习惯以及性格特点等存在明显的差异,商业活动交往中常常会表现出显著的文化差异与不同的处事方式。他们以利益关系相嵌入的跨文化移动存在于更深层次的“一带一路”互信互通互助的“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之中,而不仅仅是浮于表面的文化标识。华商网络因具备五缘(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的特点,在其住在国开展各项合作上具有天然的优势,更容易快速对接自身的商业网络资源并达成意向。如何利用华商网络,加强和扩展中国与世界进行合作的能力,将是国家和华商企业重要的竞争力。

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为代表的新经济领域发展迅速,这也为海外华商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机遇。随着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迭代叠加式突破,全球产业链布局会形成链状链接,虚拟链接的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成为更具有黏性、更具有依赖性的经济联系。以网络为核心的信息时代将重新塑造华商网络。

从格兰诺维特的经济社会学理论,可以推导出华商的经济行为是嵌入在华商与住在国的社会关系当中的,因华商富有族群性的特点所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产业空间(见图4)。产业自身内部亦发生改变,新移民的知识结构带动了产业多元化发展,从传统的餐饮、服装、贸易转向高科技,新金融和股权投资等行业。生物医药、互联网、通讯技术等成为创新经济的代表性行业。

 

4:“五通”、“五缘”与华商网络的产业空间图

 

结 语 

以中国大陆为核心,香港为枢纽,“一带一路”为纽带的新华商网络新格局正在形成。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城市是华商网络延伸的骨干网络和节点。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对华商网络的认识放眼于一个更加广阔的经济地理空间。“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进为华商发展带来历史性机遇,对华商网络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资流动规模在全球资本流动中的占比不断上升,“一带一路”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外资流入区域,未来“一带一路”将创造巨大的投资和资本需求。中国经济崛起并深刻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变革与重塑,“一带一路”和华商网络的拓展,为华商企业战略布局、深耕细分领域细分市场创造机遇,进而实现华商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同时,“一带一路”为华商网络的发展铺陈出新的图景,华商网络从原有传统基于亚洲贸易圈向世界范围扩张。海外华商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参与者,推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和民心相通。新华商网络对于共建“一带一路”,对于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通、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新华网:《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3/28/c_1114793986.htm2015328日。

2.[]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蔚文译:《亚洲大趋势》,北京:外文出版社,1996年,第13页。

3.Peter F.DruckerManaging in a Time of Great Change. Harvard Business Press2009pp.169-175.

4.申旭:《郑和下西洋对明代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影响》,《东南亚南亚研究》1992年第4期。

5.[]包乐史(Leonard Blussé),庄国土等译:《巴达维亚华人与中荷贸易》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6.王赓武,姚楠:《南洋贸易与南洋华人》,香港中华书局出版,1988年。

7.庄国土:《论早期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形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8.刘宏,张慧梅,范昕:《东南亚跨界华商组织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建构和实施》,《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4期;李明欢:《群体效应、社会资本与跨国网络——“欧华联会”的运作与功能》,《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2期。

9.“五缘文化说”,是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所长、闽籍学者林其锬教授提出的,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接受。五缘文化的研究,是对以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为内涵的五种关系的文化研究。

10.蒙英华:《华商网络内部信息交流机制研究》,《南洋问题研究》2009年第2期;廖小健:《全球化时代的华人经济》,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3年,第466-478页。

11.龙登高:《跨越市场的障碍:海外华商在国家、制度与文化之间》,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88-91页;王勤:《东亚区域经济整合与华商》,《亚太经济》2009年第2期;陈肖英:《信任与海外华商族群网络研究——来自田野的调查与思考》,《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

12.[]滨下武志,王玉茹译:《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

13.庄国土:《东亚华商网络的发展趋势——以海外华资在中国大陆的投资为例》,《当代亚太》2006年第1期。

14.龙登高,张洵君:《海外华商在中国》,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年,第95-120页。

15.戴一峰:《近代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研究论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6.日本学者以及部分欧美学者习惯上以“东亚”指称东北亚和东南亚,是为广义的东亚;中国学者一般所谓的东亚,相当于广义东亚概念中的东北亚,是为狭义的东亚。本文是指广义的东亚。

17.[]约翰 · 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蔚文译:《亚洲大趋势》,北京:外文出版社,1996年。

18.庄国土:《论1719世纪闽南海商主导海外华商网络的原因》,《东南学术》,2001年第3期。

19.邵政达:《海外华商网络的历史考察》,《光明日报》,20200203日第14版。

20.庄国土等:《“华侨华人经济资源研究——以华商资产估算为重点”课题研究报告》,国务院侨办政法司印,2011年,第8页。

21.庄国土:《东南亚华商软实力及其对中国与东南亚友好关系的贡献》,《华侨华人蓝皮书: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4页。

22.王义桅:《“一带一路”的中国担当》,《前线》2015年第7期。

23.中国一带一路网:《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https://www.yidaiyilu.gov.cn/gbjg/gbgk/77073.htm2019

24.时任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在 “走进国侨办”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关于海外华侨华人情况的介绍,2014320日。

25.宦佳、袁璐:《华商牵线 双赢正当时(侨界关注)》,《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0409日第07版。

26.龙登高,丁萌萌,张洵君:《海外华商近年投资中国的强势成长与深刻变化》,《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3年第2版。

27.庄国土:《东亚华商网络的发展趋势——以海外华资在中国大陆的投资为例》,《当代亚太》,2006年第1

28.中国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报告2018》,https://www.ccpitcq.org/upfiles/201901/20190131090817850.pdf2018

29.中国商务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超6万亿美元》,《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0419日第03版。

30.中国企业进行跨境投资的主要形式有:1. 绿地投资:企业在境外根据当地法律要求新设企业,包括独资经营与合资经营。如果当地法律允许,也可以合同方式设立企业,进行投资。2. 兼并收购: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选择合适的境外企业作为目标企业,是收购兼并的前提。兼并收购境外企业是通过改变目标企业的所有权或控制权拥有该当地企业,主要收购方式包括股权并购/资产并购。3. 海外工程承包:是指外国政府部门、公司或项目所有人委托工程承包方按规定完成某项工程任务,是一种综合型的国际经济合作方式。

31.201393日至1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要创新合作模式,加强“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

32.[]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美国社会学杂志》,1985年第91卷第3期,第481-510页。

 

作者简介:

邢菁华,女,山东龙口籍,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副主任,致公党中央党史研究与党务工作委员会委员,致公党北京市委侨海委副主任,致公党北京市委理论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副秘书长暨企业史专委会秘书长,华商史专委会秘书长,《华人研究国际学报》执行编辑。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和北京大学医学部从事科学技术与医学史博士后研究。

张洵君,男,福建泉州籍,新加坡侨眷,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研究员,贵州省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贵州财经大学兼职教授,贵州省创业股权投资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全国金融系统青联委员,中国保险学会理事,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理事。曾担任基石资本副总裁,曾于北京大学攻读科学技术史博士学位,2012-2014年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从事经济史博士后研究,获中国侨界贡献奖,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等荣誉。

 

 

个人简介
张洵君,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研究员,贵州省金融研究院(贵州财经大学贵州省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任贵州财经大学特聘教授,全国金融系统青联委员。曾于北京大学攻读科学技术史博士学位,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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