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磊
美国从1900年至今，一直受益于科技的稳步快速发展，虽然中间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但是1920-1970年形成的科技成就，是支撑美国世纪的主要力量，经济增长只是表象，是科技应用的必然成果。回顾这段历史，美国做对了什么，我们无法忽略一份报告，这就是美国伟大的科学家、工程师，“曼哈顿计划”的提出者和组织者范内瓦·布什在战时的工作，以及在战争末期提出的一份改变了美国和人类科技与产业历史的重要报告。这份报告不长，被收录在《科学：无尽的前沿》一书中，只有短短50多页。该书后半部分邀请了任正非、向松祚、李笛等多位来自企业、研究机构和大学的相关专家进行了解读和评论。这本书的出版非常及时，对于我国制定科技政策和组织科研工作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1945年7月提交的这份报告经过5年的国会辩论和讨论，促成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的出台，确定了将“促进科学领域基础研究和教育”作为国家政策的原则，政府开始持续通过拨款和合同支持数学、物理学、医学、生物学等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到196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对研发支持的资金比1940年增加了20多倍。布什作为当时白宫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的负责人，综合来自美国战时成立的多个科技委员会的建议，通过这份报告提出了美国成为世界科技霸主的具体计划。
科技政策之所以重要，在于“科学进步是一种必需”，如果没有科学进步，“在其他方面再多的成就，也不能确保我们的健康、繁荣和安全”。这个思想清晰指出了科学对于现代民主国家发展的根本价值。由此必然得出结论：政府对科学研究的支持，是发展公共福利的必需。基础研究的成果经过应用研究和开发，会最终为更多的人所用。科学研究分为三个层面，即基础研究，介于基础与应用之间的研究，以及应用研究。根据美国的实际情况，分别适合大学和私人研究机构、政府研究机构和企业分别承担。
美国的大学和中国有明显不同，似乎无法简单套用。布什报告中描述的美国大学“存在一种独一无二的科研环境”，“科学家们可以在一种相对没有成规、偏见或商业需求等不利压力的氛围下开展工作”，“广泛的科学进步源于学者的思想自由及研究自由，他们理应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探索未知，自主选择研究的方向”。但是布什报告也指出美国大学做得还不够好，提出“必须取消我们以前不得不施行的那些严格控制，恢复研究自由，并重拾扩大科学知识前沿所必需的那种良性的科学精神”。
政府关注国民的健康、福祉和安全，促进开辟新的科学前沿领域就应成为其一项长期国策。在美国，政府机构开展的科学研究都有最终的实际目标，但是通常会在更广泛领域涉及到对基本性质的长期研究。这与我国的情况类似，而且科技的主力也正是中科院这类国家研究机构。政府有能力也有动力承担私人机构资本无法承担的高成本却商业目标不明确的研究项目。我们看到美国科技发展在20世纪末开始减速，这可能与从越战开始美国联邦政府减少对研发的资金支持有关，其中基础研究的费用大幅下滑。尽管工业企业的研发支出一直在增长，也未能弥补政府对基础研究减少支持带来的损失。企业研发投入几乎完全着眼于自身的中短期利益，本质上无法支持人人都可受益的创新性研究。
基础研究是非商业性的，在19世纪后半叶，美国基于欧洲科学家的基础发明大力推动了实用技术的发展，由此打造了1920-1970最辉煌的美国时代。但是，布什报告及时提出警告：一个依靠别人获得基础科学知识的国家，其工业进步将步履缓慢。对于美国在二战期间积累的大量科技成果，报告提出了前瞻性建议，最大限度向社会公开这些科学知识和技术，尽快将其转化为民用技术。报告还提出了在研发费用减免税收，改进专利制度，以及尽快整理军人档案，将有才华或战前从事科研的现役军人尽快送进大学和科研机构。这份报告让我们得以管中窥豹，作为国家科技政策，非常重要的是要营造出一种环境，即在这个国家之中，除了能力本身，任何人在智力上的雄心都不应受到任何限制。我们应该反思教育改革和教育商业化的做法，及时调整政策思路和措施，抓住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契机，让科技在国家建设中充分发挥其蕴藏的巨大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