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实质

汪丁丁 原创 | 2021-05-05 18:27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焦点关注

关于资本主义的实质,许多人谈过。例如西方有马克思、韦伯、桑巴特,中国有梁漱溟,余英时、黄仁宇等等。

最后,哈耶克在1988年发表了一本书《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算是给这场“主义”之争盖棺论定。

▌传统的看法

韦伯和桑巴特以后,黄仁宇,余英时,以及三十年代的梁漱溟,都持一种整体演变的看法。即“资本主义”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是由许多原因生成的。所以余英时先生又称韦伯和他的立场为“历史多元论”,以别于”一元论史观”。

简而言之,从西欧历史中挖去任何一段(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时代,古希腊,……)都会使现在西欧北美的社会不成其为“资本主义”。

黄仁宇提到,形成“资本主义”的三个主要条件:(1)信贷关系的拓展。(2)专业经理人员的使用。(3)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管理的技术的社会共享。

梁漱溟一直认为一个封闭的中国再有几千年也产生不了资本主义,中国社会自秦汉始已经用伦理道德代替了宗教,用礼俗代替了法律,用家族关系调和了西方社会固有的“个人与社会”和“社会与国家”的冲突。

余英时先生继承了梁簌溟的观点,也认为若没有西方的冲击,中国社会仍会在自己的传统内演变下去,出不了“资本主义”。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到底“资本主义”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呢?还是欧洲人文化传统与扩张精神产生的独特结果呢?

对于这个问题,余英时认为在欧洲资本主义诞生之前的几百年里,确实先有了一场连续不断的,指向资本主义的精神运动。

在“传统的看法”里,马克思和韦伯代表了两个几乎完全相反的看法。

韦伯的观点是,商业行为,甚至大规模商业行为,在中国和印度都一直存在并早于欧洲。但那不是资本主义,因为那里缺少一种“理性”,缺少一种依赖于精确计量的有理性目标的社会组织。

他把一切“资本主义”分类成四:(1)非理性的,政治的资本主义。(2)非理性的,工业的资本主义。(3)理性的,政治的资本主义。(4)理性的,工业的资本主义。

只有西欧的资本主义才属于第(4)类。因此“资本主义”(同样地,“社会主义”)作为理性的社会组织和政治运动在西方以外的社会中并不存在。

马克思的研究几乎可以看成是对资本主义“微观基础”的研究。马克思抓住了“剩余价值”这个关键,来解释“利润”和资本的金融扩张如何成为现实可能性。“雇佣劳动”于是成为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做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实质。

从我们的角度看,马克思的雇佣劳动概念是可以应用到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过程中的,所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比韦伯的有更大的普适性。

桑巴特在马克思和韦伯之后,他不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可以从“物质的”方面单独地得到解释。

桑巴特的认为:资本主义的实质不能从其经济的或生理的任何一个方面求得理解,只能从那个激励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的总体去寻求。

这种总体演变的看法受到余英时先生的重视。余英时试图描述的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全部精神基础。他的文章的题目被有意识地定为“工业文明的精神基础”。

根据余英时的介绍,奈夫的博大著作论证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是十四至十七世纪欧洲人文追求中宗教所倡导的道德和帝王所赞助的艺术结合的产物。

其间对艺术美的追求发展了科学,同时道德生活的体验培养了互相尊重的“自由契约”精神。“赛先生”和“德先生” 由是而生。

整体演变的看法固然是一种学者态度,但是要“学以致用”就不那么方便了。大凡“整体”一定难以脱离历史去看。那么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观念如何应用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呢?

我们研究一个观念是否可以从它由以产生的特定历史环境中抽象出来,目的在于把这一观念应用到其他的历史过程中去。对于“资本主义”这一极其重要的历史观念的抽象,是由哈耶克最后完成的。


▌“最后的看法”

哈耶克晚年最后一本书《致命的自负》第一句话是:“本书论证那个我们文明由以发生并赖以生存的东西,精确地说只能够被描述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该秩序通常被有些误导地称为资本主义。”

我在这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讨论了哈耶克“扩展秩序”的意义。那是因为“经济发展”这个概念所指称的历史过程本来就与“资本主义发展”相重合。

《致命的自负》讲的是道德问题,道德传统的意义,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和理性狂妄自负的危险。在书的扉页哈耶克引了对他思想发展最具影响的三个思想家的话来支持他的宗旨。

◎佛格森:“自由不是像其字面似乎意味着的,是从一切束缚中解脱。正相反,自由意味着每一种正当的束缚对自由社会全体成员的最有效运用,不论他们是司法官还是老百姓。”

◎休谟:“道德的例律不是从我们推理的结论所得。 ”

◎门格尔:“那些服务于公众福利的制度,怎么可能在它们如此重要和显著的发展中,却反而没有一个公共意志来引导它们的建立呢?”

从这里,我们又发现了上一节的主题:资本主义与传统。哈耶克达到这一认识的路程可说是艰苦,孤独,和漫长的。

从使他名声大振的反社会主义作品《通向奴役之路》,到他如日中天之作《自由宪章》,再到他晚年定论《致命的自负》,哈耶克的目光曾勘察了人类知识的每一个领域。从这一历程中,他得以抽象出“扩展秩序”做为“资本主义”的实质。

1920年代,当社会主义思潮终于具备了燎原之势时,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被认为是孤独的呐喊。即便当时,与同时代人相比,已经显露出哈耶克深远的关杯。

他强调,企业家或人类思想的创新过程是不可能被计划出来的。一个控制着全部产权从而控制着思想者的生存条件的中央计划是不可能不试图去控制人们思想的方式的。

彻底的自由主义必须以主观价值论为基础,于是一般均衡或“看不见的手”才是有意义的。

1960年,哈耶克发表了《自由宪章》。用他后来的说法,那本书表达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乌托邦”。他当时给自己的任务是刻画出一个愿意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自由的政府应当遵守的宪法原则。

然而,哈耶克也意识到,以孟德斯鸠的思想为蓝本的欧美政府模式不可能实现自由主义乌托邦。那些制订了美利坚和法兰西自由宪法的国父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失败了。

哈耶克注意到了社会主义的几乎永不枯竭的源泉在于人类理性的自负。由于这种“自负”,在所有市场经济的国家里都存在着政治家们“试图设计人类前途”的危险。

哈耶克对“理性”本身的考查把他带进了自然科学,他涉猎宗教史,科学史、艺术史,原始迷信和人类学,语言学,性,人口学,心理学和生物认识论等等。他是对一切知识有着深切关怀的古典意义上的“道德哲学家”。

他最终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不是“价值判断”上的分歧,而是哲学认识论上的分歧。争论的一方在哲学上陷入了谬误。任何能够直面真理的人应当能够纠正这一谬误。

1988年,哈耶克发表了《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这本不到二百页的小书,像一幅抽象画,是要读许多遍的。我不认为我已经读懂了这本书,但是做为初步的理解,我想用四个命题来概括哈耶克在这本书中的思想。

◎元命题:资本主义的实质是扩展秩序。

这里,扩展秩序概念有两个重要的内容:

(1)它必须是“自发的”,非人为设计的。任何人为的整体设计都会最终破坏这一秩序的“创造性”。

(2)它必须是“不断扩展的”,从家庭内部的分工,扩展到部落之间的分工,再扩展到国际分工……直到全人类都被纳入这个合作的秩序内。

◎命题一:心灵是文化演进的产物,不是文化演进的向导。心灵更多地基于模仿,而不是基于明智或理性。

人由动物状态进入文明,是靠了从传统中学习。人并不是生而具有聪明,理性,和良知。人必须通过教育才变得聪明,理性,有良知。

所以不是我们的智慧造就了道德,相反,正是在道德规范下的人际活动使理智得以成长。从动物本能到人类理性的进化桥梁是传统。

◎命题二:没有财产权利就没有正义。

这里有两层意义。

第一层意义是逻辑上的,没有“权利”就谈不上对权利的侵犯,从而就谈不上“正义”。这是洛克的原义。

第二层意义指如果自由的人们想要共存发展,那么唯一的方式是承认人与人之间看不见的边界,在边界以内每个个人得到有保障的一块自由空间。

在地中海欧洲的历史上,是先有了财产权利的分离,才有了个人自由和尊重他人自由的道德观念。文明演进,又有了对法律及正义的共识。

◎命题三:在扩展秩序下,行为的终极目标大多是为理性所认识不到的。

在观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学理性”,在观测者周围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可能观测到并理解所发生的事件,但他不可能观测并理解在广大范围内发生的全部事件。

对于“未知”,理性是毫无办法的。理性所能告诉我们的就是信赖那个经历了无数未知而使人类幸免于难的“传统”。

哈耶克的后三个命题合起来说就是,扩展秩序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以私有产权为运作基础的,而私有产权的道德基础则是由传统提供的,理性试图对传统进行整体设计和改造,那只表明“科学主义”在哲学上的谬误和理性的“致命的自负”。


▌中国的挑战
  
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虽说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检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尝试,但也可以纳入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求富强求变革的主流。

以往叫做“资本主义”的东西,应当正名为哈耶克所说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它的基本要素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就存在着:财产权利,市场和交易,道德意识。

所需要的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个创造性,和制度与技术的创新一样,蕴涵于无数文化实践者的创新努力,取决于大众拥有的创新自由。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哈耶克的所提倡的理念。

“最接近诺贝尔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这样评价哈耶克的思想:“我读了哈耶克的著作后,有一种强烈的相见恨晚、非常欣赏的感觉。哈耶克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能会与孔子思想对中国人的思想的影响一样深远和无孔不入”。 


个人简介
最近的工作: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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