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二元理论新探索

宋圭武 原创 | 2021-06-16 22:46 | 收藏 | 投票

 发展经济学二元理论新探索

 

 

内容提要: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发展中人口大国而言,要消除城乡二元应是一个长期过程。如何消除发展中的城乡二元,理性的选择是首先要尽可能防止城乡二元差距过大,在此基础上,再探索建立一个适度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二元差距保持在一个合理界限内),然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再逐步向城乡一元模式过渡。

 

关键词:发展中大国 三农 适度二元 发展经济学

 

作者简介:宋圭武:1964.10--,男,甘肃靖远人,二级教授,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兰州交通大学研究生导师,甘肃农业大学客座教授,研究方向主要为三农问题、中国发展、发展经济学等方面。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城乡关系,是发展中的一个重大命题。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只要“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是发展中人口大国,由于基础薄弱,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城乡关系,需要根据自身要素特点设计发展模式。对此,笔者认为,可不妨先探索建立一个适度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然后,再根据发展情况,再逐步向现代化城乡一元模式转变。

(一)传统“二元经济”或“二元社会”的相关理论及不足

最早提出“二元经济”或“二元社会”概念的,是荷兰经济学家J.H.伯克(J.H.Booke)。什么是“二元经济”或“二元社会”,伯克在1953年出版的《二元社会的经济学与经济政策:以印度尼西亚为例》一书中,是这样定义的:“社会的二元性(或二元状态)指的是一种侵入的社会系统与类型不同的本地社会系统之间的冲突状态。其中,侵入的社会系统通常是高度资本主义的┄┄(二元性)是一种(社会)分裂形式。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资本主义时,就会产生这种二元(分裂)状态。”

伯克认为,发展中国家改良前资本主义农业,不能简单沿袭西方的路子,而必须根据二元结构的特点,积极稳妥地进行。尤其要重视改变人们传统的行为方式和其工作态度。

为什么会产生“二元性”,希金斯认为,“欠发达地区表现出“二元性”的主要原因是要素禀赋与生产技术之间的互相作用:如果劳动/资本比例非常高,劳动密集、要素比例可变的部门(农业)中必定出现结构性失业。Higgins,1956年)”④工业投资使得国民经济出现两个部门,一个西方化的工业部门和一个生产食物、手工艺品、小商品的乡村部门。前者的生产技术相对固定,后者的生产技术是可变的。工业化一方面导致在工业部门就业人口比例的下降,一方面刺激人口增长,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在技术可变的农业部门谋生。

如何消除“二元性”,希金斯认为,解决的办法就是在欠发达地区一下子投入巨额资本,用于吸收大规模的隐蔽性失业,使资本的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同时,工业部门应更多采用“使用劳动”,而不是“节约劳动”的生产技术。

1954年,刘易斯发表论文《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并在论文中认为二元经济主要特征是: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成负数,劳动者在最低工资水平上提供劳动,因而存在无限劳动供给。城市工业部门工资比农业部门工资稍高点,并假定这一工资水平不变。二元如何最终变为一元,刘易斯认为,由于两部门工资差异,诱使农业剩余人口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资本家利润即剩余的使用,当资本家进行投资,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量就增加了,从农业部门吸收的剩余劳动就更多了。当剩余劳动力消失,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也提高了,与工业达到一致,这时经济中的二元结构也消失了。同时,刘易斯认为,在二元变为一元的过程中,若传统部门人口转移太快,会造成城市人口失业水平上升。

尼斯、费景汉在其论文《一个经济发展理论》中也提出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模式,被称为拉------费模式。拉尼斯、费景汉认为,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转换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类似于刘易斯模型,在工业部门不变工资水平条件下,劳动力无限供给。第二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量为正值,同时,工业部门吸收那些边际劳动生产率低于农业部门平均产量的劳动力。由于劳动的边际产量为正值,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导致农业总产出减少,导致粮价和工资开始上涨。由于农产品供给短缺,使工农业产品间的贸易条件转而有利于农业。第三阶段,农业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农业和工业工资都由其边际生产力决定,农业与工业间的劳动力流动完全取决于边际生产力的变动。

美国经济学家乔根森在其论文《二元经济的发展》中也提出了一个新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但与刘——拉——费模式相比,乔根森模式认为,农业剩余才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的重要条件。同时,他认为,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都取决于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由于技术总是进步的,资本积累总是增加的,所以工资水平总是上升的。另外,他认为,经济增长引起人口增长,但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就不再增长,这时,经济增长超过人口增长,农业剩余产生。

面对众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存在大量失业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式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存在剩余劳动,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始终是正值。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差距,同时,城市就业率和失业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变量。同时,托达罗模式认为,解决发展中国家较高的失业率问题不能仅靠工业的扩张,改善农村生活条件,发展农村经济才是解决城市失业的根本出路。

不管分析思路如何,上述二元经济或二元社会理论,总体认为,只要选择合适的发展路径,二元最终会一元化。但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看,各国从二元向一元转变的过程中,效果并不理想。一些国家单纯依靠自由化和市场化手段盲目推进一元化,结果导致对“二元”中的每“一元”都不利,并最终引致“城市病”和“农村病”并存。

比如,二战后,非洲经济虽然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阶段,但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热带非洲城市化进程的停滞与经济社会危机的爆发交织在了一起。城市的迅速增长与贫民窟的极度繁茂并存。大量城市人口处于失业状态。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药方是进一步自由化、市场化(SAPs),包括货币贬值、贸易自由化、减少政府干预、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各种补贴以减少财政负担、促进初级产品特别是农产品的出口等。但这种基于自由市场理念的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推行SAPs以来,非洲国家非但没有摆脱停滞的经济增长,、沉重的债务负担以及失业与贫困人口增长,反而遭遇了“去工业化”、城市贫民粮食安全、儿童死亡率上升等等新问题。

再比如,印度,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产生了和热带非洲结构调整计划(SAPs)类似的效应。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城市贫困发生率上升,城乡之间实际工资的整体扩大,经济增长主要局限于几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对农村而言,人口的高流动性,并没有对农村发展产生预期的效果,并且导致了新的贫富分化。一些在城市就业的农民,依然和农村老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应对城市就业危机。

再比如,南美,虽然城市化时间短,速度快,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城市病”和“农村病”。少数大城市人口高度集中,比如巴西超过70%的人口居住在几个少数大城市中,而智利总人口的大部分居住在首都圣地亚哥。同时,城市又存在大量贫民窟和严重的财富不均问题还有,交通拥挤、污染严重、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犯罪率居高不下,等等问题,都严重困扰城市发展。在城市出现大量问题的同时,农村发展又面临“空壳化”严重。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主要是传统关于二元经济或二元社会的发展理论模型,有多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没有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存在较多的市场缺陷问题。比如对市场的盲目性、垄断性等方面考虑不足等,认为通过城乡要素市场自由流动,就能充分实现城乡发展均衡等。而实际是,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和要素的盲目趋利性,导致城乡要素流动两级化。一方面,城市要素密集拥挤,导致“城市病”;另一方面,农村要素“水土”流失严重,农村“空壳化”,导致“农村病”。

第二,没有充分考虑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比如机器排挤人的问题。如无人超市、无人工厂的出现,极大程度替代了简单劳动,这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提出了严重挑战。

第三,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人文和资源要素情况,而是按发达国家的路子来设计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型等。

第四,没有考虑到经济增长本身就内涵二元化问题。因为经济增长必然是不均衡的,必然有较先发展区,而这个较先发展区,必然会与其他区拉开差距。

考虑到上述因素,笔者认为,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发展中人口大国而言,要消除城乡二元应是一个长期过程。如何消除发展中的城乡二元,理性的选择是首先要尽可能防止城乡二元差距过大,在此基础上,再探索建立一个适度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二元差距保持在一个合理界限内),然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再逐步向城乡一元模式过渡。

建立一个适度城乡二元经济社会,虽然从表面看,有二元不平等问题,但好处是多方面的。从区域发展角度看,由于二元有一定的分割性,从而一定程度防止了要素的盲目自由流动,这一定程度既防止了城市中生产要素的过度聚集所导致的“城市病”问题,也一定程度防止了农村生产要素过度流失所导致的“农村病”,最终对城市和乡村发展都有好处。从个体福利角度看,虽然二元分割让个体流动自由受到了一定限制,但由于社会有序度增加,最终个体的自由度实质是变大,而不是缩小,同时,社会也更体现了公正性。因为在社会无序度增加的情况下,若社会的自由度越大,则越是弱势的群体,受到伤害的可能性越大,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反成了自由的反面,个体的自由度尤其是弱势群体个体的自由度实质是缩小,而不是变大,同时,社会也更失却了公正性。从社会管理角度看,由于社会有序度增加,也大大降低了社会管理成本,不管是城市管理,还是农村管理,管理成本都降低。另外,由于社会流动性降低,尤其是大规模聚集性流动,比如大规模春节返乡等,人流会大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重大传染性疾病发生的概率也会大大降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的“非典”和最近发生在武汉的冠状病毒传染疫情,为啥会产生严重后果,也与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有重大关系。总之,通过建立一个适度城乡二元经济社会,最终是社会总福利增加,而不是减少。

(二)发展中国家如何建立一个适度城乡二元经济社会

发展中国家如何建立一个适度城乡二元经济社会,需要建立一个适合自身发展条件的发展框架,需要走符合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首先,发展需要树立正确的公平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任何社会的公平都不是抽象的、绝对的和永恒不变的,而是具体的、相对的和历史的,不同的社会存在着不同的公平观念。权力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意识形态上,应确立符合自身实际的公平意识,这对指导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从体制选择上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不能盲目照搬西方发达国家模式,需要走本国特色的道路,既不能搞计划崇拜,也不能搞市场崇拜,同时,既要发挥好市场体制的优势,也要更好发挥好政府主导作用。在市场有效的范围内,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在市场失效的范围内,政府要更好发挥主导作用。另外,在体制设计上,如何发展体制优势,克服市场缺陷,发展中国家可考虑在政治体制选择上,要更多体现权力集中优势,但在经济体制选择上,要更多体现市场优势。政府在经济决策上,要更多透明化和公开化,并要有严格预算约束机制,要严格控制债务扩张。

再次,要探索建立能有效保护和提高农村土地要素生产收益报酬的土地制度。如何建立一个适度城乡二元经济或二元社会模式,土地制度设计是关键变量。设计土地制度,核心是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对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土地制度设计不仅要体现效率原则,还要体现保障功能。如何体现效率原则,关键是要让农业生产者有更大收益,而不是土地所有者,要让农业直接经营者能至少获取一定利润或不低于平均利润率的利润。农业直接经营者有了积极性,国家的粮食安全就有了重要的生产率保障基础。为此,国家应尽可能限制来自土地地租的收入。如何体现土地的保障功能,在土地所有制上,国家要尽可能实行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或社区所有制。因为土地私有制更强化了效率功能,但保障功能不足。与此同时,配合土地集体所有制或社区所有制,国家还应建立城市和乡村两种户籍制度。设立两种户籍制度的目的,主要是要通过经济手段一定程度限制农民盲目涌入城市,防止“城市病”和“农村病”并存。这里的经济手段限制,主要是通过规定,凡是脱离土地进入城市的农民,就不再享受土地的任何收益,这种设计会增加农民进入城市的经济成本。好处是:一方面,有利于农村留人,有更多的人经营农业,防止农村“空壳化”;另一方面,进入城市的农民,必然是有一技之长的,或是有较丰富人力资本的,这样的人进入城市,也容易就业,因为有技术特长,同时,这些人倾向于违法犯罪的可能性也较低,因为违法犯罪会导致其所拥有的人力资本优势失效,这是一种成本约束,所以,这部分有特长的农村人进城,对城市就业和发展稳定也不会造成太大压力。最终形成城乡和谐发展格局。

在产业发展上,要形成城乡有机分工模式。在产业选择上,乡村产业应主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以及休闲旅游等产业,包括少量的工业等,但绝不能大面积城市工业产业雷同的路子,不能对城市产业造成不必要冲击产业组织形式选择上,面对人多地少情况,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人口大国,乡村应更多选择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相结合的生产组织形式,而资本密集型生产组织形式只应作为补充形式。因为若乡村全面发展资本密集型组织形式,会衍生大量过剩农村劳动力,这在城市产业吸纳过剩人口能力还有限的情况下,会给城市发展带来极大人口压力,会导致城市发展产生诸多问题。

在乡村基层组织层面,要把自治、法治、德治三者有机统一起来。可探索半自治模式。具体设计是:乡村社区主要管理人员,任命权可掌握在上级手里,但免职权,可掌握在社区,也就是说,对不称职的管理人员,乡村社区群众有投票免职权。实现这种上下级权力的制衡,有助于实现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平衡,有利于照顾到国家和社会两方面的利益。另外,乡村治理,还要发挥好乡贤作用。要大力加强乡村社会的道德建设。要把国家政治治理和乡规民约治理有机结合起来。

在生活方式上,乡村社会要更多强调休闲、自然、清静。亚里士多德说休闲才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是哲学、艺术和科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著名英国思想家罗素曾说,能否聪明地用“闲”是对文明的最终考验。约瑟夫·皮柏在《闲暇:文化的基础》一书中也写道我们惟有能够处于真正的闲暇状态,通往‘自由的大门’才会为我们敞开,我们才能够脱离‘隐藏的焦虑’之束缚。所以,休闲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一种财富,对此,不能有误解。同时,我们也不要怕农村人“闲”,关键是要让农村人“闲”得有品味,有气质,要利用好“闲”这个时间价值,这需要政府积极组织农民,要让农民在“闲”中有更多精神生活,享受更多精神收益。因为若政府不积极组织好农民利用好“闲”,农民可能会真的“闲”得无聊,而且还会“闲”出许多不好的事情来。

在货币或工资收入水平上,乡村收入可能要比城市低一些。城市人因比农村人少一些休闲,要更多忙碌一些,所以,城里人收入要比乡村应略高一些,这也是一种福利补偿。但国家应把城乡各种福利差距控制在21以内或左右为目标。若超过2:1,就需要进行收入分配再调节,要多对农村进行收入转移支付。

在教育、医疗等方面,乡村和城市也要实行适度分割有别模式。针对乡村社会收入低,休闲较多等特点,国家要探索建立低成本教育和医疗模式,不能盲目照搬城市模式。

乡村文化建设要注意和城市文化建设的区别性,不能完全按照城市文化建设的模式来建设乡村文化。城市社会,更多具有陌生人文化特点,而乡村社会,更多具有熟人文化特点,二者在文化建设思路上,还应有所区别。建设城市文化,一是要注重法治文化建设;二是要注重创新文化建设;三是要注重竞争文化建设;四是要注重效率文化建设;五是要注重合作文化建设。而建设乡村文化,一是要注重自治文化建设;二是要注重传统文化建设;三是要注重和谐文化建设;四是要注重休闲文化建设;五是要注重互助文化建设。

乡村发展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重要位置,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习近平总书记说,要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人类所体现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一是生理营养价值。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充满绿意的大地,等等要素人身体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二是审美愉悦价值。美的环境,也会给人带来极大的美感和精神愉悦享受。三是品行成长价值。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大自然是人格形成的自然孵化器。良好和谐的自然环境,是形成质朴和谐人格的自然基础。卢梭就认为,自然状态能够恢复人的本性,唤回人的德性。另外,大自然的雄伟博大和威严神秘,还能使人进一步产生敬畏感和谦卑感,而敬畏感和谦卑感又有助于德性的进一步加固和扩展。四是社会秩序价值。大自然的运行秩序法则,是形成人类社会运行秩序法则的深层自然基础。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在《自然法则》一书中写道: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五是文化和文明保存价值。生态环境是人类文化和文明物质载体。对载体的毁坏,也是对文化和文明传承的毁坏。作者: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7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3页。

周剑麟著,《二元经济论:过去与现在》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第2页。

周剑麟著,《二元经济论:过去与现在》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第13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

 

参考文献:

1.周剑麟著,《二元经济论:过去与现在》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

2.张桂文、徐世江等著,《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二元经济转型》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11月第1版。

3.王大伟著,《城乡关系视角下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绩效》商务印书馆,2012年10月第一版.

4.折晓叶、艾云等著,《城乡关系演变的制度逻辑和实践过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11月第1版。

5.戴顺祥著,《唐宋时期城乡经济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

6.刘维奇著,《城市化与城乡关系:兼论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之路》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

7.叶超著,《体国经野: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理论与历史》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第1版。

8.李冰著,《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

9.陈锡文主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3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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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宋圭武,男,汉族,1964年生,甘肃靖远人,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甘肃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三农问题、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改革问题。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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