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青萍:研判未来的三个维度

郑磊 原创 | 2021-07-14 10:57 | 收藏 | 投票

 

郑磊(宝新金融首席经济学家)

 

    英国大文豪狄更斯在《双城记》里写道:“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信任的时期,这是一个怀疑的时期;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这段话很应景,当时正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也是第一次康波周期走向衰落和正在孕育新一波经济上升周期的前夜。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与今天非常相似,因为我们正处于第五个康波周期收尾并过渡到新康波增长周期的交替阶段。根据我的测算,2020-2025年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和新材料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的孕育期,又正好与第十四个五年计划执行期重合。我将2020年视为中国数字经济元年,而乐观估计是2025-2150年将成为“中国世纪”。

    2020发生的全球疫情给这段过渡时期添加了更多不确定因素。在疫情冲击之下,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一些很难恢复的转变。同时,我们看到,尽管中国率先控制了疫情蔓延并全面恢复了生产,在宏观经济和产业层面仍出现了实体投资萎靡、消费疲弱的迹象。各国经济复苏进度不一,以及地缘政治冲突日益激化,使得人们难以看清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此时,我们更需要专家高屋建瓴的分析和精准预测。《未来已来--全球领袖论天下》就是这样一本汇聚了全球经济、政治、技术等各方面意见领袖最新分析研判的专著。全书收录了国际和国内知名的政治家、经济学家、金融专家、企业家的主题演讲,对当下的政治经济金融和技术进行了多维度的分析。其中多有独到见解,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中国崛起要避开修昔底德陷阱

    中国GDP总量按照汇率计算,位居全球第二,根据测算有望在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而人均GDP有望在2025年左右超过12700美元,从而整体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实际上,从2014年开始,国际经济已经形成美国、欧盟和中国三足鼎立的局面。而最大的国际政治则聚焦在中美关系。这样的巨大变化是40年改革开放的结果,尤其最近10年,中国国力变化之快,让欧美发达国家难以想象和适应。

    劳伦斯·萨默斯提到“经济实力的大幅度增强必然会引起动荡和波动”,回顾美国的崛起,初时也与中美目前对贸易、知识产权的争端局面相似。美国和中国都应该意识到中国崛起给国际秩序带来的深刻变革,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管控分歧,进行有序的竞争,避免造成损失过大的冲击。虽然不能保证中美最终获得双赢的结果,但是“败则两伤”是非常确定的。  

    提出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之问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深入解释了自己的分析思路。他用修昔底德陷阱形容新兴大国和统治大国之间的竞争,中美两国应该避免最后不得不一战决胜负。从全球霸权历次更替的过程来看,新兴大国和统治大国的关系在正在崛起和已经崛起阶段是动态变化的。当然,前者确实有较大可能失败,比如法国、普鲁士、俄国等在荷兰与英国争霸过程中被淘汰出局,“一战”之后德国也曾挑战英国,而离我们不远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挑战美国以失败告终。但是,历史同样告诉我们,每一个全球霸主的在位时间也只有120-140年,根据我的研究,每一个统治国家都经历了大约两个康波周期。也可以说,这可能就是“国运”法则。

    五年前,我撰文提出美国已经进入霸权末期,国运犹如日落西山,当时没有多少人认同这个观点。如今,在经历了2020年大疫和美国总统选举混战之后,恐怕已经有更多人看清了这一历史发展趋势。中国正在崛起,已经到了除非通过战争很难有效阻挡的阶段。而已中美国力对比来看,战争只能是两败俱伤,得不偿失。当然这仍有待美国政经界有识之士亲自得出结论。在这个认知过程之中,两国关系可能会既敏感又紧张。艾利森指出另一个重要事实是:鲜有崛起大国和统治大国直接发起战争的前例,往往是第三方的某些行为诱发了战争。中美两国都需要承担起在任何情况下都尽量避免发生直接武力冲突,这是未来30年最大的国际政治议题。

经济金融再平衡议题

    政治是经济问题最集中的表现,战争是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很多国际政治冲突的症结可以追溯到经济。这本书邀请国际资本市场重要人物解读了当今全球最关注的经济金融结构问题。达利奥对于宏观经济和经济史颇有研究,他从经济基本原则入手,分析了全球长期债务周期及其对国家兴衰的影响。1900-2018年可以视为“美国世纪”,期间发生了两次债务危机,即1930年代和当下。每次长债周期之后,国内的贫富差距就会进一步拉大。以中国在农业时代的皇朝更替来讲,除了外族侵略,土地兼并叠加天灾很容易激发社会矛盾,成为改朝换代的导火索。而在工业时代,我们看到的霸主衰落过程,国力基本上是被难以承担的巨额债务拖垮的,特别是霸主国家往往在日暮途穷之际更倾向于穷兵黩武、孤注一掷,往往加速了败落。

    一个国家保持健康存续需要实现三大均衡,一个是生产率的持续增长以确保收入增长快过债务增长;另一个是经济政策调整空间足够大,可以有效控制通胀和通缩;第三个资本市场发展均衡,投资收益与风险对等,泡沫控制在合理水平。大国如果能够保持这三大平衡,社会或政治危机也无法撼动国体。这个原因很容易理解,在经济强劲发展时期,大量矛盾是隐藏在经济水线之下的。经济如果恶化到一定程度,诸如种族矛盾、社会阶层冲突、民粹主义运动等问题就会层出不穷,直到社会生活完全失去控制。

    我们可以从创新、GDP、贸易、军事实力、金融中心地位和储备货币地位等角度来分析它们在国家兴衰周期中的表现。中美遇到的最大挑战都是债务问题,但是中国以内债为主,整体占比可控。美国的优势在于美元仍拥有国际铸币税红利,美国虽然大量放水自救,但美元短期还不会被国际社会抛弃。中国的机遇在于经济的可塑性较大,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还有较大回转腾挪空间。另外,中国仍有巨额的国有资产,改革开放的红利远未释放完,金融和资本市场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在科学和技术创新方面,中国正在迎头追赶,但是教育科研和文化领域存在的限制性障碍很多,如何解放思想、鼓励创新,中国在未来5年内必须确定出一套有效解决办法,有勇气破除束缚创新生产力的体制上的障碍。

科技创新是摆脱旧周期进入新时代的关键

    提高生产力,本质上需要把握科技创新,这是第一生产力。数字经济时代被看作是“指数型增长”的时代,符合第六次康波周期特征。我们已经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意味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很多生产、消费和投资活动都将数字化,数字货币将会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金融基础设施,而数字资产就是经济活动数字化之后产生的具有投资价值和资本属性的资产,它们必然与实体经济伴生,并为实体经济赋能。

    陆奇按照人类社会采用通用技术的发展进程,将现在划入信息和知识经济时代,这个定义本身没有问题。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开始,主要经济体就开始转入这个新时代了。各国提升了信息化水平,但是距离真正的数字化还相差甚远。彼时数据尚未从信息知识中区分出来,被当作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

    未来的社会,可以说一切都将被数字化,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借助区块链可信网络、云服务、物联网、5G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数据将在生产函数中发生不亚于劳动、资本的作用。全要素生产率也将发生质的改变,其中包含的制度和技术,都将产生深刻变化。人类经济将进入有史以来最快、最陡峭的增长曲线。这种改变远远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包括人类生存本身的形态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例如,基因治疗、纳米机器人和全天候保健护理等技术的应用,将能实现大部分疾病的康复治疗,并延缓衰老过程。作为主要生产要素的劳动力,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人力资源核算概念,数字化的资本也和我们理解的传统资本不同。我们应该担心的更多是人类的认知能力能否赶上快速变化的社会步伐,当然,人机接口技术也为拓展提升人类能力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途径。这一切都非常令人惊讶兴奋,技术头一次和普通人的生活如此贴近,日常生活场景充满了高科技元素。当然,这是全球技术的数字化未来图景,各个国家的情况会有明显差异。以数字经济占比来说,发展中国家可能需要25年时间,才能赶上发达国家。

    中国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等方面与欧美技术先进国家差距远比互联网时代初期的要小。从我国互联网发展速度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只需更短的时间,中国就将进入科技创新强国行列。这是机遇,挑战是我们在体制上还有很多不适应快速发展变化时代的结构,比如金融体系的鲁棒性和金融监管的先进程度,而在开放观念上,也缺乏对数字化金融发展趋势的前瞻性。比如,面对区块链通证,采用封堵和排斥的做法,没有积极将其纳入监管,可能会严重限制数据市场流通和数字资产形成,延缓我国数字化经济发展进程。我们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周翔的准备,迎接迎面而来的技术创新大潮。

个人简介
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SFI客座教授,行为经济学者,创新发展,金融投资专家,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荷兰maastricht管理学院mba,兰州大学数学学士 email:prophd@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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