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历史和现实的甘肃发展对策分析

宋圭武 原创 | 2021-08-19 23:12 | 收藏 | 投票

 基于历史和现实的甘肃发展对策分析

 

 

 

(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中特中心  兰州安宁区建宁路199号  730070)

 

 

内容提要:发展,是人与各种要素的一种互动均衡。甘肃作为国家欠发达省份,改革开放以来,甘肃与沿海差距不断扩大,如何看待这种差距扩大,需要辩证理性。基于历史和现实分析,甘肃的落后环境和政策等因素应是主因,人的因素其次。未来甘肃如何加快发展,如何缩小差距,需要内外合力驱动,既需要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也需要甘肃人以比沿海人更能吃苦的精神奋斗拼搏。

 

关键词:甘肃  差距扩大  发展对策

 

发展,是人与各种要素的一种互动均衡。甘肃作为国家欠发达省份,改革开放以来,甘肃与沿海差距不断扩大,如何看待差距扩大,需要辩证理性。基于历史和现实分析,甘肃的落后环境和政策等因素应是主因,人的因素其次。未来甘肃如何加快发展,如何缩小差距,需要内外合力驱动,既需要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也需要甘肃人以比沿海人更能吃苦的精神奋斗拼搏。

一、在历史上,甘肃曾经辉煌过

自西周至唐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长期位于以陕西关中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历代王朝均大力开发西北地区。尤其是自西汉武帝派张骞“凿空”西域,开通丝绸之路,更带来西北地区的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与繁荣。《资治通鉴》描绘唐玄宗天宝年间西北地区的盛况: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据《通典》记载,公元749年河西道和籴仓储粮占全国和籴仓总储量的32.6%,常平仓储量占全国常平仓储量的36.1%。仅张掖就存储粮食达到40万斛。时称金张掖,银武威。可见当时的甘肃,无论是河西内陆河地区,还是河东的黄土高原,都是富甲四方。

自唐代后期开始,中国的政治中心向东转移,经济中心向南转移。其中经济中心向东南转移的过程从唐朝安史之乱后开始,到南宋时最终完成。在这一过程中,西北地区不仅失去了政治中心地位,还失去了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包括甘肃在内的西北地区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至晚清,甚至到了人民群众难以维持基本生存的状况。如左宗棠所言陇中苦瘠甲于天下

解放以后,“三线建设”使甘肃有了大发展。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它是在当时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为加强战备,逐步改变我国生产力布局的一次由东向西转移的战略大调整,建设的重点在西南、西北。据统计,整个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和地方围绕三线建设累计投资甘肃155.53亿元,新建、迁建和重点改造 156 个企事业单位,有计划、分步骤、大规模地在甘肃展开了军工、电子、机械、化工、钢铁、有色金属、电力、煤炭、公路、铁路等国防科技工业及能源、原材料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说,甘肃的工业基础基本上是由三线建设奠定的。同时,由于三线建设的进行,也促进了甘肃一批工业城市的发展和形成。此外,三线建设时期道路的修建极大地改善了甘肃交通落后的状况。

改革开放以后,甘肃与沿海差距越拉越大,以至于这多年总体在全国最末几位的位置徘徊。

二、改革开放以来甘肃与沿海为什么差距拉大

第一,环境恶劣是一大原因。十年九旱,山大沟深,自然灾害频发,是制约甘肃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土地产出率低是一大原因。甘肃虽然人均土地面积较大,但土壤贫瘠,大多为山地和旱地,产出率低,这也是制约甘肃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人口密度也是一个因素。经济增长也需要一定的人口密度。因为人口密度小,经济交易活动必然少,必然内生增长动力不足。从实证看,人口密度与经济增长也是高度相关。以2010年的全国人口密度和人均GDP排序看,大体是人口密度越低,人均GDP也越低相关系数大约在0.7左右

第四,政策因素。一是“三线建设”虽然让甘肃早期受益,但甘肃承担了过多后期转型成本,包括环境破坏方面的成本、资源枯竭转型成本、人员安置成本等等,这拖了甘肃进一步发展的后腿。二是甘肃虽然有石油、煤炭等方面的资源优势,但主要是国家获益,甘肃在这方面获利并不多,相反,却承担成本更多。

在上述四个方面的因素中,最主要的是第一和第二。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了:一是甘肃要想取得和别人一样的经济产出,必须要付出更为艰苦的努力,甚至十倍的努力才行;二是由于环境条件差,要素收益率低,对人才吸引力弱,也导致甘肃人才流失成严重问题。其次是第三和第四。

另外,有些同志认为甘肃落后,是甘肃人落后,包括本人的一些前期看法等,但现在细想起来,还是欠妥。确实,人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不能忽视,但甘肃人总体能力还是不比其它地区差。更重要的,制约甘肃发展的,还是上面四个因素的合力。

从甘肃人方面看,甘肃人勤劳、朴实,是一大优点。河西有“八步沙六老汉”精神,河东有“庄浪精神”,等等,都是甘肃苦干实干精神的典型。

从人才方面看,甘肃人才也不少,也出了不少院士。有众多甘肃专家在沿海发达地区都是科研骨干。

从甘肃干部方面看,甘肃的干部总体是好的,各级干部都是勤奋努力的,奋斗精神也不比沿海干部差。如胡锦涛、温家宝、宋平等优秀国家领导人,都是从甘肃走出去的干部。2017年以后,甘肃新的省委领导班子,坚定执行中央决策部署,敢于直面问题,务实稳健,锐意进取,深得民心。

三、新时代甘肃如何加快发展

第一,从国家层面看,如何促进甘肃发展。

(一)建议国家以胡焕庸线为界,实行两种发展战略。胡焕庸线以西,不过多注重对GDP的考核,区域发展思路应重点体现生态、稳定、幸福等关键词方面。胡焕庸线以东,可多考虑一些GDP的因素。[注:胡焕庸线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1901-1998)在1935年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这条线从黑龙江省黑河到云南省腾冲大致为倾斜45度基本直线线西北方人口密度低线东南方36%国土居住着96%人口。胡焕庸线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目前城镇化水平的分割线。这条线的东南各省区市,绝大多数城镇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这条线的西北各省区,绝大多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甘肃在胡焕庸线以西,应实现不同于胡焕庸线以东的发展战略。

(二)建议国家要进一步加大对甘肃的政策支持力度。要给甘肃比一些经济特区更为优惠的政策支持,尤其在资源收益的分享上,要给予甘肃更大的分成比例。另外,甘肃有土地面积的优势,国家可考虑在土地制度上,给甘肃以更大的灵活性。

第二,从甘肃自身看,如何加快发展。

(一)抓好学术人才建设。目前,甘肃人才建设面临的问题有两个方面。1.人才成长的包容环境比较欠缺。甘肃是一个出人才的地方。这些年甘肃出去人才不少,都大有成就,就是一个说明。这与甘肃条件艰苦也有很大关系。艰苦的环境也蕴育了甘肃人善于吃苦和积极努力向上拼搏的精神。但甘肃在人才成长的包容环境方面,又比较欠缺。具体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武大郎开店;二是枪打出头鸟。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非常不利于突出人才的成长。而且导致越是业绩突出的同志,往往问题也越多,处境也往往越尴尬。2.学术人才评选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一是评选流程不严密,给机会主义制造了空间。比如,一些单位通过匿名投票评选学术人才,给枪打出头鸟往往给了机会,选出的多是中庸的,最好的反而评选不出。二是评选人不专业化。比如,化学专业的,给数学专业的投票;研究社会科学的,给研究自然科学的投票;等等。学术隔行如隔山。隔行的投票必然误差很大。三是评选标准科学性欠缺。一些职能部门出台的人才评选标准笼而统之、弹性很大,给一些人钻空子制造了机会;有些标准抓不住关键,把次要标准列为主要标准;等等。四是没有后期责任追究。评选出了重大误差,也没有人去追究。让吃亏的永远吃亏,占便宜的永远占便宜,后期更加助长了歪风邪气。如何抓好甘肃学术人才建设,笔者建议:1.把学术人才建设问题列为学校和科研院所等学术单位考核一把手的重点问题。对学校和科研院所等学术单位来说,要把学术人才队伍建设作为考察一把手工作内容重点的重点。大学靠的是大师,不是大楼。考察学术单位,既要考察单位大楼建设,更要考察学术人才建设。如何让一把手突出人才建设,建议对学校和科研院所等学术单位一把手实行人才问题“一票否决制”,若出现严重人才流失或人才打压问题,要严肃问责一把手,若一把手负有直接责任,应对一把手就地免职。2.要进一步加大学术科研奖励力度。从加大科研奖励力度方面重视学术科研人才,是实现学术人才管理公平与效率有机统一的有效途径。一是满足公平原则。因为奖励对大家一视同仁,不管你是小学毕业,还是中学毕业,或是博士毕业,只要有业绩,都有奖励。而不是因为你是小学毕业,或文凭不高,就不能拿奖励,或不能享受有关待遇。二是满足效率原则。谁有业绩都奖励,没有业绩必然没有奖励,这能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3.在学术人才评选方面,要尽可能公开有关信息,尽可能少一些暗箱环节。人才评选过程、评选人评语、被评选人有关情况,没有评选上人的有关情况,除特殊情况外,能公开的都应尽可能公开。村里人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公开是实现公正的有效途径。4.评选标准应进一步规范化。应分行业和学科制定不同标准,不能自然科学和社会学科是同一类标准。另外,各行业各学科学术人才评选标准,应由各学科的权威专家制定,其中应由最权威的专家担任主笔。草稿应经过多次讨论。一般行政职能主管部门办公室或有关处室人员不应成为直接起草人。5.要实现专业评选。学术人才评选不应大兵团匿名投票,这样反而误差大,出了问题也无法监督。学术研究是专业化的,评选也应专业化。为此,评选应尽可能小范围。一般一个专业评选,选3个最优秀最权威的担任评选专家就可,最好不要超过3个。另外,小范围评选,出了问题,也容易责任追究。6.评选出了问题要有后期追究。所谓后期追究,就是出了问题,一定要有复查和责任追究制度。如何复查追究,一是有举报,必须要重新组织专家复查,同时组织复查的,应是另一个有关部门或单位;二是建议把学术人才评选和学术成果评选活动,考虑纳入纪委监委监察范围,若有举报,纪委监委也要介入调查,或在纪委监委,单独设立一个人才问题监察处,负责处理人才评选和学术成果评选相关监督事宜。7.要进一步规范人才引进问题。一是要防止把引进人才作为领导的形象工程,只图引进之名,不图引进之实。二是要防止引进中的腐败问题。比如引进自己的乡党或亲戚等,然后进行利益分割,最终是花公家的钱,给领导自己和关系户谋利。三是要主意引进人才还有一个和本地人才待遇的平衡问题。若存在严重不平衡,还会引致许多矛盾。所以,若给引进的人才有特殊待遇,必须在引进后有特殊贡献,要有这方面的具体规定和要求。对没有特殊贡献的,或业绩跟一般人一样的,应取消前期所享受的特殊待遇,包括引进费,都应追回等。四是从贫困地区看,由于经济落后,收入水平低,财力有限,所以,贫困地区更要注重激活本地人才能量。五是引进也要根据学科情况。对自然科学而言,注重引进有一定合理性。因为自然科学类学科,研究要达到高层次,专业培养是很重要的。但对社会科学而言,要更加注重激活本地人才问题。因为社会科学真知更多来自社会实践,而不是书本。六是引进要更加注重实际业绩考察,而不是文凭,要把创新能力放在比知识更重要的位置。七是引进人才,还要注重道德水平。对有不良记录的人才,要杜绝引进。八是引进考察一定要实和细,对引进人才的有关情况一定要有准确真实全面掌握。这也是以后利用好人才的基础。

(二)要考察选拔一批好干部。一是选拔干部要注重日常考察或考察的日常性。在短期规定时间内或集中时间内考察,弊端有两方面。一个方面的弊端是由于单位内部大家已经知道考察,由于利益竞争,就必然多一些算计心理,在这种情况下,考察往往会得到更多扭曲和失真信息,一些好干部往往会被涂鸦,特别是一些业绩突出的人,更有可能成为一些人算计的对象,成为考察的牺牲品。一个方面的弊端是由于考察时间短,得到的信息量有限,其有效性也就大大降低。二是要注重实际业绩的考察。为人民服务的实际业绩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最好的证明。没有实际业绩,就缺乏有效判断德才兼备的客观依据。以实际业绩为重点考察内容,也有利于年轻有为干部脱颖而出。三是要多一些曲线考察方式。考察干部,既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从艺术的角度看,要求我们考察干部,一定要多长一些心眼。比如,问话不能太直白,要留有空间。比如,考察甲,可不妨问问甲对乙的看法。因为甲能否对乙有公正的评价,也反映了甲的素质。四是选派考察干部的干部,一定要社会经验丰富。要多选一些社会阅历丰富、年龄大的同志参与考察。五是要慎用投票法考察干部。投票考察干部有诸多不足之处。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投票就更多具有了随意性。由于利益关联,投票往往会成为算计投票。六是公示任命后,使用期可适当放长一些。为了严防带病提拔,或进一步考察其实际工作能力和水平到底如何,可不妨将干部试用期延长,可考虑一般延长为两年左右或甚至三年左右也可。试用期也算是考察期,在试用期内,若发现过去,包括在试用期内,有违法违纪行为的,或存在不称职行为或能力不足行为,都应立即免职或调换岗位。另外,在干部队伍建设上,甘肃要重点抓地县两级主要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省委省政府的重要决策,能不能有效贯彻和落实到基层,这两级主要领导是关键。

(三)筑巢引凤,探索建立优秀企业家引进制度。甘肃发展离不开优秀企业家。甘肃人虽然朴实憨厚,也善于吃苦,但性格守成,风险精神缺乏,这不利于出企业家。如何引进企业家,一是把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结合起来。比如,可考虑引进的企业家同时在政协或人大担任有关委员职务,或聘请担任政府顾问,或列席政府有关会议等。二是把经营业绩和收入待遇结合起来。比如,可考虑多给予股权激励等。三是把物质待遇和荣誉待遇结合起来。要给对甘肃有突出贡献的企业家充足的精神荣誉激励。比如,在评选各种荣誉称号方面,要优先考虑业绩突出企业家等。

(四)立足甘肃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产业。一是甘肃农村要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实现稳定脱贫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同时,对农产品还要加大计划调控的力度,要实现全省农村经济一盘棋发展,防止盲目无序竞争。二是工业经济要立足循环经济整体思路,要走质量取胜路子。三是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包括旅游业等。甘肃旅游资源丰富,要较大开发潜力。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1964年10月25日生,二级教授,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甘肃省侨联特聘智库专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兰州文理学院驻校专家,兰州交通大学研究生导师,甘肃农业大学客座教授,甘肃省三农研究会副会长,甘肃省委讲师团成员,上海交通大学甘肃校友会副会长,权威期刊《农业经济问题》匿名审稿人,《丝绸之路》杂志编委。

个人简介
宋圭武,男,汉族,1964年生,甘肃靖远人,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甘肃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三农问题、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改革问题。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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