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圭武学术创新(七十三)城市化解决发展中人口大国三农问题局限多

宋圭武 原创 | 2021-09-21 00:06 | 收藏 | 投票

 宋圭武学术创新(七十三)城市化解决发展中人口大国三农问题局限多

 

城市化能否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人口小国,比较可行。因为农村人口不多,城市吸收农村人口压力不大。对于工业发达国家,也比较可行。因为工业发达,城市有产业支撑,能较多吸收农村人口就业,这不会导致“城市病”。同时,由于工业发达,工业可以反哺农业和支援农业,也不会导致“农村病”。

但对于发展中人口大国,要完全依靠城市化吸收农村人口,并最终解决三农问题,有很大困难。从城市方面看,一是人口基数大,城市要完全吸收压力必然很大;二是由于城市自身产业基础也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人口自身就业压力必然也大;三是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一些简单劳动正越来越多被机器人所替代,这更增加了农村人进城就业的难度。从农村方面看,由于农业产业本身就效益低下,再加上市场信息不对称等,在城市繁华的诱惑下,这会导致农村优势要素包括劳动力要素、资金要素等会过多盲目流入城市。所以,对于发展中人口大国,若单纯依靠城市化来解决三农问题,最终有可能导致“农村病”与“城市病”并存。一方面,必然是城市人口过于拥挤,城市出现贫民窟;另一方面,又是农村的“空壳化”和土地的撂荒。

“城市病”与“农村病”并发,将导致整个国民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状态。一方面,由于农村农业的发展落后,农民收入低,这必将导致国内需求不足,这最终对城市产业发展也不利;另一方面,由于城市有竞争优势尤其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较少,城市产业整体缺乏国际有效竞争力,而为了解决“城市病”,为了保障城市管理秩序,政府又不得不大大增加非生产性劳动投入,比如,增加警察数量,增加维稳投入等,这必然会要求进一步直接或间接加重企业税收。而企业负担加重,又导致城市产业进一步缺乏竞争力,形成恶性循环。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财政供养人员支出,在缺乏产业税收收入的情况下,政府可能会通过不断增加货币发行来暂时解决困难,但这会诱致通货膨胀或潜在通货膨胀压力,最终又形成对农村发展和城市发展更不利环境。

另外,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在“城市病”与“农村病”并发的情况下,如何有效面对国外发达国家的农产品竞争,如何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农业种子安全等,都可能会遇到很大问题。这对于一个人口大国,是高度危险的。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依靠房地产扩张所带动的城市化,对解决三农问题只具有短期效应,不具有长期效应。一般房地产所带动的经济周期,大约是二十年左右,最多不超过三十年。而且若后续没有其他产业配套发展,受供给和需求价值规律必然性制约,最终房地产产业必然是大萧条,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是必然的,这也是经济规律为自己强制开辟道路,连带效应,最终必然带来国民经济的大萧条。所以,发展中人口大国一定要高度警惕房地产扩张所带动的城市化问题。在房地产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必须要依靠创新大力发展城市其它产业,并要采取措施逐步消解高房价问题。

这里还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认为只要户口变成城里人,就城市化了,就一切问题解决了,这也是误区。所谓城市化,实质应是人的城市化,是人的实际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若人转成城市户口了,但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了,这样的城市化实际是伪城市化。其中在城市缺乏产业支撑的情况下,一旦大量农村人口转成城市户口,必然很多人缺乏有效就业,就容易形成伪城市化局面。

另外,也不能产生城市化崇拜,即认为城市化什么都是好的,认为城市各方面都要高于农村,这也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城市有城市的优点,也有不足;乡村有乡村的优点,也有不足,要辩证全面看。从国外发达国家看,有钱人更喜欢乡村,而不是城市。

还有,在衡量国家现代化水平上,城市化应是一个次要考虑因素,关键应考虑国家产业竞争力和居民生活质量,以及国家治理水平还有文化等方面。对一个国家而言,城市化只是现代化的物质外壳形式,并不是实质形式,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外生变量,不是内生变量,更多是产业现代化促进城市化,而不是相反。

另外,对于发展中人口大国,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体制机制不健全等因素,可能还会产生严重的官员寻租问题。比如,一些官员可能会依靠廉价的土地,通过工程建设,一方面,可以为自己营造政绩工程,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工程吃回扣寻租,一举两得。这会导致城市化不正常扭曲快速发展。其扭曲主要表现为:一是可能会导致公共产品过度供给,比如可能会建一些巨型楼堂馆所和巨型广场等,由于供给过剩,出现“空城”和“鬼城”现象;二是可能会导致生产企业过度供给,粗放发展,进一步加剧产品过剩情况;三是可能导致土地资源大面积浪费,比如虽然开发区大面积开花,但土地利用率并不高,多呈闲置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化宁可慢些稳些,也比快些要好一些。因为发展总有路径依赖,一旦设施建好,返回重新建设成本更高。不仅前期投资泡汤,还要拆迁成本,另外,前期建设所产生的许多腐败,对社会发展也是巨大危害。所以,发展中人口大国,稳妥推进城市化是一种优化选择,急躁快速弊多利少,要稳中求进。

具体从城市化指标看,笔者认为,对于少数发达国家,尤其是有雄厚工业支撑的国家,城市化水平可以超过85%以上,但对于发展中人口大国,若城市化水平超过50%,就需要谨慎推进城市化,一般以不超过75%为好。若超过75%,有可能会引发较严重的“城市病”和“农村病”并存。一般而言,笔者认为,一个国家要考虑城市化水平多少为合理,应重点考虑五个关键变量。一个关键变量是人均收入,尤其是人均纯收入,这是农村人能否进城的收入前提。没有收入前提,进城就是更多造“贫民窟”。一个关键变量是贫富差距或基尼系数。贫富差距越大或基尼系数越大,越不利于城市化,因为多数穷人是无法实现进城的,这些人进城也是更多造“贫民窟”。一个变量是工业化水平。工业化水平越高,城市化水平也必然越高。一个变量是土地资源约束边界。为了确保粮食安全,一个国家尤其是人口大国,一定要确保一定的农业用地。尤其在人均耕地较少的情况下,更要稳妥考虑这一问题。农业用地的红线为城市规定了最大土地扩张边界。一个变量是人口多寡因素。人口越多的国家,城市化难度必然也越大。最终,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如何确定合适,需要综合考虑这五个关键因素。其中,城市化水平与人均收入水平大约是正比例关系;与贫富差距或基尼系数大约成反比例关系;与工业化水平大约成正比例关系;与土地红线大约成反比例关系;与人口数量大约成反比例关系。

另外,发展中人口大国,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还要特别注意城市布局的均衡问题。如何均衡,笔者认为,对于发展中人口大国,城市化应突出两级发展。一是要突出特大城市或城市群这一级的发展,这是考虑到城市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这一级还涉及国家核心竞争力问题。二是要突出小城镇这一级的发展,这是考虑到带动农民、农村、农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关乎国家稳定尤其是粮食安全的需要。同时,两级还要形成协调发展居民。

具体内容参考作者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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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宋圭武,男,汉族,1964年生,甘肃靖远人,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甘肃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三农问题、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改革问题。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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