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微信上看到一篇浙江大学朱海就教授写的《“权贵资本家”辨析》，此文（以下简称为朱文）为“一些企业家”被民众指责为“权贵资本家”而鸣冤叫屈，认为“权力和资本相互利用”是企业家突破“人为障碍”的一种手段，是企业家才能的体现，“为了突破管制造成的障碍，企业家和权力可能会有交易。这种交易构成了企业家追求利润的一个成本，也是企业家承担的一种制度风险。”这里特别要指出，朱海就所要为之辩护的，是那些与公权力有勾兑的企业家，而不是所有企业家，尤其不是那些在现行体制下生存维艰的小微企业家，更不是孙大午等屡遭行政权力打压的企业家，明人不说暗话，朱文所指的企业家，主要指在此次整治风暴中受到处罚的企业家，如马云等人，这些企业家受到处罚是因为“资本和权力的互相利用”，从而民众称他们为权贵资本家。
为此，笔者有必要对企业家和权贵资本家作一番辨析，并兼评当前被某些人士指责为均贫富的“第三次分配”，这也是对《“权贵资本家”辨析》一文的再辨析。
首先，什么是企业家？我们通常把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厂长或经理）都叫作企业家，其实，厂长经理并不一定就是企业家，厂长经理的基本职能是把土地、资本、劳动这些生产要素通过企业组织起来以实行生产经营活动。土地的报酬是地租，资本的报酬是利息，劳动的报酬是工资，作为经营管理者的厂长经理的薪酬虽然可以称之为“正常利润”，但本质上也是工资，是经营管理这种高级劳动的报酬，它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报酬一起构成产品的成本，这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严格地说，厂长经理只有在从事“创新”活动的意义上才是企业家，厂长经理如果没有创新活动，只是单纯从事经营管理劳动，那还算不上一个企业家，而只是一个经营管理者。按照熊彼特的经济成长理论，企业家的“创新”及其带来的利润是经济成长的基本动力，“创新”活动包括：
第一，引进新产品（比如互联网和智能手机，马化腾创办的微信、微博等等）；
第二，采用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法，也就是将技术发明应用于生产活动；
第三，开辟新市场（马云创办的淘宝网这个交易平台就是一个新市场）；
第四，开辟原材料供应的新来源；
第五，创造或引进企业的新组织，最典型的是实行企业股份制。（马克思说过，假如必须等到积累使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通过股份公司，瞬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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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企业家的“创新”是一种新的生产力，是企业利润的来源。熊彼特指出，在供需平衡的静态经济环境下是没有利润的，利润的本质是企业家创新活动的报酬，其中包括风险的报酬。我们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看到，那些能够赚大钱的老板，都是能够尽早发现新的赚钱手段和新的赚钱机会的老板，赚钱的手段和机会发现得越早就越容易发财，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的老板是赚不了大钱的，这个事实表明马云等民营企业主确实是天才的企业家。
但是，马云们之成为企业家，决不是因为他们跟公权力的联姻或“互相利用”，恰恰相反，资本和权力的联姻，使马云等人具有相当程度的权贵资本家的性质。对这些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整治，正是为了维护市场经济的秩序，阻止这些企业继续向权贵资本主义发展。近期网络上热传，最近被查处的前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曾经向蚂蚁金服入股5亿人民币，过去也一直有传闻，入股阿里巴巴的，有谁谁的孙子，谁谁的儿子，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众才把马云一类企业家称为“权贵资本家”。无可争议的是，官商勾结，权力转化为资本，资本利用权力获得地产、公共工程、垄断经营权和政策优惠等等，这些不仅是法律所禁止的，其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反市场行为，怎么在朱海就教授的眼中，就成了“突破人为障碍”的企业家行为了呢？
朱文还说到“企业家的概念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道德观”，断言企业家和权力的瓜葛促进了社会分工和合作，提高了大众的福祉，是真正的有道德行为，这真是以伦理学之贫，济其经济学之穷！朱教授莫非不知道，早在十五、六年以前，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就曾经撰文指出经济学是不应该讲道德的？朱教授莫非不知道十六世纪孟德维尔的名著《蜜蜂的寓言》就指出，奢侈的蜂群走向繁荣而节俭的蜂群走向衰落？所以，尽管现实中企业家的道德往往为世人所诟病，但我们在道德方面对企业家无需苛求，我们只要求他们守法经营就行了，这同我们对政治家的要求是一样的——我们对政治家的要求，只要他们的施政纲领和政策有利于人民福祉，有利于社会进步就可以了，评价政治家和企业家的道德问题，那是伦理学家的事情。
朱文还引证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温州的私营企业挂靠集体名下的例子，说明“企业家为了避开管制而和权力进行某种合作，是符合这一要求的”，这是狸猫换太子的把戏。必须指出的是，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和邓小平1992年南巡以后的改革开放，有着本质的不同，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走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始于九二南巡的改革开放，其走向却是权贵资本主义经济，那些腐败官员与资本联姻，形成官僚权贵资本，他们把老婆小三和子女送到国外，把不义之财转移到西方国家，自己留在国内做裸官，这一点用不着多说，也不可以多说，反正大家都是心知肚明。近三十年单边改革的结果已经昭告，权贵资本主义之路走不通，是时候应该整治权贵资本主义了。整治权贵资本主义当然要依法依规进行，毋庸讳言，在整治过程中，有些措施可能不够合法合规，但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尤其是当前仙政未立，法治未彰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要求整治工作尽善尽美，况且历史告诉我们，正义的实现往往不是通过以正治邪的方式，而是以毒攻毒，很多疾病的治疗就是以毒攻毒，据说治疗毒疮的最好方法是用鸦片去贴敷，以新冠疫苗防治新冠病毒，就是典型的以毒攻毒。根据当前的特殊情况，运用行政手段罚没一些非法收入，征收一些过高的灰色收入，实行“第三次分配”，缩小贫富差距，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有人说杀富济贫对老百姓没有任何好处，你怎么知道没有好处？即使没有好处，请问有什么坏处吗？请问通过权钱交易得来的违法不义之财应不应该受到清算？对于这些不断趋向权贵资本主义化的垄断企业，是应该整治呢，还是不应该整治？有人说，为什么不整治国有企业而光整治民营企业？确实，违法违规经营的某些国有企业还没有受到整治是一个缺陷，但这不构成反对整治违法违规民营企业的理由。在法治将建而未建的特殊时期，先以非法治的手段惩治那些腐败官员和不法富豪，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股反腐和整治的风暴，客观上正在打垮阻碍社会转型的势力，使权贵们三十多年依靠权力所得的不义之财回归社会，这可能正是我们未曾预料的社会转型的起点。
有人把第三次分配称为“均贫富”，认为“均富的结果必然是均贫”，这句话在市场经济的理论中没错，错的是说话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问题——谁都知道我国现实的经济是官僚或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在分配上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口占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财富。有人指责民众的“均富心理”，但闭口不谈造成“均富心理”的根本原因，谁都知道，公权私用造成的贫富悬殊是民众产生均富心理的根本原因，为什么光指责结果不指责原因呢？我们应该指责的，不是均贫富的幻想，而是政治权力介入国民收入分配的违法行为！希望某些知识精英学习秦晖先生的社会关怀和平民主义精神，屁股不要坐到权贵和富豪那一边，要维持自己这点可怜的既得利益可以理解，但也得让芸芸众生活下去。
所谓“均贫富”，这其实是一个伪问题。试问，自秦始皇两千多年以来，历史上哪个时期是按平均主义分配的？从八十年代起，某些人一直在反对均贫富，把平均主义当作分配问题上的主要弊端来大批特批，这些人不批特权，却大批特批现实中并不存在的所谓“平均主义”，这不是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是什么？这不是为分配中的特权打掩护是什么？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社会转型，不会按照教科书上说的套路发生和发展。历史老人喜欢捉弄人，人们本想走进这个房间，历史老人却把他们带进了另一个房间——人民所梦寐以求而长期求之不得的房间。
2021年9月2日稿，3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