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柳钦 钦点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北京中宣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
【作者简介】 陈柳钦，男，1969年生，湖南省邵东市人，研究员，教授，著名学者，著名经济学家，产业经济、城市经济、能源经济、林业经济、金融问题和乡村振兴问题专家。曾在黑龙江商学院（现哈尔滨商业大学）、天津市对外经济联络局、天津市经济发展研究所、天津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工作，被聘为天津市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调研咨询专家，天津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历任人民日报社《中国能源报》社评论部主任，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首席研究员，人民日报社《中国城市报》社副总编辑，中国城市管理研究院院长、研究员。现为钦点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北京中宣文化研究院院长、北京中邦农业研究院院长、钦点之星董事长、钦点财富网总编辑、乡村振兴志愿服务中心理事长、重庆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中心特聘专家、浦江法治论坛副主席。
现代化是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1]。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不懈探索的理论问题和实践主题。中国共产党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从“四个现代化”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的提出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理论的形成，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探索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规律，逐步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体系。
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以“中国式”和“新”两个定语界定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这一表述在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显然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开出的文明之花、结出的文明之果。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明确提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3]这高度概括了中国实践和中国创造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标注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新定位及中华文明发展的新高度，进一步明确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方向和总任务，提出了从百年党史追问历史任务、以中国理论回答中国问题、用中国话语阐释中国道路的重大时代课题。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充满了艰辛曲折，制度的探索与建设贯穿了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接续取得崭新成就，在新时代条件下发展成为与资本主义文明并存共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并愈发展现出强盛的生命力与显著的优越性，制度因素起着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关键作用。西式现代化方案，在政治体制上表现为三权分立制、总统制或议会制，在政党制度上表现为两党制或多党制，在经济制度上表现为以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制度安排在价值理念设计上均遵循社会主义和现实国情的双重原则，既保证社会整体利益与社会公平，也注重社会活力与发展效益。
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主要是由中国特定的国家制度决定的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形成主要是由中国特定的国家制度决定的。国家之所以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其根源在于中国特有的国家制度。从理论上说，国家职能与国家制度之间是内在联系、相互作用的。中国国家职能与国家制度既是互为条件、互相依存的，又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国家职能决定和强化了国家制度；另一方面，国家制度实现和保障了国家职能。从客观实际来看，中国的国家制度与中国现代化道路之间有着密切的现实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是充分发挥国家主导作用、有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条件。“在不同的商域中,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具有不同的文化特质,而且,由于制度形态的不同特质,决定或影响着人的价值观念和经济行为”[4]。中国国家制度体系向来以高效著称，具体表现为: 集中力量办大事，即高效；一竿子插到底，即敏捷；一张蓝图绘到底，即连续。换言之，中国国家制度体系赋予中国举世无双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战略政策的执行能力，这在近年来全力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完全颠覆了西方社会对政府低效推诿的陈旧印象。实践证明，中国国家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的国家制度，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国家制度，是能持续推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制度。中国的国家制度一方面可以保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最大限度地代表和体现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另一方面，可以提出明确的现代化目标，制定科学的现代化规划，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在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了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辩证统一，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引领时代潮流的根本原因。每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必然要经历一些崎岖和坎坷。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以及发展难题，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和普遍性，这不仅是由现代化本身的性质和特点使然，也是各国的实际情况的不同造成的。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如果中国出现了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局面，不仅我们确定的目标不能实现，而且必定会产生灾难性后果。”［5］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对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5］，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的符合中国国情和彰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国家与强大政党建设的“创新版”。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现代化最终成功的根本保证，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最大优势和“核心密码”。回顾党史百年的艰难历程，如果没有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它的领导核心、思想引领，不可能走到今天。从政党政治的角度而言，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作为具有领导地位和执政能力的政治组织，理应承担和肩负起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国家治理等层面的领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2]自觉的使命担当、长远的战略规划、系统的顶层设计、强大的协调能力，使中国共产党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生驱动力量。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领航者、掌舵者，更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行稳致远的推进者、保障者。相对于西方从技术创新、经济变革、社会变革到政治变革的自发现代化路径，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主动型现代化，是先政治变革，再到经济变革、社会变革以及全方位变革的路径，其中中国共产党发挥引领推动的关键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快推进覆盖党和国家事业各方面的制度体系建设。党的十九大对于制度建设作出了科学部署，提出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从13个方面作出了更为完善的制度性安排，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强化制度执行，构筑了民族复兴的制度保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总结了党领导人民在我国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积累的经验、形成的原则，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全面部署，从而在整体上制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彰显了我们党坚定的制度自信。
从总体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以党全面组织与领导经济社会生活的国家制度。这是党领导一切、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线的国家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历史脉络、文化传统和民族性的创新性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上形成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从制度功能来看，中国国家制度具有巨大的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的国家制度不仅能克服经济社会发展的自发性、盲目性，增强其自觉性、科学性，还能克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分散性、内耗性缺陷，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集中性与统一性。这充分展现了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这是西方现代化道路所无法实现和复制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制度基础
每一种现代化道路都是在特定条件下萌生的，也是通过特定制度保障的。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衍生出来的，苏联的现代化道路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下生长起来的，中国的现代性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充实完备实质上是相生相伴、互为需要的共生发展关系，充分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事业以制度性色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内生性演变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它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延续中国传统国家制度的“母版”，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更不是西方国家制度的“翻版”，而是符合中国国情、体现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深得人民拥护的“新版”，是党和人民自己的伟大创造。在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断开辟社会主义新境界，由此社会主义不断呈现生机与活力。[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对古今中外制度的扬弃，是立足于本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实践、人民意愿的合理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用资本主义制度或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的现代性解释框架审读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既不科学也不真实，往往会以偏概全、以管窥天。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虽然是在西方现代性影响下开启的，但中国并未被同化，而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定向和逻辑，因而不属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范式。在中国式现代化逐步发展推进的同时，中国制度也呈现从新民主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备演进，并最终呈现出内涵丰富的制度体系，这个体系从横向的制度结构方面看，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等方面，不同领域的制度互为影响和制约；从纵向的体系脉络看，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三个层面有机贯通、相互联系。[2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以及具体制度等制度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形成了一个结构严密、协调有序、科学有效的制度基础，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了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制度保障。比如在现代化的基本经济制度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现了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和经济体制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经历不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最终形成一个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共同构成的完整有机统一体，优化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逻辑和规定性。在内部关系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和经济体制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制度体系。纵观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制度建设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前提和条件。我们着力推进制度创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构建了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从而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完善的制度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驾护航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定能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破浪前行、行稳致远，也定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范式借鉴。[6]
三、“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取得突破进展的关键性保障举措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这既是我们党保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主权的一贯理念，也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确定了新的坐标。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5]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7]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逐渐推进制度完善定型，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永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保证人民安居乐业、保障国家安全提供了有力保证。在整个中国式现代化的大棋局中，制度因素是贯穿其中、一脉承继的关键性因素，而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关键在制度执行，只有制度执行到位方可保障现代化事业平稳前行。资本对于利润的无限追求，一方面，内在地和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管理经验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也必然向政治领域渗透，努力寻求权力的保护伞。因此，资本的两面性意味着必须从制度体系的层面实施有效监督和制约。制度化在于建立强制性的规则、程序以抑制权力最大化冲动，防止权力与权威被滥用和过度占用导致政党组织自身和整个社会的崩溃。制度化已成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一个重大标志。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是现代化建设大局得以平稳推进的关键保障环节。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所亟待解决的问题领域、环节逐步向纵深突进，对系列举措、制度的执行提出了更加严格的现实要求，只有不断提升制度的执行能力方可实现制度优势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转移[8]。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文明新形态塑造的进程，不仅是“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完备呈现进程，而且是“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运用实践进程，充分说明制度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最生动的展现和最管用的举措。百年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华民族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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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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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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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玉斌．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新现代性理论范式[J].社会主义研究，2022（2）.
[8]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9]赵昌旭．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五维呈现[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