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珉:建设创新型国家与发展循环经济(三)

陈嘉珉 原创 | 2023-01-22 10:49 | 收藏 | 投票

三、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深层原因

我们要大力、加快和全面发展科技,但不是为发展科技而发展科技,因此建设创新型国家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这个深层原因是什么?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年均保910的快速增长,先后解决温饱、小康问题,实现了“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前两步目标。但是取得这个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到底靠什么?归纳起来是靠牺牲资源、环境、劳动这个要素。这三个要素除了劳动,由于过度牺牲,已经牺牲的资源、环境多具有不可再生和永久失去的性质。

我国现在万GDP的能耗水平是发达国家的311倍,单位GDP的环境成本居世界前列,虽然生产效率有一定提高,但是没有抵消资源投入和污染产出总量的增加。2004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说:“高消耗、低效益、高排放”式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是造成中国资源环境瓶颈约束的根本原因。为什么几十年来一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从内因方面讲,是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患上了一种“病”,这种“病”就是“依赖性”,但不是依赖科技创新,而是依赖天赐资源。同时国际上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和组织,它就希望你每一个角落都搞大开发,它希望并实际操纵——让你没有一块油田不开采、没有一个煤矿不出煤、没有一个金矿不出金。全国人民大开发,全部国土大开发,全部挖、深入挖、加速挖。挖的结果是什么?挖三十年之后,留一片光光的土地给子孙,让一个由我们这些“挖手”生出来的十五亿人构成的大国,变成一个资源穷国。为什么我们的资源会这样不可控制地全部挖、深入挖、加速挖?内因是我们患有依赖性这种“病”,外因是它有市场,不排除人为制造的市场。为什么我们的资源会有市场?因为它便宜。中国的自然资源廉价到什么程度,例如日本电力用煤原来主要从澳洲进口,后来由于我们全部挖、深入挖、加速挖,中国迅速成为太平洋煤炭市场的主要供应国,导致煤炭价格大幅下跌,跌到几年前的50多、60美元一吨,日本干脆每年从中国进口两千多万吨煤来填海,变成人造能源储备。日本人还发现从中国进口筷子比它洗筷子的成本低,于是就干脆不洗筷子,用过一次扔掉。据日本海关统计,1995年到2005年十年间,中国出口日本的一次性筷子就有2243亿双,平均每年要砍伐中国200多万棵树,中国林业专家计算,为生产这些筷子而砍伐的森林涉及中国国土面积的20%们一次性消费的产品很多,还有各种不能回收的容器和豪华包装。“一次性消费”的实质,就是“一次性浪费”,就是牺牲资源。

中国牺牲资源最大的一项是土地。今天的中国,靠牺牲土地来刺GDP增长的做法遍及大江南北,不少地方政府都成了“卖地政府”。例如苏州是中国吸引外资最成功的地方,它是怎么成功的?它曾经把每亩20万元开发成本的土地降到15万元,迫使周边的吴江、宁波、杭州也只好把地价压到每亩5万元的超低水平,上海也加入这个杀价竞争,上海郊区地价曾一度被压到每亩56万元。在苏州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2001年的9.5万元降到2002年的8万元,再降到2003年的6元。有人说我们吸引外资,不是采取竞优策略,而是奉行一种竞次逻辑。你搞一条优惠政策,我就搞两条,你搞两条,我就搞四条;你优惠土地,我就再优惠税收,或者牺牲环境不要赔偿。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往往采取组合性的竞次策略,不仅牺牲土地,还要在财政、金融上补贴。长三角地区甚至采取零地价、送厂房、指定银行配套贷款、五免十减半等组合政策倾销策略,有人称之为地方政府吸引外资的“割肉比赛”。不少地方政府靠牺牲土地资源GDP增长,已经陷入本届政府和上届政府竞争、本地政府和外地政府竞争的恶性循环。近几年来牺牲土地的违规违法案件很多,20079月至20081月国土资源部开展全国土地执法百日行动,共查出以租代征、圈占土地、未批先用三类土地违规违法案件3万多起,涉及土地336万亩,这个数字十分惊人。我们长期以来以牺牲土地资源为核心的开发区热一直控制不住,全国各种开发区建设中的土地违法行为最多。2004年中央对全国近7000个开发区进行清理时,仅开发区新上项目占用土地就达7400万亩,其中40%是开而不发,造成大量土地闲置,并且大批良田已经被废渣、废石、废土毁掉。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说,各种名目的开发区面积,已经超过祖祖辈辈建成的中国全部城镇用地面积的总和。

我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个问题,我国多年来一直存在一个基本国情,就是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紧张。虽然国土辽阔,但1/3难以开发利用、不适宜人类居住和生产,耕地仅占全部国土的12.8%。目前我国人均耕地只有1.38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因此我们要以不到世界10%的耕地,养活世界22%的人口。在国土资源中,耕地是民生之本,现今这个十分有限的民生之本,已经受到来自非理性盲目发展的严峻挑战。国土资源部提供的资料显示,从1996年到2003年,全国耕地面积已由19.5亿亩减少到18.5亿亩,7年间共减少了整整1亿亩,比两个海南省的耕地还多,2003年已有6个省、区的人均耕地低于0.8亩警戒线。根据国土资源部20083月发布的《2007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数据及其他官方数据,我整理、计算了一个8来全国耕地面积变化和减少情况表:

2001年 耕地面积:19.14亿亩 减少:1000万亩

2002年 耕地面积:18.89亿亩 减少:2500万亩

2003年 耕地面积:18.51亿亩 减少:3800万亩

2004年 耕地面积:18.37亿亩 减少:1400万亩

2005年 耕地面积:18.31亿亩 减少:600万亩

2006年 耕地面积:18.27亿亩 减少:400万亩

2007年 耕地面积:18.26亿亩 减少:100万亩

2008年 耕地面积:18.2574亿亩 减少:26万亩

从这个表可以看出,全国耕地面积变化和减少情况有三个特点:一是在进入本世纪以来8年中,耕地面积从未停止过逐年减少的趋势。二是从2001年至2004年,每年耕地减少面积都超过1000万亩,而且前三年每年减少的增加量也超过1000万亩,存在一个有趣的“123”现象——01年减少1000万亩、02年减少2500万亩、03年减少3800万亩。为什么每年减少的增加量都超过1000亩?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以廉价土地招商引资,以及西部大开发起始阶段,有关各地采取争先恐后、你追我赶的资源型发展方式所造成。三是2004年至2008年,中央提出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推动经济增长从资源依赖型转向创新驱动型,才遏制住耕地面积每年大量减少的势头,但减少的势头并没有停止。从现在的发展情况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预测情况看,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城镇住房、基础设施、经济建设用地的刚性需求依然存在并保持旺盛势头,加上雪灾、震灾、水土流失等自然灾害的破坏,耕地数量的减少已经不可避免。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我们会面临更为急迫的用地需求,人多地少的矛盾将日益尖锐,保护耕地的困难越来越大,任务越来越艰巨。

现在要增加耕地已经无法做到,而整个国家唯一必须做好的一项工作,就是确立和坚守耕地保护底线——18亿亩。2007年新上任的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在首次面对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上说:18亿亩耕地红线是高压线,谁都不能碰,对敢于触红线的人绝不手软;我们必须坚守红线绝不动摇,打一场只能胜不能败的耕地保卫战。国土资源部《2007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要求强化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2008813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同样要求,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体目标,从保障粮食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出发,必须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到2010年和2020年,全国耕地保有量分别保持在18.18亿亩和18.05亿亩。200899日国土资源部下发通知,要求从2009起,除国家重大工程可以暂缓外,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全面实行“先补后占”,因自然灾害损毁的耕地要在一年内恢复利用,保证耕地总量不减少。今年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又强调,“坚持和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严18亿耕地红线不动摇。

我国资源总量位居世界第三,但人均资源占有量是世界53位,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一半,从这个数据来看我们已经不是资源大国。为什么在我们基层政府,计划生育工作要实行严厉的“一票否决”制,就是因为人口太多、资源太少,我们政府的好多中心工作都是从资源太少这个中心出发的。资源太少还要糟蹋、浪费,那不完蛋吗?因此靠牺牲资源来拉动GDP的增长方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为什么牺牲环境也给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因为在利润里边,在增长数据里边,应该把牺牲环境的补偿算入成本;可是你没有算、没有扣除,让负值变成了正值。例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当年GDP15%,但并没有从GDP里边把这15%扣掉。所以有人提出要使用绿色GDP概念。

20069月,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我国第一份绿色GDP报告,报告显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3%,其中扩散性最大的水污染和大气污染环境成本就达5060亿元,占总成本的99.8%由于部门局限和技术限制,已计算出的2004年损失成本只是实际资源环境成本的一部分。完整的绿色GDP核算,至少应包括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等5大项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污染、生态破坏2大项环境退化成本。由于基础数据和技术水平限制,这次核算没有包含5大项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中的生态破坏成本,只计算了环境污染损失,也就是7大项里边只计算了1大项。而且环境污染损失这1大项里边还包括20多个小项,这次核算又只算了其中的10个小项,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重要部分都没有涉及,另外在已经核算出的10项损失中还存在低估和缺项问题,可见这次核算只是整个结果的一小部分。即使按照这个残缺不全完的环境损失统计,在现有治理技术水平下全部处理2004年点源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需要一次性直接投入10800亿人民币,约占当年GDP7%,而我国“十五”期间治理环境污染投入仅占GDP1%;除开这个一次性投入,每年还需花费治理运行成本(虚拟治理成本)2874亿元,要占当年GDP1.8%。由此可见,就是只按照这个7大项里边只算1大项、1大项的20多项里边又只算10项来计算,2004年牺牲环境的成本就是8.8%;如果7大项全部算,2004GDP增长可能就是个负值。

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当时表示,由于技术和体制障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最终确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不能等到条件全部成熟再动手,那样就太晚来不及了,因此必须一项一项攻坚,开展一项成熟一项,成熟一项公布一项。可是从2005年到2007年的绿色GDP就再也没有公布。200834日北京《新快报》报道,2008年两会前夕潘岳副局长在谈到公众关注的绿色GDP为何没有公布、何时才能公布时说:“这不能怪我,我去年这个时候接受记者采访时已说过,绿色GDP已算出来了,但是一直没有公布。”潘岳表示,有权公布绿色GDP的不只环保总局一家,环保总局只是绿色GDP的小组单位之一,不是唯一单位。当记者追问公布绿色GDP的阻力是否来自其他部委,这位34就跃升为副部级高官的中国新生代政治家很无奈,他说:“也不能说阻力来自于其他部委、地方,或者是企业,总而言之,它一直没有公布。”

35日全国人代会召开当天凌晨,我在价值中国网发了一篇文章《人代会应做一件事:请政府公布绿GDP》。其实政府要做这个事很难,为什么?因为环境和生态问题已经很严重,超过了多数人的承受力极限。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我综合多种权威资料得到以下一组数据:中国环境污染是发达国家的30倍,中国经济增长有2/3是在对生态环境透支的基础上实现的;目前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2/3的草原沙化,近乎100%的土壤板结;江河水系70%受到污染,40%严重污染,基本丧失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中国水资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并且主要水系的2/5已成为劣五类水;全国有一半的人口缺乏干净饮用水,3亿多农民喝不到干净水,其中超过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导致的饮用水源水质不达标;全国一半以上城市空气不达标,其中山西的城市全部不达标,全国4亿城市人口呼吸不到新鲜空气,1500万人患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空气中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是最主要的大气污染物,北京的喉癌、鼻癌、肺癌患病率已超过传统胃癌成为“第一癌症”;兰州、大同、临汾、乌鲁木齐11个重点城市每年出现污染天数比例超过1/31999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7.8亿吨,2007年超过一倍接近16亿吨,全国668座中等以上城市2/3被垃圾包围;由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2008年中国还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世界银行2001年发展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占16个,北京、上海也名列其中。三十年改革开放,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已经遍体鳞伤,生态环境脆弱区占国土面积的60%以上。不少地方在土地利用过程中造成的土地损毁、沙漠化、荒漠化等,使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任务更加艰巨。煤炭、火力发电、冶金、有色金属、水泥、建材、造纸、石化、化工等高能耗、高污染行业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所以经济增长一直是以高能耗、高污染为代价。

长期盲目追求非绿GDP的结果,已经严重威胁到我们的基本生存条件。我国三十年发展,把子孙后代生存的基础都搭进去了,所以绿色GDP遇到从政府到企业的重重阻力而不能公布。可以肯定,一旦公布绿色GDP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发展很快、成绩很大的地区,就会暴露其背后透支环境、透支未来的巨大“黑洞”,因为扣除资源、环境损失成本,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数据会大大下降,甚至变成负数。这些地方官员原来政绩中的水分就会被挤干,会让这些官员难堪,甚至影响其仕途前程,甚至要负刑事责任,最后追究下来一些部委和重要官员也有责任,因此一直不敢公布。

不敢公布绿色GDP说明还在掩盖问题。如果一直掩盖,中国的环境问题会有一个总爆发。就像2003年非典的总爆发,从来没见过的病疫流行开来,死人的事情发生了,有些地方的政府和官员还在缓报、漏报、瞒报疫情,脑子里只有政绩意识,只顾乌纱帽,而不关心民众死活,让人民财产和国民经济蒙受巨大损失,最后追究下来,连北京市长、卫生部长的乌纱帽都被摘掉。就像2008年婴幼儿奶粉污染事件的总爆发,开始死几个人,涉及1个厂家,最后掩盖不住,死几百人了,质检部门一查,几十个厂家、十几个部门都有问题,好些人还得坐牢。平时不严格执法,等问题闹大了再来个“杀作”、搞“运动”,这不是高明的办法,高明的办法是要依法行政,把法治的功夫下在平时,防患于未然。现在学习科学发展观就是高明的办法,学到一定时候,就会敢于公布绿GDP就会敢于揭开问题,学习的目的就是更新观念、解放思想,深刻认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增强承受能力和科学发展素质,对不对?

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说,中国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大、总量大,超过环境自净能力;水和大气环境受到不同程度污染,有些地区相当严重。二是由工业、城市生活及农村面源带来水的有机污染、富营养化和大气二氧化硫及颗粒物污染等老环境问题还没有解决,而诸如危险废物、微量有机污染物、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土壤污染、汽车尾气污染等新的环境问题已经出现,环境污染呈现复合型和压缩型特点。三是生态环境退化趋势尚未得到遏制,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森林和草地退化、江河断流、湖泊萎缩、水生态系统失衡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王玉庆说,在这种形势下,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未来的环境形势将会雪上加霜,不堪重负。

我们要认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往往是永久性的,所以叫牺牲。例如农村面源污染、土壤板结,这是目前很严重的问题。现在种庄稼、载果树,不施化肥、不打农药还得到吃不?已经得不到吃了,同志们。大家在我们党校老校区学习过的,就可能看到,我们校园里边那个农民承包土地载种的果树,一年不打农药、不施化肥,本来要长像皮球那样大的柑橘,就长得只有鹌鹑蛋这样大,树干都变黑了,要死了。所以污染是永久性的,土地吃化肥、庄稼果树吃农药,就像瘾君子吸毒一样离不开了。不继续用化肥和农药污染土地、破坏土质,农业就没有收成,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大家现在吃的什么都是“药”,粮食离不开化肥、农药,牛、羊、鸡、鱼、鸭都是参药饲料喂的。我们上届州委的许正维书记,有次在州委党校讲课就讲,欧美运动员吃牧草喂养的牛肉,那个骨头长得像钢筋一样,而我国运动员吃化肥、农药、饲料生长的食品,那个骨头长得像筷子一样,一擗就断了,你的足球咋个踢得赢人家啊。

再如水污染,也是很恼火的问题,因为水污染扩散性强,现在已经成了不治之症。我们兴义没有多少工业,但是大家看兴义城内的湾塘河,现在一年四季已经没有任何一天,可以出现三十年前曾经延续千万年的“清澈见底”、“清花绿亮”、可以在河里边洗菜的那种亮丽景色。如果兴义市长敢说在其任期内,要把湾塘河治清,那一定会成为中国治理环境的“第一市长”。可是你GDP降多少?财政收入要降多少?更重要的,你这一任市长治清了,下一任上来又污染了,这叫恶性循环,叫永久性破坏,叫牺牲。大家去看我们中国有母亲河的城市,95%的母亲河都是臭水沟、污水沟,我们前边不是说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吗。去年我听我们州里一位领导讲,他就担心马岭河会变成一条臭水沟,如果变成臭水沟,就很难有再治清的希望了。大家看我们窗外这个毛栗寨水库,听说有天有个钓鱼的人钓到一条鱼拖不上来,就跳下水去捉鱼,上来后下身发痒,脱开裤子一看里边还有小虫子,这个山上的水库也避免不了污染。党校搬迁那天,我们围绕水库散步畅谈党校未来,有人说能把这个水库治清就好了,多数人说不要想这个事了。对治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不知有多少人是失望和绝望的。我讲这个课的目的就是告诉大家,只有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科技、建设创新型国家、转变增长方式,我们的生态环境才会有希望。

粗放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脆弱的生态系统,在此基础上要实现一13亿人口大国的现代化,必须在强力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和前提下,走科技创新、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超常规发展道路,此外别无他途。十七大报告在总结过去五年党和国家工作中存在的突出差距、困难和问题时,严肃而明确地指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温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之一,就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能源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重”。一个国家民族产业的发展、企业的壮大,必须依靠高科技武装和人力资源开发,而绝不能靠拼资源、抢能耗、搏污染,否则发展到最后非常危险,要付出的代价是不可承受之重。

牺牲劳动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凭生产资料所有权、分配权、支配权尤其定价权,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和产品,让劳动者作出不计酬劳、得不偿失的付出。我们的劳工,他就像矿山、环境、工具一样,任由你摆布,劳动合同法200811日才开始实施,可是实施之后又遇到金融危机,他不能讲条件,没有定价权,得不到应有的报酬,这就是牺牲。现阶段中国的劳动者,所付出的必要劳动获得一定报酬,但剩余劳动的大部分,却被生产资料占有者给占有了。你看那个煤老板,那些矿工像“黑人”一样穷得叮当响,还死了那么多人,他还赚那么多钱。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爱德华·怀特,在1997525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说:“随着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经济形势的改变,投资者涌到这些地方,集权的国家计划经济已成为有利于私人产业所有者的地方。”爱德华·怀特还引用经济学J.Mark Mobius话说:“这是一种由美国人所引导的趋势,这种趋势推动国际贷款机构鼓励私人企业的发展,开放这些市场,并从政府手中得到工业所有权。”外资通过超国民待遇获得发展中国家的工业所有权,在发展中国家政权力量的保护下,进一步获取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我们的经济增长和出口创汇,很大一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的,劳动者获利菲薄,作出了巨大牺牲。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同样是三十年经济起飞,日本劳工工资赶上了美国,而中国劳工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中国入世5周年的当天,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报,中国入世5年来为美国家庭节省了1/5的生活费,美国摩根土丹利公司的调查也显示,美国消费者因购买中国廉价产品而节省的美元就高达1000亿。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出现一个怪现象,就是中国进口产品价格上涨,和出口产品价格下跌同时并存。我国进口用汇最多的原油、成品油、铁矿石、钢材、大豆、植物油、飞机等品种,都是国际市场上涨价最大的品种;而中国出口创汇最多的服装、家具、零件、纺织品、塑料制品、电视机、皮鞋、布鞋等劳动密集型品种,则大多是国际市场上很少涨价的品种,甚至现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跌甚至亏本都卖不出去。

为什么我们的劳动不值钱?经济学家郎咸平有个“61”产业链理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郎咸平教授以浙江生产的芭比娃娃为例,芭比娃娃出厂价1美元,到美国沃尔玛超市卖10美元,中间9美元是怎么创造出来的?郎教授说这个创造过程是一种大物流概念,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六大块,就是这个产业链上富有科技创新含量的六大块创造9美元的价值。中国制造业不在这个六大块里边,而是在“6”之外的“1”里边。我们这个大国制造业有三个特点:一是科技创新含量不高;二是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牺牲劳动;三是最不赚钱,只创造1元价值。美国人的那六大块也有三个特点:一是科技创新含量高;二是不浪费资源,不破坏环境,不牺牲劳动;三是最赚钱,创造了9美元价值。中国人向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提供了一双鞋子,但中国的制鞋工人却是穷人,就是因为你的劳动是付出在那个六大块之外科技含量最低的最不赚钱的生产领域。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劳动制造的鞋子,耐克出厂价2美元,人家一转手卖200美元;日本人在中国山东买大蒜每斤1元,运到日本卖50元,原因就是做的只是那个“61”之“1”里边的工作。这就是国际产业链分工,在这个分工之下,中国企业牺牲资源、环境、劳动只赚10%的钱,而对于外商,他通过产品设计、研发以及采购、仓储、订单处理、批发、零售就赚到了90%的钱,结果中国经济越增长,美国越富裕。我们就是用这不到10%的价值,积累了1.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们同时为国外贡献了19万亿美元,差不多是全中国80年工资的总和。

中国劳工的劳动不值钱,据郎咸平教授研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商透过掌控全球产业链,可以轻而易举地挑起中国厂商之间的价格战,压迫中国制造业走向自杀性的恶性竞争。比如一个美国进口商手中1亿元订单,第一年它给A5000万,给B3000万,给C2000万,给大家很好的利润,鼓励大家好好干。可是到第二年,美国进口商却给B4000万,给C3000万,只留给A3000万,这时A肯定不敢有怨言,而且甚至会表示愿意压低报价。为什么A愿意压低报价?因为不压低报价,拿到和上一年同样数量的5000万订单,它就会闲置浪费包括厂房、设备、技术工人在内的2000万生产能力。代工业有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一次性固定投入的扩产容易,一旦扩大的生产能力形成之后,维护成本会逼着代工厂不敢减产,因此只有压价抢订单,这是恶性自杀的第一回合。真正的惨剧还在第三年,按照代工厂的惯性思维,B会扩大到4000万产能,C厂扩大3000万产能,而A还会维持5000万的产能,这样就过剩2000万产能。现在美国进口商可以跟三家摊牌了:你们现在的产能总共有1亿2千万,而我手中只有1亿订单,你们当中有一家要被淘汰出局。然后引入网上同时报价系统,让三家在短时间内同时独立报价。结果一目了然,可能BC开出的价格仅有成本价,而A甚至报出一个低于另外两家成本价的亏本价格,因为不开工就只能亏钱,而开工还能少亏一点。大家想想,像这样被定位在61”的“1”里边,而且是残酷竞争的1”里边,你的劳动怎么能够得到合理报酬?原来人家还1亿订单给你,让你三家争,让一家淘汰出局,现在金融寡头们搞个金融危机,1亿都不给你,让你三家都完蛋,我们的产业工人不仅是牺牲劳动的问题,现在好多人又面临失业。同志们,为什么我们的企业会这样任人宰割、任其蹂躏,它想要哪家生产就要哪家生产?根本原因就是你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你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可有可无。只要中国一天不能成为创新型国家,不能拥有大批量的自主知识产权,中国企业就不会有一天安稳的日子。

我们牺牲劳动不仅表现在牺牲劳动者的收入上,更严重的是牺牲劳动者的健康和生命。我看到一份资料记载,作为中国出口基地的珠三角,每年仅冲床工人发生的断指事故就有3万多起,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有人对深圳800万民工做过调查,每5人中就有1人受过工伤或患过职业病,深圳有的厂家两年就换一批工人。为了防止伤残民工打官司影响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珠三角一些地区把外来民工正常的诉讼时间拉长到三年以上,迫使伤残民工因耗费不起钱财只能放弃权益。据《参考消息》报道,本世纪初中国每亿元GDP工伤死亡1人,2003年就死亡13.6万人。近10年来由于舆论开放,中国矿难一直让世界震惊。2001年到2007年,全国煤矿死亡10人以上的矿难平均每周发生一次;20042006年,中国每年出口8000万吨煤的代价,就是平均每年死亡6000多人。按照这个数字计算,中国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俄罗斯和印度的10倍,死亡率位居世界之首,死亡人数超过世界其它各国总和。

提到矿难事故大家可能会想起一个人,这个人用算命先生的话讲是“背时透顶”了,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老没得耳信”。20034月,这位先生53岁任北京市长不到3个月,因治理非典不力被免职,之后在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赋闲”4年;20079月任山西省代理省长,仅3个月又因洪洞县特大矿难事故向国务院作检讨;20081才正式当选山西省省长,屁股刚坐热不到8个月,又出个死伤近300人的安全事故,914引咎辞职。同志们,这个人的仕途坎坷折射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矿产资源开发中的有些问题很严重,已经不是一两个高官能有回天之力来解决。到去年为止,山西省三年换了四任省长,如果今年再换,就是四年换了五任省长。一个月前,山西又发生死伤近200人的矿难事故,网上又有人呼吁山西省长下课。但是下课没有用啊,如果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继续靠牺牲资源、牺牲劳动来发展经济,新的省长来了还要下课。

本世纪前半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十六大提出要在本世纪20年,集中力量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200510月召开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按照十六大对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部署,提出“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主要目标是: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20%左右。七大报告再次明确提出,要“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2000年的人均GDP856美元,到2020年翻两番就是接近3500美元。十六大、十七大提出的3500美元发展目标,实际上是分阶段落实“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三步。第三步发展战略是到本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现在有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就是实现上述2020年和更远的2050年发展目标,到底依靠什么?继续依靠已有的牺牲资源、环境、劳动的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行不行?

我们反思三十年发展模式的结果是,过去主要依靠牺牲资源、环境、劳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严重违背科学发展观,必须加以转变。十六届五中全会要求,“十一五”时期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第二条原则,就是:“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有关研究表明,未20年,即使我国继续保持占国内生产总值40%左右的投资率,如果没有科技创新能力的大幅提升,根本不可能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实现新阶段发展目标,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的科技大会上讲,最根本是依靠两大动力,一要靠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二要靠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有力支撑”。胡总书记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实现新阶段发展目标,一是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二是靠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十七大报告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这一节中,专门有一个问题是谈“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总书记在这个问题里边明确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在同一节的“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这个问题里边,总书记又明确要求:“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提出要“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企业的贷款。”政府工作报告的这个要求,就是要限制高耗能、高排放和资源性产业的发展,不能再大量浪费资源和污染破坏环境。

我们过去这种资源消耗巨大、环境成本超高、牺牲劳工过度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起飞、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难以避免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不能太长,太长会掏空国家发展的基础,甚至会出现严重的社会、政治和国家安全问题。经济发展就像一场马拉松赛跑,运动员开始跑前一段路的时候,可以依靠肌体力量支撑前进,但是越往后跑就越没有劲头,就来不起气了。大家爱看足球和篮球赛吧,大家看我们的运动员,相比欧美运动员体能要弱一些,跑几下就满头大汗跑不动了;我们现在的经济,也像我们的运动员,跑不动了,不能再跑了,再牺牲资源、环境和劳动跑下去,就会倒在赛场上,最后把自己也牺牲掉。而要一直跑下去,就必须在体内装入一种永动机制,对一个国家来说,这种永动机制就是科技创新。只有创新才能提供发展的无穷动力,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就是要把科技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推动经济增长从资源依赖型转向创新驱动型,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个人简介
周易管理哲学家,传统文化学者,武林诗人,价值中国最具影响力百强专家,国家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成拳第三代传承人。著述经济、哲学、历史、命理、堪舆、玄学、武道诗文一百二十余部(含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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