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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解密的“公款吃喝3000亿”

不能解密的“公款吃喝3000亿”

  2月7日《人民日报》报道说,相关部门对于公款吃喝消费的规定越来越细,但“言之谆谆,听之藐藐”,吃喝之风却有日趋泛滥、蔓延之势。中国公款吃喝开支1989年为370亿元,1994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2002年达2000亿元,2005年突破了3000亿元大关。如此触目惊心的数据,令人痛心。

九三学社拟提议案遏制公款吃喝

公款吃喝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三公消费”再次成为热议话题。九三学社中央拟向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提交提案《关于遏制公款吃喝的建议》。

  提案建议,将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三公浪费”纳入《刑法》调节范畴;“三公”经费等行政成本,纳入政绩考核范畴,决定官员仕途。

  公款吃喝一年3000亿

  九三学社中央拟的提案列举一组数据:目前,全国一年公款吃喝的开销已达3000亿。如此庞大的公款吃喝数额,挤占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例如2009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外交和公共安全三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18.6%;同时,教育、科技、文体与传媒、社保和就业、保障性住房、医疗卫生、环境保护支出等民生支出,比重不足38%。

  上月,人民网网调两会热点,20个热点问题中,“三公公开”的关注度、点击率位列前三。对于去年中央部门“三公公开”表现,超过50%的网友很不满意,33%的网友不太满意。

  降低行政成本也是政绩

  “行政成本过高的政府,不是高效率的政府;花钱过多的官员,不是真正能干的官员。”提案认为,行政管理实质上是一种服务,而任何服务都应该控制成本。如果修路、盖楼、绿化、招商引资、GDP增长和财政增收可以算作政绩,那么精打细算、降低行政成本,同样应该是重要的政绩之一。

  提案建议,在制度上尽快把行政成本核算机制引入各级政府的考核之中,建立既注重结果,又注重成本的现代行政绩效考核体系,把每一项行政行为背后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与行为的结果,以及公众的满意度等指标都纳入这一体系中。

  民间知名人士牵头监督

  提案援引德国前央行行长威尔特克的案例--乘出差之便,带家属住超豪华酒店,并报销所有费用,经媒体披露后,丢掉了年薪35万欧元的德国央行行长职位。

  提案提出,依靠纪委、人大、政协,甚至动用公安的力量,监督公款吃喝。这些体制内监督的手段存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嫌疑,不符合公共管理的原则。

  因此,根本解决公款吃喝问题,需特别加强体制外监督。可以批准建立群众性监督组织,由诚信度较高的民间知名人士牵头;更应该强化以监督为天职的新闻媒体的监督力度,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保障媒体行使监督公款吃喝的权利。

  另外,提案建议,直至乡镇政府,包括所有事业单位,公款接待一律网上公示。

  “三公浪费”应法律约束

  提案认为,长期以来,对公款吃喝的处理,除了个别涉及贪污受贿外,其他的不仅没有列入犯罪之列,甚至还得到放纵和鼓励,这也是长期以来公款吃喝等政府浪费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

  因此,界定公款吃喝的“罪与非罪”是核心问题。提案建议,将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三公”浪费问题纳入《刑法》的调节范畴,用法律规范官员和公务员的公务行为。让浪费有罪深入人心,让惩治包括“公款吃喝”在内的各种浪费行为有法可依。

公款吃喝3000亿亟待约束权利

公款吃喝  有网友犀利指出,肆意疯长的公款吃喝数字背后是难以掌控的权利使然,打击公款吃喝就要出手约束官员权利。然而,也有网友就此无奈调侃称,一边是高昂的“公款吃喝”,一边是加班费都要交税的普通工薪族,3000亿的背后是无处不在的税收。

  江西省余干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吴学贤表示,“全国公款吃喝一年3000亿,差不多是江西省两年的财政收入。”同时,吴学贤也质疑称,多年以来,整治公款吃喝的提法一直不断,但其消费数字确实有增无减,此次九三学社“三公消费入刑”的提案能否通过,又是否能起作用,尚待观察。

  除九三学社之外,针对公款吃喝一事,全国政协委员万捷的提案更是明确指出,“禁止公务员和官方宴请消费鱼翅”。

  与万捷提案相呼应的是,被业界冠以“奢侈品”名头的名酒茅台在去年多次掀起涨价潮,公众普遍认为幕后推手是“公务部门消费”,也就是所谓的“公款吃喝”。

  可见,不管是“鱼翅”还是“茅台”,背后始作俑者都是刹不住车的公款吃喝。九三学社的一纸建议是否能成行,也由此成为公众观望有关部门打击“三公”消费的决心到底有多高。

公款吃喝为何“长盛不衰”?

  身为执政者的国家领导人想来也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然而上百个红头文件--为啥管不住公职人员一张嘴?公款吃喝泛滥,究竟原因何在?究其原因有三:

  一来,中国人重关系,上下级、同级之间的人情世故要走动要保持,餐桌看来是最好的选择。当然笔者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官员一开始就都喜欢公款吃喝,但在官场酒文化盛行的大环境下,许多官员认为既然一己之力无法“回天”,不如做个识“时务”的“俊杰”。开弓没有回头箭,官员一旦有一次尝到了公款吃喝的甜头,再二再三当然接踵而至。

  二来,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公款吃喝盛行的祸首就是现行财务制度的漏洞。所谓会议费、出国费、培训费、调研费、科研费等原本合法报销项目,早已成了公款吃喝的“掩护体”。再者,公款吃喝禁令强制性、监管性、惩罚性弱,道德倡导性多。怎样界定责任,谁来监管,如何定罪都不具备可操作性。

  三来,公款吃喝的法律监管执行制度“不给力”,想当年毛主席在推行“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尚且强制推行,如今的公款吃喝却只是倡导,上百个红头文件在公款吃喝的官员眼里成了“光说不练的假把式”,难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猫鼠游戏”不断上演。

自律之外,要有制度和监督

公款吃喝  公款吃喝者自己都觉得勉为其难,但如此陋习一直存在,这就应了一句话,“环境大于个人。”身陷公款吃喝的“潜规则”,要突出重围,不但需要个人明白道理、加强自律,更要有制度和监督。

  首先不能为公款吃喝寻找任何理由。拿公款大吃大喝肯定是错的,请吃与吃请都属违纪,各方再大的“为难”,都不能作为理由,不能让公款吃喝成为于法无据、于情可宥的“合理犯规”,不能让种种所谓“不得已”的说辞,成为继续吃喝的托词。

  既然官员视过度吃喝为畏途,不妨顺水推舟,制订规矩,从严掌握。从理论上说,可以立竿见影的做法是,在政府财务中着力压缩公款招待的开支,所有超出规定的招待费用,一概由请吃与吃请者自掏腰包,实行彻底的AA制。没有源源不断的公款支撑,大事铺张的吃喝可能会收敛些。

  许多时候,管住吃请者要比管住请吃者更容易见效。按照行政上下级关系,上级执意不吃请,下级不敢有大动作。而只要上级或者好这一套,没人请便不高兴,或者碍于情面不加推辞,下级就一定会大肆操办。所以,领导必须做出样子,立下规矩,守住底线,坚决不吃请。这不但可以节省公帑,还可以起到警诫下属的作用,层层示范,渐渐形成风气。

  要减少请吃与吃请,还须减少各种不必要的陪同。全无必要的陪同在浪费资金、时间和精力上,负面效应一点不输给公款吃喝。领导到了一个地方,听取汇报很正常,但陪同者应尽量减免,何必下级官员悉数到场?只有把没必要到场的下属赶回工作岗位,陪同的人走了,吃饭才能简单,手擀面之类才能上台面。

  “民以食为天”,在素来看重吃喝的中国,要革除陋习,减少公款吃喝,需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尤其需要领导带头倡导改革。大家齐心协力,才能一起从一边吃喝、一边抱怨吃喝的怪圈里突围而出。

治理“三公”路在何方?

公款吃喝  尽管报道中没有公布05年之后国内公款吃喝开支金额,可从近些年不断递增的趋势来看,相信数额肯定只能是“勇攀高峰”。而这只是三公经费中的一项开支,早有学者预测,全国每年公费接待3000亿,公车消费3000亿,公费出国3000亿。虽有国务院相关部门负责人出面澄清“三个3000亿”的猜测不准确有夸大性,但此次人民日报提供的数据或多或少能为当前三公经费的规模敲下“定音锤”。

  一年万亿规模的三公经费可谓触目惊心,已然成为中国行政体系的毒瘤、集体腐败的代名词,严重阻碍行政体制改革前进的步伐。与此同时,时常见诸报端的天价烟酒以及公车私用等三公丑闻,也正在不断挑战民众对政府公信力的忍耐度。

  虽然国家部委于去年打开“三公公开”大门,但仍有部分中央部门拒绝公示三公经费。到地方这一情况更加惨淡,截止到去年11月1日,仅有三个省级政府公开其2010年“三公”经费决算数。与上述八成不满意三公经费公开情况的民意相比,政府推进三公经费公开可谓步履维艰,再加上被外界诟病的“数据晦涩难懂”,“缺乏透明度”等弊端,三公经费首秀只能说以失败告终,“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也难以服众。

  其实,数字准不准确,并非首要问题,社会关注“三公”经费,主要是关心政府运行费用的情况到底如何。除了要知道花了多少钱,还要知道钱是怎么花的,吃喝的用途,招待什么人?如果这些内容不能给予清晰的明示,三公何谈透明,没有透明度又怎样起到监督作用呢?笔者认为,三公经费公示反映了社会的一种诉求:要求政府在自身运行费用情况方面提高透明,主动接受来自体制外的监督。

  此外,三公经费也不能仅止于公开透明,而同样需要法力强制约束官员滥用三公经费的权利。据报道,九三学社中央拟向政协会议递交提案,建议将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三公浪费”纳入《刑法》调节范畴;“三公”经费等行政成本,纳入政绩考核范畴,决定官员仕途。笔者对上述提案十分认同,当前我国的腐败问题,重点不是个人腐败问题,而是集体腐败问题;不是体制外的腐败问题,而是体制内的腐败问题;不是没有监督的问题,而是监督软弱无力的问题。只有把行政机关的廉洁程度与行政机关负责人的政治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公”问题。

  无论是主动公开三公经费还是被动接受法律约束,解决的也只是三公顽疾的“标”,而治本之道在于认清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存在的深层次问题,通过减少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从根本上解决“三公”支出不断增加的问题。通俗地说,就是要拆掉行政机关的“庙”,减少尸位素餐的工作人员,从而消除“三公”消费的机会。

遏制公款吃喝,“晒”比“治罪”更有效

公款吃喝  政府把纳税人的钱花错了地方,造成“不当支出”,浪费公款,自然不是一国独有之现象。即便财政透明度较高、财政制度较健全的美国,也不例外。美国政府17日发布统计数据显示,在2009财政年度内,联邦项目开支中约5%属不当支出。虽然这个比例与2008财年相近,但浪费纳税人的钱则比上一财年多出260亿美元,达980多亿美元之多。美政府官员指出,浪费公款数目增多,与政府刺激经济支出整体增加有关。

  针对“不当支出”,美政府当局先是自我曝光,公布清单;接着,白宫声明表示奥巴马总统将签署行政命令,要求每个联邦机构在互联网上公布不当支出的去向、发生不当支出的失误率和拖欠款项。

  从报道中可以看出,美国政府机构的“不当支出”,集中在减免税和医疗保健项目上,用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彼得·欧尔萨格的话,主要是“把钱给错对象或给错数量”。如果以此对照,中国一些政府机构的“不当支出”,在性质上无疑更严重。10月底,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赵林中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遏制过度应酬、公款吃喝的建议》,建议中提到,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全国公款吃喝开支2005年就已突破了3000亿元大关。

  事实上,中国式“不当支出”中,“把钱给错对象或给错数量”,也不是公众最不可容忍的,比如,“跑部钱进”等“随意性财政分配”的潜规则长期“潜伏”,尽管舆论不时抨击,民怨却未见沸腾,或是由于只有专业人士才能看透其不公与危害。最招民怨的,还是公务消费无度这类显性的浪费公帑行为。

  有鉴于年年疾呼却年年“说了也白说”,赵林中代表建议修改刑法设立“挥霍浪费罪”,以彻底遏制公款吃喝。然而,赵代表以“治罪”来遏制公款吃喝的建议,听着解气,但未必可行。因为,在有力的财政民主和有效的财政监督双双缺失的情况下,如何对必要的公务消费与腐败的公款吃喝进行区分与界定,其可操作性大可怀疑。

  不过,赵代表同时建议的“把好预算审计关”“严格报销手续”“强化公众和舆论监督”,虽然很“软”,但真要硬起来,可能比难以操作的“治罪”更有效。人大从源头上严格审查预算,政府彻底公开包括公务消费在内的预算科目,审计部门彻底公开预算审计明细账,同时消灭一切预算外的“小金库”,才能从源头上给公款吃喝断奶。

  一句话,钱无出处,想吃喝玩乐就自己掏腰包吧;浪费公帑,彻底“晒”出去向,就不难找出谁该承担责任。人家美国,对“不当支出”的纠错,对策也还是要求每个联邦机构在网上“晒”。这说明,虽然国情不同,“不当支出”的性质有别,遏制政府“不当支出”,除了“阳光财政”,也别无灵丹妙药。

  就此而言,国内像广州财政局那样网上“晒”预算,尽管较之财政透明度较高的国家,“晒”得仍很“山寨”,但毕竟传递了“阳光财政”大势所趋的积极信号,只要坚持,跟进的地方可能会走得更远。比如,山东省济宁市审计局近日特别回应了公众对会议费、招待费等公务消费的关注,公告说:“会议费、招待费过高。审计核实,9个单位2008年支出会议费、招待费共计667万元,占商品和服务(公用经费)支出的13.46%。”下一步,希望有地方把那些“会议费、招待费过高”的单位一一“晒”出来,进而让这些单位的负责人接受人大质询,再加以问责。如此,公款吃喝,将成为过街老鼠,喊打,也打得着。

  让预算做到刚性,让公开不再是空喊口号,让惩罚不再是“挠痒痒”,比叠床架屋再增设罪名,更能遏制公款吃喝等“不当支出”。

附:我国关于公款吃喝的部分禁令

公款吃喝  1989年9月18日,中办、国办下发《关于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严禁用公款宴请和有关工作餐的规定》,明确规定各级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进行各种公务活动,包括上级到下级(含到企业、事业单位)检查指导工作、调查研究,同级之间、地区之间公务往来、参观学习以及干部工作调动等,严禁用公款搞任何形式的宴请。工作餐不准上价格昂贵的菜肴,不准用公款购买烟酒。

  1993年5月,中办、国办发出通知,严禁党政机关及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接受和赠送礼金、有价证券,请客送礼。对违反规定者,要坚决追究,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1995年1月20日,中纪委会议首次公布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两条补充规定:不准参加用公款支付的营业性歌厅、舞厅、夜总会和其他场所的高消费娱乐活动;在国内的单位和个人交往中,不准接受可能对公正执行公务有影响的宴请。

  1997年3月28日,《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发布。准则要求勤俭节约,禁止讲排场、比阔气、挥霍公款、铺张浪费。

  2003年12月,中纪委、监察部发出通知,要求元旦、春节期间严格遵守廉洁自律规定,反对铺张浪费。通知再次强调坚决制止用公款大吃大喝和用公款支付的高消费娱乐活动。

  2005年2月22日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中规定,不陪餐,不吃请,不收礼。

  2006年10月20日,中办、国办印发《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对进一步规范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工作、严肃接待纪律、减少经费支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出更多的要求,强调接待单位不得超标准接待,不得用公款大吃大喝,不得以任何名义赠送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礼品、纪念品。

  2010年2月24日,《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发布,禁止讲排场、比阔气、挥霍公款、铺张浪费。

价值中国网编 2012-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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