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

　　近日，人民网发表文章称，“‘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这正是邓小平的明智之处。以政治制度解决经济问题，并非第一选择，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已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但是，中国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迟滞，一些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当前社会存在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

　　在这种社会矛盾凸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端对立，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历程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有一个关键词注定让人无法忘记，那就是“经济特区”。没有经济特区这个“钻头”，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历史空间中的掘进，就不会达到今天的深度和广度。作为改革的突破口、试验田，作为开放的窗口，经济特区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在新时期继续演绎着有声有色的活剧。

　　1977年，刚刚结束了“十年浩劫”的中国百业待兴。

　　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第一次外出视察，首站选择了广东。在广东，邓小平的眼光盯住了深圳这个沿海小渔村，和香港只有一河之隔。当年，当地农民一天的收入不过1元钱，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为60多港元。怎么尽快让群众富裕？怎么尽快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把中国推向了改革开放时代。1978年4月，广东、福建省委向中央要求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利用邻近港澳等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吸引外资、扩大出口。

　　1979年7月，党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出口特区，后改名为内涵更丰富的“经济特区”；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五次会议向全世界宣布：社会主义中国创办了经济特区。美国《纽约时报》惊叹，“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1984年，国家进一步开放天津、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接着开辟 “长三角”、“珠三角”，福建“厦漳泉”3个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又增设海南经济特区；1988年5月，在“中关村”成立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高科技园区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1990年4月，更是作出了开放、开发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

　　1992年，邓小平再次来到特区。“特区姓‘社’不姓‘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经济特区，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经济特区这一“最大的解放思想、最大的改革开放”，正是我们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实践依据。

经济改革三十年历程的制度思考

　　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个年头。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按照中共十七大的概括乃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显然，这个历史转折还没有完全实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通常是由两个“车轮”驱动的:一个是技术，另一个是制度。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技术水平处于落后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新的、效率更高的技术是在先进国家广泛存在并且可及的；但是，是否能够广泛运用这些新技术，却取决于是否拥有与这些技术相适应的制度体系。

　　所以，在技术和制度这两个推动历史前进的车轮中，制度显然较之技术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在30年的经济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双轨制”的制度环境。它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作为计划经济基础的国有经济（存量部分）仍然按照命令经济的逻辑运转；第二，新成长起来的民营经济成分虽然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依附或隶属于基层政府，但其供产销则大体上是由市场导向的。

　　这种“双轨制”的制度环境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也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给民间创业活动一定的空间，使各种类型的民营企业迅速成长起来。1981年，中国民营企业的数量仅仅为183万户，到1985年已经增长到1171万户，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59%。同时，在对外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和外国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它造成了广泛的寻租环境，埋下了腐败的蔓延的祸根。如果不能及时地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消除这一祸根，就有可能酿成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

　　与经济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相对缓慢。“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这正是邓小平的明智之处。以政治制度解决经济问题，并非第一选择，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

　　正如经济学家张维迎所说，“市场决策和政治决策有什么不同？比如在一个团体中，有300人想去吃饭，市场决策就是每个人自己选择，想吃什么就去买什么，这样每个人的偏好都能得到满足。而政治决策，就是大家必须吃一样的东西，民主政治就好比大家通过投票来决定是吃肉还是吃鱼。50%以上的说吃肉就必须吃肉，你不想吃肉也不行，所以民主是迫不得已的办法。如果一个国家在确立好的产权制度之前，在政府还控制大量资源的时候，以为民主能解决好问题，就搞选举民主，很容易把原本交给市场解决的决策交给政府，不仅导致效率损失，而且还会滋生严重的腐败。所以，我们应该首先界定好市场与政府的作用范围，尽可能把选择权交给市场。”

　　中共十六大之前的政治改革定位为“脱计”，即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进行政治改革，使得政府逐渐跳出计划经济体制框架的束缚。

　　1978年10月，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指出，“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改革开放初期的政治体制改革，集中在对党内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的改革，如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加强对权力的监督；198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实行党政分权；中共十二大强调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度，撤销中央主席和地方各级党委第一书记职位，并计划建立离退休制度等。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原有政治体制的不适应性愈加明显。从1986年开始，将“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成为中央领导层多次强调的话题。在邓小平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建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形成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中共十三大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节点。

　　中共十三大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遵循的原则，包括绝不能搞破坏国家法制和社会安定的“大民主”，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而是“必须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努力克服官僚主义现象和封建主义影响；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

　　十三大仍然以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作为出发点，阐述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

中国迫切需要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三十年多年，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步入小康，在建国以后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取得了新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我国在政治体制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各种迹象表明，目前中国需要政治改革：

　　一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不很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特别是不很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要求。改革开放作为一项国策已经实施三十多年，邓小平同志的先经改后政改的战略在我国取得了很大成功，这是邓小平同志比戈尔巴乔夫高明的地方。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我国的政治改革步伐缓慢在某些方面已经束缚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已进入改革的深水区，是实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好时机。

　　二是改革与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任务虽然提了出来，但还缺乏研究和探索，远远没有破题。

　　三是在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建设上，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譬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政治制度等还很不完善、很不健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政治监督的改革还缺乏力度，从而使腐败不绝、吏治失范、权威流失等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政治体制改革的着力点

　　政治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永恒话题。基本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处于探索时期。在政治改革遭受挫折之后，中国走上了“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的道路。在整个九十年代，经济改革是中国的主体性改革，在本世纪初十六大之后，社会改革又成为主体性改革。

　　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成为主体性改革并不是说政治改革不重要或者不存在。尽管八十年代政治改革不顺利，但领导层始终并没有放弃要政治改革。十五大提出要建立“法治”，把法治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而十七大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政治改革甚至民主化的途径和方法，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根据这些既定目标，人们可以把政治改革概括为法治（或者宪政）+党内民主+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

　　政治改革的第一个着力点是政府的权力转移，从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转变成专注于提供公共服务的有限政府。政府因掌握的钱多，干预经济的能力很强，也便出现较为严重的腐败现象和权力寻租，政府涉足经济，还会出现官员拿公权与民争利的情况，甚至引发“群体事件”。

　　政治改革的第二个着力点是下决心建立严密的监督体系。不仅要强化体制内的监督，完善问责制、官员收入公开制，还要增加民间力量的监督，或者让体制内的部分机构演化成公共监督机构。比如媒体，可以从产业和文化软实力承载者的角度去重新定位，改变管理方式，使其成为更有效的监督“公器”。

　　政治改革的第三个着力点是以加快法治建设，通过完备的立法和严格的执法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实现公正，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大踏步向法治化迈进，社会就有了秩序，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有了坚实的基础。四是坚持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结合起来，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坚持依法治国。

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是什么？

　　政治体制改革不外乎就是上层建筑更适应经济基础，适应人民的要求，更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长治久安。如果有人一听见政治体制改革，就一定扯到西方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只能说他是偏执和神经过敏。

　　我们应该正确理解政治体制改革。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动力不足，与一些人担心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大有关系，过去有句话，叫“自加压力”，现在自己加不起来则压力要来自群众的监督，必须要有一个倒逼的机制，不然就像一些人感觉的“挺舒服的干吗改革？”。

　　另一方面，中国有一种比较根深蒂固的民粹文化，如义和团运动就是属于这种民粹文化的产物。这种民粹文化冲击了中华民族的理性文化，非常容易走极端，走极端就影响政治改革，影响国家的稳定。这样一来，我们改革的氛围没有了。

　　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迟缓？还有一个认识上的障碍。我们国家这三十多年创造了奇迹，让人误以为只要经济改革就行了。

7.23胡锦涛总书记讲话

　　7月23日，中国今年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在京西宾馆举行。专题研讨班的举行至少可以确信，中共十八大的人事安排和政治报告的主题定调已经完成。

　　虽然外界无从得知胡锦涛在开班式上的讲话全文，但从新华社发的通稿来看，也透露出若干信息。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尊严、权威，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其中的三个“更加”，即“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是以前的类似讲话中所没有的。

　　这段话至少给人们传达出两层含义：一是中国人民可以享有也必须享有更广泛的民主和自由，这是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权利，从而回答了形形色色基于中国特殊国情人民不配享有民主、中国不应实行民主的论调；二是发展民主必须依法进行，与实行法治统一起来，从而回答了现阶段实行民主的重点和路径，以法治来保障民主的实现。

　　民主人权自由是世界趋势

　　民主、人权、自由等是当代世界的发展大势，也是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它们并非西方的专利。事实上，中共的三代领导人都强调过民主从来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他们对政治改革和民主化都有阐述。邓小平就曾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中国宪法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当然就必须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就在于，保证最广大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

　　要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保障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就离不开法治。法治与民主必须同在同行，这既是由民主与法治的内在关系决定的，也是基于中国的具体现实而作出的选择。正如这些年力倡民主的中国学者俞可平所言，民主与法治，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互为条件，不可分离，它们共同构成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础。民主的要义是主权在民，而宪法和法律对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谈不上民主。而法治的实质意义，是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生活的最高权威，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必须服从法律的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一种法治，只有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才能真正实行。因此，说有民主就无法治，要法治就不能要民主，都是危言耸听。

　　法治的核心是宪治

　　法治的核心是宪治。宪法应该成为政治权力运行的主要依据，依法执政应该成为执政的主要形式。但中国人现在之所以喜欢民主不喜欢法治、信奉民主不信奉法治，原因在于几千年的专制传统是人治而非法治，人们包括统治者和平民的法治意识普遍不强；另外，一直到现在，中国人把法律当作一种工具而不是信仰，在工具的意义上使用法律，使法律成了为政府服务的工具。所以，要真正实行法治，就必须保障国家司法机构的独立性。这是前提。

　　在中国，实行民主的重要性毋须多说，推进政改的迫切性也毋须强调。问题在于，如何找到一条道路，既能满足人民愿望又切合中国实情，这是中国发展民主和推行政改的难点，也是很多人的分歧所在。从胡锦涛上述关于政改的讲话来看，至少在高层，已经达成了政改的共识，这就是在中国要发展依法的民主政治，同时建设民主的法治国家。当然，高层所谓的民主政治肯定不是西方的三权分立，给人民更广泛和充分的民主和自由也不是要脱离党的领导，而是在党的领导下，使人民拥有比现在更多的民主权利。真实意思恐怕是这样。尽管如此，也需要依照现代民主和法治的要求，来改造国家权力机器，建立起配置合理的权力架构和治理结构。当前则宜把重点放在拓展人民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的各种渠道上，对民众开放决策过程，同时将不同群体的利益博弈机制纳入政府决策，建立起民众表达--政府回应机制，并且每个环节都严格受到法律的保护。

结语

　　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势是什么？就是民主；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又是什么？也是民主。所以，如何适应民主的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去制定政改方案，推进政改，是十八大回避不掉的内容。

　　一副眼镜，自己的才是清晰的;一双鞋子，合脚的才是舒适的。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要尊重这个国家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和选择，要植根于千百年来积淀的深厚文化土壤。一味羡慕甚至照抄照搬别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只能水土不服，这已是不少国家不断经受折腾的事例所证明的，正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在脚下生根的坚实宽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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