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与中国改革方向的讨论

　　最近一段时间，改革成了热门话题。这反映了当前的一种社会动态，反映出一种民意。从各种呼吁或要求改革的舆论中不难看出，有的是对现状不满意，但更多的是一种忧虑，是一种责任。对此，党和政府只有主动作为、顺势而为，把改革推向前进，这也是化解当前各种矛盾的一把钥匙。

对中产阶级的敏感反衬了公众渴望改革的心愿

　　安联集团发布的第二期《全球财富报告》，分析了50个市场的个人家庭财产与债务的动向。该报告显示，近十年间，中国人均金融资产增长了5倍，领跑亚洲。在全球崛起的富裕中产阶级中，四分之一来自中国，大概为1.1亿人口。

　　中产阶级似乎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词汇，每次就会让人们产生刺痛感，这一次，亦不例外。自然，要说中国富裕的中产阶级有1.1亿，大多数人的态度也依旧是“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不信”。不相信，其中有屡屡“被中产”的因素，也是在现实沉重担子压迫下的最直接反应。不过，“1.1亿的富裕中产阶级”虽难言与中国客观情况是否符合，也有夸大的嫌疑，但也并不是“别有用心”。

　　近些年来，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不少，在不同的研究报告中，中国中产阶级的数目一直相去甚远：在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中，中国中产阶级的数目被认为高达8亿，并且被预计将在2020年超越10亿；而哈佛大学东亚经济研究所主任德怀特帕金斯认为，目前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比较小，总数应少于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少。统计结果出现差距是源于统计标准的不同。亚洲银行的统计结果是把中国置于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划分标准上--每天消费2美元至13美元。而后者则是根据全球中产阶级标准，也就是每天消费10至20美元之间的阶层。

　　两个标准都没有错，只不过他们作为一个简单的划分尺度很难衡量中国的复杂情况。中国的阶梯式发展让这个国家充满着矛盾，各地差距也相当大--上海、北京、天津等发达地区人均GDP都突破了5000美元，某些地方人均GDP还超过1万美元，按照这个标准其已迈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与此同时，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按照人均GDP属于发展中国家最穷困者也不少。比如贵州省，其人均GDP在2010年才不过2000多美元。两者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在这样一个国家，衡量“中产阶级”显然不能一刀切下去。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划分标准，但中国并不是没有。国家统计局在2005年就就给中国的中产阶级下了定义--家庭年收入在6万至50万元人民币之间的国人就是中产阶级。今年8月份，社科院一份报告称，2009年中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已达2.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按照这个数字，中国中产阶级比率已经超过全国人口的16.8%。不过，很多人依然认为这有被美化社会矛盾的嫌疑，而自认为是社会中下层的更是居高不下。

　　可以预料地是，对于“中国究竟有多少中产阶级”这个问题，短时间内很难有一个让公众都满意的答案。人们不满意，表面看来是因为标准有待商榷，不符合现实。实际上，这种强烈的“被中产”感却是日益严重的“相对剥夺感”的写照。伴随现代化的扩展，人们的阶层意识不断增强，而与其同时，“向上流动”困难重重、共富之路崎岖曲折仍未有显著改变。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其他群体，甚至外国群体为参照物进行对比，“相对剥夺感”也日益严重。人们对中产阶级数目的极其敏感，实际上也是对社会改革的迫切希望。

　　对于执政者而言，进一步调整社会结构必须是未来政策的重点，而且将推出的具体调整措施也不应该是一时兴起的那种不成体系和碎片化的临时性政策。中国必须解决经济社会跛足发展的问题，正如某报所言：“中国真正需要的，是像重视调整经济结构一样调整社会结构，郑重地将调整社会结构置于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

改革躲不开也绕不过

　　20多年前，邓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讲过，“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这句话今天仍有警示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步子从来没有停滞过，但为什么今天改革的要求又这么强烈呢?不外乎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方面，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过去一些适应的东西，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体制机制，现在已经不那么适应了，有些甚至成为科学发展的障碍。

　　另一方面，过去我们一些改革比较单一，更多是经济层面、社会建设层面的改革，且专项改革比较多，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法治建设方面的改革等。一些改革还只停留在打外围战，其深层次的矛盾没有根本性触及。

扶持中产阶级是社会和谐的治本之策

　　近年来，有另外一个现象已经受到各方面的关注，那就是“黑监狱”。一些地方政府竟然容许一些社会利益集团来建立“黑监狱”来应对上访的社会成员。

　　社会暴力行为在迅速增加。暴力的增加无疑损害社会秩序。任其发展，就会摧毁整个社会秩序。政府作为行使公权力的唯一合法组织有责任来遏制、控制和管理暴力。而且很显然，以暴制暴不是好办法。

　　如果说社会改革和社会管理的目标是“和谐社会”，那么我们就首先要了解今天中国社会缺失和谐的根源。当代中国社会是经济改革的产物。社会不和谐的状态和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模式有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社会改革一方面是为了应付经济改革对社会产生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是为深化经济改革提供社会条件。当然，也是为未来的政治改革提供制度基础。

　　和谐社会意味着免于社会激烈冲突和暴力的侵扰。这首先需要一个消除冲突和暴力的社会基础。如果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国家和政府方面的任何努力都难以实现和谐社会。从国际经验看，这种社会基础最主要的就是要拥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我们不难观察到这样一个经验现象，凡是中产阶级大的地方，社会就和谐，就稳定；凡是中产阶级小的地方，社会就不和谐，不稳定。当一个社会出现高度分化、冲突，甚至暴力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不和谐了。社会分化的主要社会根源在于中产阶级规模过小。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要大力扶持中产阶级的成长。中国目前的社会中间力量过小、过弱，社会发展长期以来处于一个失衡状态，社会稳定缺少社会基础。培植和扶持中间力量就是要追求社会的平衡发展，为社会创造一个自主稳定的基础。这一点也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到，包括决策者，表现在人们对中国的“包容性”发展模式和建设“橄榄型”社会的诸多讨论中。

　　把建设社会中间力量放置于目前中国的“维稳”困境中显得更有意义。因为社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因素，政府的“维稳”任务显得格外重要。但无论政府的“维稳”努力有多大，技术手段有多高超，这些都是“外科手术”，只能产生一种机械的外在稳定。

　　在任何社会，“维稳”或者说人们常说的“法律和秩序”(law and order)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但是这里必须明确在“法律和秩序”的过程中，社会能够做什么，政府能够做什么这个问题。社会本身秩序的存在是稳定的基础，这是一种内在的稳定。政府的“维稳”如果破坏了社会的内在稳定，就会导致社会更大的不稳定。政府在“法律和秩序”的过程中主要扮演两种角色，一是为社会的内在稳定提供制度基础，二是防止社会内部的极端因素破坏社会的内在稳定。

　　在任何社会，不能过分夸大政治在社会稳定过程中的作用。如果社会本身不能产生一种基于自身的秩序，那么政治往往是分化社会的力量，从而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力量。无论是在民主社会还是在非民主社会，这都是一样的。西方民主，尽管也不时会有极端的力量出现，但总体上是稳定的。西方社会的稳定主要并不是因为民主政治，而是因为存在着庞大的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庞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或左或右，都要照顾到中产阶级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说，是社会自身，而非政治，在维持社会稳定。中产阶级之所以是稳定的基础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来保障他们的财产安全，更是因为他们在遇到新的局面和问题时，往往会理性地思考，不会走极端路线。这也就是中国传统上所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的道理之所在。

　　相反，在中间力量弱小的社会里，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威权政体，社会稳定没有任何基础。在中间力量弱小的社会，一般的情形是，各社会群体，经济上（收入和财富）高度分化，思想意识上高度对立，少有妥协的空间。如果存在民主政体，那么各派政治力量不仅没有能力整合社会，反而使得社会更为分化，它们各自动员自己的支持力量和其他反对自身的社会力量进行斗争。政府威权和社会秩序的双重缺失往往是这些社会的常态。如果存在威权政体，那么社会秩序往往是通过强权甚至暴力来维系的，就是说，社会秩序依赖的不是社会自身，而是外在于社会的政治权力。而这样一个社会秩序的可持续性随时都可以成为问题。

十八大与中国的改革问题

　　每五年一次的中共党代表大会来临之际，中国国内各方都会给予高度的关注。但今年尤其特别，从很多方面来看，人们对十八大的关切已经远远超出了常态。这里有几个层面的重要因素。首先，在中国，党代表大会年是政治年。不过，今年的政治年有其特殊性。每次换届自然产生不确定性，但今年在重庆薄熙来事件之后，不确定性似乎增加了许多。其次，人们尽管也关心最高领导层的组成，但更关心中国下一步的改革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些年来改革没有什么大的进展感到失望。也可以理解，人们对今天的失望越大，对明天的期望也会更大。再次，在个人层面，无论在党政官员还是社会群体，人们总觉得这个社会的很多方面已经出了问题，并且问题很严重。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了改革的紧迫性，感觉到了不改革的危险性。如果不改革，一定会出事情，而且肯定是大事情。但与此同时，人们也有一种强烈的“改革难”的感觉。谁都想改，但就是改革不动。想改革但又改革不动，这是人们普遍的感受。各种其它的感觉，例如无奈和焦虑都源于此。

　　为什么会出现“想改革但又改革不动”的局面？说得简单一些，这种局面是中国政治体制两个核心的方面出现了问题，一是思想意识问题，二是权力结构问题。实际上，在任何社会，任何政治制度下，改革避免不了涉及到三步，即先要有改革的思想意识或者改革共识，然后再根据思想意识来制定政策，然后再进行政策的执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改革进程也是这样。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凡是成功的改革都由这三步组成。反之，如果这三个环节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改革就会遇到麻烦，甚至失败。

　　从思想意识层面看，今天的中国，改革话语极其分化，也就是没有任何共识。不仅民间和政府之间呈现高度分化，各个社会群体之间、政府内部不同机构、不同利益之间也如此。社会层面，不同力量努力寻找各种思想资源，来论证自身的改革话语--有向中国传统寻找思想资源的，一些人诉诸于毛泽东时代的“新民主主义”，另一些人诉诸于传统的“儒家宪政主义”；向西方寻求思想资源的群体更多，包括民主派、经济自由主义者、新左派、民族主义等等，不一而足。总体而言，民间各社会群体的改革话语，明显呈现出“乌托邦”的倾向性，所有这些充满价值观的思想流派所强调的，都是中国的改革应当向哪个方向进行。也就是说，各群体所讨论的是规范性问题。相比之下，政府内部的分歧则主要表现在利益之争上，政府官员对实际利益的关注，甚于对任何主义的关注。他们可以诉诸于民间所提倡的各种主义，接受哪种主义或者拒绝哪种主义，取决于哪种主义会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利益。

　　民间社会对改革的方向没有任何共识，更加剧了政府内部受利益驱动的“改革”。这和1980年代形成了很强烈的对比。改革之初，中国社会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都有改革的强烈要求，并且社会各方都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改革就是要脱离毛泽东体制。社会的改革共识，对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党内改革派官员往往能够和社会力量结成隐性的“改革同盟”，艰难地把改革往前推进。

        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对权力的监督。“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这是政治学和人性层面的常识。学者型官员中央编译局局长俞可平曾撰文：既然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人民就有权收回委托给执政者的权力。

十八大后中国改革大方向的思考

　　改革是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而且未达成基本的共识：政府与民间各有各有话语。改革没有问题，但改革方向是关键！

        笔者认为的“改革”是：十八大后中国的改革方向将会更快地向以切实的共同富裕为原则的社会主义“传统”回归；笔者认为的改革方向，应当是结合了中国的实际、和中国文化及世界文化的合理价值的改革。

       也有一些人认为的“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其潜台词实际是要与西方价值的完全接轨，事实上，这样的判断可能不符合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实际。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并试图由此推进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人对西方的价值学习和扬弃并为此经受磨砺的过程。起初，中国人将这个过程想象得诗情画意，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行了，但在鸦片战争中，中国“学生”挨了西洋“先生”的打。此后，中国人转学东洋日本。结果还是挨了日本的打并在甲午战争后失去台湾。20世纪始，我们又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向“德先生”、“赛先生”学得不彻底，有人提出要“全盘西化”。然后，又是几十年时间的“向老大哥学习”的、列宁主义的“全盘苏联化”。20世纪末，苏联戈尔巴乔夫急于改变，瞬间却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历史并不支持那种仅凭善意就能迎来盛世的观点，黑格尔说：世界历史是在“恶动力”的推动下前进的，他还说“文雅和修养根本是不合罗马人本性的”。

　　今天的中国，正是到了一个需要重大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关节点，历史将考验执政者的勇气和良知。我们需要认识到：促进中国进步的力量，最终还将来自于对中国现实和国际现实、历史传统和中国文化的独立判断，以及对于世界上任何合理理念的学习、融合、和创新。我们在总结上述历史经验的同时，若能再细心地将这些在十八大前些年出现的一系列社会和政策重要变化逻辑地联系一起，就不难从中看出今年的十八大将标志着中国改革进入新阶段。改革必须是要有方向的，中国是一个以贫穷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大国，这个方向在当代中国只能是"富裕、民主、公平"的社会主义方向。可以肯定，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述中指出的“共同富裕”道路（经济平等），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公平和政治平等的制度性保障，将是未来中国改革顺乎人心的大方向。

结语

　　中国走到今天，无论围绕改革的具体路径还有多少争议，坚持改革、深化开放，这都已经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

　　改革有风险，不改革有更大的风险。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关键环节、重点领域深化改革势在必行。新加坡华人学者郑永年认为，“从世界政治发展历史看，少些内部多元主义、内部权力可以集中，多些外部多元主义、外部权力必须分散，必然要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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