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2013,三中全会不止改变中国
1978年中国的三中全会被国际有关机构评为影响世界的十大事件之一。和二战、美苏冷战、苏联解体这样的事件并列,给出的原因是它改变了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命运。
1978年至今35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濒临崩盘的边缘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从那个时代开始,中国的历次三中全会都引起全世界的侧目。
今天的世界经济处在冷热交替,冰火两重天的局面。而冷是全世界的冷,热却是仅仅几个被称为“金砖”的国家。在“金砖”国家里的印度、俄罗斯似乎都遭遇了巨大的阻碍。南非和巴西似乎还不能担负更多的全球经济重担和责任。中国政府的一举一动和中国市场的冷热全世界都似乎插上了温度计。
2013的三中全会处在改革的关口
随着中国35年的改革开放进入到今天,享受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各种日积月累的问题也到了集中处理的时期。基尼系数的增加使财富分配、特权限制、政府垄断、社会福利、贪污腐败、权力寻租、阶层固化、法律公正、权力下放、政府债务、超高税负、天价房产、资源配置……成为社会的焦点和溃烂的疮疤!
习李执政近一年了,从高调反腐、金融治理、去杠杆化、关注民企、自贸区的一系列举动上,给了全国人民信心百倍的勇气,也创造出了“李克强经济学”这样的新名词。也使国外唱衰中国经济的学者们在事实面前暂时闭上了嘴巴。
而中国共产党每一次的三中全会都是集中解决未来方向和施政方针定路线的事情,这次尤其重要的是处在全球经济不振的关口和中国改革35年之后,各种问题集中处理的关口。如果能够给出一份合理的答卷,将使全球经济一片欢腾。反之,则使全球经济信心低迷。而国内的民有企业和各行各业的民众,失业的工人和房屋遭受拆迁、受到法律不公的民众则等待一场“中国梦”的序幕拉起。
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了标题为:《三中全会对全世界而言意义重大》的文章。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11月8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不仅对于中国乃至全世界而言意义重大。如果会议的决议获得通过,中国政府会采取一些措施进一步开放中国的经济,鼓励中国百姓加大消费力度。
信用评级公司“惠誉评级”提供的资料显示,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使中国实现了平均每年10%左右的经济增长率,使中国经济的全球占有率从1980的2%提高到现在的15%。
尽管如此,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速放缓,分析人士表示,如今中国改革的需求变得愈加迫切。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掀开了中国经济转变的大幕,从以往经验来看,中国共产党新领导班子召开的三中全会旨在为国家未来的发展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定调。
党报的声音是否透露了利好
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市场取向,效率公平为百姓(全面深化改革·方向篇)》,11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统筹协调,上下呼应闯险滩(全面深化改革·方法篇)》,11月12日又发表了《改革闯关,凝聚共识再进发(全面深化改革·共识篇)》的文章。再次把市场、公平、协调、险滩、闯关列在文章标题里面,党报的声音也使民众再次对于马上就公开的三中全会报告充满期待。
学界的声音非常热烈
来自学界的声音也异常热烈。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提出:“领导人要有极大的政治勇气”,指出:自从中国经济增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减速,人们就开始讨论,这种减速是周期性的,还是趋势性的。如果是前一种,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再配合采取刺激增长的短期政策,经济增长就可以恢复正常。如果是后一种,则需要针对造成这种趋势的深层原因采取改革措施。
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趋势性降速。宏观经济出现减速问题,过去惯常的解决办法是采用所谓“中国模式”,也就是威权主义的强势政府去动员海量资源投入救市,拉动经济增长。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就是这样做的。2009年用4万亿投资、10万亿贷款,把GDP增长率拉到8%以上。但是只维持了不到一年,经济增速就开始连续5个季度下降。如果减速只是周期性的,结果不会这样。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达到惊人的程度。世界史上没有一个别的国家像我们有这样高的投资率。在大跃进高潮的时候,投资率也没有超过40%;日本高速增长时期,最高投资率是34%。即使统计上有几个百分点的高估,目前接近50%的投资率也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这种情况下还试图继续依靠强势政府动员海量资源支持短期增长率,显然是一种饮鸩止渴行为,结果会非常严重。
消费、出口和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出口不力,消费不振的情况下,要维持经济增长,最终还要依靠投资。从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一直延续到现在,可以说是主流的取向。其实所谓“三驾马车”的需求强度决定增长速度源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短期分析框架,处理的是短期问题,不是中长期发展问题。从最近这些年的发展历程看,我们现在遇到的恰恰是中长期增长中趋势性下降问题,面临的是中长期发展中存在的矛盾。这种情况下用“三驾马车”框架去分析中国的增长问题并不合适,得出的结论也是不可靠的。
前几天习近平总书记说,这次将推出综合改革方案,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既然十八届三中全会肩负重启改革和对改革总体部署重任,我当然希望这次会议对目前的“半统制-半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各种问题提出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使统一开放的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尽快在中国扎下根来。现在经济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中国真的不能够再出错了。
呼吁鼓励领导人深化体制改革,打破政府主导的局面。
厉以宁在提问:“中国城镇化的钱从哪里来?”厉以宁说:“成功的改革,我的评价标准是,改革是否具有不可逆转性。至于最成功的改革,我认为有三个:一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二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证券市场;三是民营经济的兴起。这三块大石头投进水里,溅起了层层波浪,从此,中国的经济再也不能平静下去。”
应该对国有资本体制进行改革。这个改革分高、低两个层次。高层次的国资体制改革,主要是提升国有资本的配置效率。国有资本既然担负着国家赋予的使命,就应该想办法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增加国有资本最终的收益和价值,这才是国有资本管理部门的任务。因此我建议,要对国资体制进行改革,国资委不要直接管理企业,而应该组建若干个行业性或综合性的国有资本投资基金公司,哪个行业需要大发展,或者产能不足,就加大资本投入;哪个行业产能过剩,就抽回资本。
低层次的国资体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即变国有企业为真正的企业。既然现在大部分国有企业已经是股份制公司、上市公司,就应该让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法人治理结构起作用,要国资委直接管理干什么?国资委把企业变成不能自主经营的企业,这是失职!即使国家拥有的股份比较多,企业也不是你一家的呀,得跟大家商量,通过召开股东会、董事会来做决定。只有这样,国企和民企才能处在平等的位置上。国企是执政党的经济基础,民企也是,执政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国企、民企也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无论国企、民企,其产品都属于中国制造,品牌也都是中国的品牌。只有当大家都根据法人治理结构来进行管理,公平竞争,民企才能感到安全、踏实,国企也才能感受到自己的独立性,才能自主决策、自主经营。这是今后改革的方向。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不叫“改革”,用“改革”二字容易引起误解,应该叫“体制转型”。民企体制转型的前提,是产权必须得到保护。
许小年发出声音“在等待第三次探底”。中国经济目前的结构性问题看上去就是投资和消费的严重失衡,社会购买力跟不上,整个全社会供应能力的增加。哪里产能不过剩,传统的制造业全都产能过剩,钢铁、水泥、玻璃、建筑材料、电解铝、煤化工、发电量、发电设备、多晶硅、风电设备、造纸、印刷、造船、航运、化肥、电视、冰箱、手机等,没有一个不是产能过剩的行业,传统制造业通通产能过剩。这些过剩产能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这些产能所用的银行贷款就无法偿还,那银行坏账是必然的。
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企业不敢投资了,于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就放慢了,因为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我们主要是依靠投资才增长,现在面对过剩产能企业不敢投资了,经济增长速度自然就放慢了,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结构性衰退,是由于结构失衡出现投资增长速度的下降,带来的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这样的结构性衰退,政府采取的政策不应该是拉动内需,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出4万亿,其实根本不止4万亿,大概投入的资源有10几万亿。这10万亿的资源投入中主力军是银行,财政投入大概也就一两万亿,其余的都是银行,所以银行今天不出坏账事情就很奇怪了,那中国还真是地球上非常特殊的国家。如此大规模仓促的投资、项目的上马,没有经过仔细的论证和风险的评估居然没有坏账,这个难以想象。
我们为什么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因为政府的干预打乱了市场的正常运行,给企业带来了一种错觉甚至是幻觉,以为强大的政府可以人为的制造经济景气,跟着政府冲进去了,现在被套了没人给你解套。
所以我们现在陷入的是改革的悖论,这个悖论是什么呢?我们依靠政府去推动改革,但是政府没有改革的激励,因为所有的改革将伤害政府的利益,这就是改革的悖论。能不能从这个悖论中走出来我本人信心不足,这也是我不愿意谈三中全会的一个原因。所以对策都是有的,你要开放,金融行业要开放,医疗卫生要开放。现在一说医患关系的紧张就说医改失败了,北大有一位教授说:“这是哪门子的医改,还没改就失败了。”现在的问题是不改革造成的,还没改革就说失败了,失败什么啊,你根本就没改革,现在80%、90%的医疗资源全是国有的,民间有资金、有人力就是进不去。问题在于政府过度管制、供应严重不足,凡是能投资的地方产能全过剩,全是不过剩的地方都不能投资,就是这个问题。
茅于轼在呼喊:“新一轮改革可以从“讲理”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几届领导人,领导体制上改变了过去一个人说了算的制度,变为常委们的集体领导,本届政府又由九常委减少到七常委集体领导,其好处是不会像文革那样出现重大方向性的错误,但其副作用是重大决策难于统一,因此效率较低。习近平主席虽然独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但是也难改分散决策的弊病。从他多次发言的前后不一致可以看出,他所受的周围环境的约束是很难摆脱的。在经济改革方面,李克强总理看来心中有数,目标明确,行动果断;但是在政治改革方面则完全不同。有主张回归毛泽东政治路线的极左派;有主张照搬西方民主的极右派。这中间又分成许多不同政治组合的派别,意见的对立十分明显,协调显然非常困难。在这种背景下,期望出现果断、明确的大幅度政治调整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即使最高领导有这种意愿,要实现也会冒较大的风险。这是领导集体所不愿意看到的前景。
在这样困难的约束之下,有没有可选择的方案呢?我认为是有的。办法就是采取各方面都受欢迎的小步走。比如适当放宽言论空间。左派右派都不欢迎各自的言论被限制,所以放宽言论空间是阻力最小的一步。从长远的方向性来看,也是必由之路。执政者担心言论自由可能危及执政者的安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过分的言论控制反而引起不必要的反感,未必对政权的安全有利。中国在经济上的开放已经使得严格的舆论控制成为不合时宜。百姓和官员自由去往世界各国,感受到了全球性的一般趋势,目前中国的控制方式早已与时代格格不入。
放松舆论控制的必然结果是创造讲真话的环境。过去被掩盖的许多历史事实将被逐渐纠正。这对政权的安全性肯定是有利的。道理很简单,建立在历史虚无主义基础上的政权不可能是牢固的,何况过去的错误和现任的领导人无关。相反,现在政策成功的方面,恰好是在连续几届领导人纠正了过去错误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的。那么为什么对纠正过去的错误还有犹豫呢?
“和谐社会”是上一届领导人提出的很得人心的方向,它目标明确,不像“老路”“邪路”那样模糊。可惜的是究竟如何能使社会和谐,没有具体措施,所以进展不大。相反,不和谐的事端层出不穷。全国各地相继发生的城管和小摊的冲突,造成一系列的悲剧,典型地反映社会不和谐。类似的官民对立,甚至发展成为武力对抗,非但不和谐,而且是稳定的大敌。这种冲突对谁都不利,可是一再发生。如何防止这一类事件的发生,是摆在执政者面前最紧迫的任务。
所以想解决民众间的暴力趋向必须大家都讲讲理,尤其是政府首先要讲理,要为百姓提供讲理的机会,有公平的裁判,而且这个公平不用花费千难万险就能容易地实现。如果政府在反贪污方面的力量分一半用于培训官员如何讲理,其效果远比反贪污更好。
张维迎提出:“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改革必须有观念的突破”。政府权力太大,腐败就一定会很多,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但我们要区分两种不同的权力导致的腐败。一种权力是本该属于个人的权利(如办企业的权利)被政府攫取变成政府的权力,另一种是本来就是政府的权力(如司法权),也就是公权力。第一种权力导致的腐败可能是生产性的,但第二种权力导致的腐败肯定是反生产性的。
中国的情况是,本来好多属于个人的权利,都变成了政府的权力,比如融资,本应该是个人权利。但我们不尊重每个人基本的、自然的权利,不给他做生意的自由,追求幸福的自由。政府的好多管制、好多政策,把人们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剥夺了,把基本的人权变成少数人的特权,你要获得这种权利就要花钱把它买回来,这就带来好多的腐败。这种情况下,腐败其实就是赎买。
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因为经济改革目的是建立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三个要素,第一是私有产权。第二是自由。第三是企业家精神。这三种东西都需要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如果私有产权得不到保护,人们没有安全感,对未来没有稳定的预期,人们就不会真正从事创新活动,不会去投资更长远的事业。如果没有自由,我们追求幸福的权利都没有了,本来有能力做的事现在做不得,政府只授予一部分人,不让另一部分人做,没有公平竞争,其实是一种歧视。
没有公平竞争,赚钱的人就不一定是真正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没有法治,没有宪政,企业家没有人身和财产安全,没有人身和财产安全他怎么去创新呢?所以解决腐败问题得从制度上解决,不只是喊喊口号。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笼子是什么?笼子就是宪法、法律……
所有的暴乱、动乱,都出现在言论不自由的地方。他们好多反对自由的理由,其实都是站不住脚的。比如国家安全,哪个国家最安全?自由的国家最安全。你说国有企业是执政党的基础,那没有国有企业的时候就没有执政党了?中国共产党是先执政再办的国有企业还是先办的国有企业再夺取政权?我们生活在自己编制的剧目里,我们只是在背台词。
80年代好多人是敢想的,现在好多人想都不想了。我们已经自己给自己设立了好多框框。它是一种社会整体的心理倒退。
80年代有好多企业家,因为改革都去坐牢了,不是因为他们做了坏事,而是因为他们做了好事,但是不合当时的规定。现在的人都变得太算计了,什么东西都要算一下,这样的思维方式怎么能有改革,怎么能有理想?每个当官的算计每件事对他当官有多少好处,对他提拔有多少好处;每个经商的都算计他的政治风险有多大,对他自己赚钱有多少好处;每个做学问的人都在算计做什么样的研究最容易拿到国家的科研经费。如此,这个社会就很难进步了。
丁元竹则更加明确的说:《打破利益格局是改革最核心问题》,改革到了深水区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打破利益格局问题,利益格局包括部门之间,包括中央和地方,包括不同群体之间已经形成,包括城乡之间。所谓深水区核心问题主要是围绕着利益格局问题。过去是平民主义大锅饭体制,那时候大家利益差别不是太大,包括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但是经过这三十年,人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利益格局是改革最核心的问题。
在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曾说打破利益格局甚至比改变人们的灵魂还难,这是改革最核心的问题。利益格局具体体现在当前的改革领域,包括土地制度的改革,财税体制的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环境资源架构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等,这些都是当前改革到了空间时期的硬骨头。比如收入分配问题,从2005年开始,国家有关部门、包括国家发改委就开始牵头来研究如何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更加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历时八年终于在今年的年初国务院出台了一个关于收入分配的意见。时间这么长就说明这里面涉及到利益之间的博弈,涉及到利益问题总是非常难。比如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涉及到财权和事权之间匹配的问题,所以改起来就相当难。再比如土地问题,涉及到土地本身性质还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所以改起来也比较难。这些年因为土地问题引发的各种矛盾也比较突出,所以这些都是深水区的一些硬骨头。
高尚全说:《未来关键是限权、放权和分权》。我认为关键是下决心深化行政体制改革。通过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具体从哪些角度入手呢?
就需要限权、放权和分权。限权要以推动法治建设为核心,以建立公开透明政府为目标,需要司法体系的配套改革。公权力的有序运行,不能单纯依赖官员的自觉自醒,必须有相对独立的司法震慑。要保障法院、检察院能够根据《宪法》要求,依法独立行使审判职能。要根据司法实践中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尽快扭转权大于法的现象以及公权力任意削减律师、公民权利的行为。
放权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解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就是政府向市场和企业放权、从中央到地方都大幅度削减行政审批权,在更大程度上和更大范围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具体包括垄断行业经营权向社会开放、减少资源要素价格行政管制、减少过多产业政策干预企业的自主权力等。
另外,解决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关键也在于政府向社会放权,在激发社会活力的基础上创新社会管理,推动传统的行政管理转向社会公共治理,具体包括向社会公益组织放权、推进官办社会组织转型、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等。
以放权推动行政体制改革,还需要中央向地方合理放权,中央对地方经济社会事务干预较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不匹配,中央地方公共服务职能划分不清晰等是当前较为突出的矛盾,也是当前地方债务升级、地方依赖土地财政的重要诱因。在中央向地方放权的过程中,也需要注意防范地方截留本应当向市场和社会释放的权力。
现在改革到了深水区、关键时期,得加强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
所有的学界有识之士都围绕着体制改革,围绕着利益集团,围绕着法制、民生、围绕着破除垄断、下放权力这些热点名词在给中国的未来开药方。这些药方必然能够使中国成为一个能够实现梦想的地方,真正能够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国家。而任何人都明白,“中国梦”的实现首先是宪政、法制的保障。
习李路径引起全世界的猜测
习近平的“中国梦”将如何来实现?“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习近平的铿锵话语彰显出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和信心。
李克强经济学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产能过剩调整,户籍制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医疗改革,民有企业进入垄断行业,民有企业资产安全……都是中国经济的一个个绊脚石。李克强将如何带领中国经济前行?
习李二人今天的答卷可能会开创又一次中华文明的全面复兴,使中国重新站立在世界强国之巅。也有可能遭受既得利益团体的掣肘,而变得中间化。中国将如何前行?价值中国网聚合了全球最大的专家团队在这里为您解读。请关注价值中国网的相关栏目。我们共同期待中华文明的再一次全面复兴。期待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最新进展!
价值中国网编 2013-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