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见底了吗？

编者按：对于调整中的中国经济怎么看、怎么干？恐怕是全国人民都在关注的重要议题。今年5月初人民日报刊登了“权威人士”的专访，一度引发社会热议。今天整合国内几位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刘世锦、向松祚、李迅雷、王小鲁、刘元春、邱晓华的观点，仅供大家参考。

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权威人士”是怎么说的：

“权威人士”：综合判断，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

总的看，今年开局的经济形势平稳。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符合预期，有些亮点还好于预期。但是，经济运行的固有矛盾没缓解，一些新问题也超出预期。因此，很难用“开门红”“小阳春”等简单的概念加以描述。到底怎么看？还是要坚持两点论，还是要结合发展阶段和国际背景来看。

从一季度形势看，我们希望稳的方面，稳住了，有些甚至还出现意想不到的回升。一季度GDP增长6.7%，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经济金融风险总体可控，社会大局稳定。部分工业品价格有所回升，工业企业效益由降转升；固定资产投资加快，新开工项目大幅增长；房地产市场供销两旺，去库存明显加速。

我们希望进的方面，也有了新进展。服务业比重继续提升，新模式、新业态竞相涌现，一些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快速增长，居民消费不断升级，“五一”小长假国内旅游火爆，长三角、珠三角等主动适应新常态、注重需求分析、追求创新和质量效益的地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加强。尤其是各地区各部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按照中央的要求主动开展工作，成效正在逐步显现。

然而，不可否认，我们面临的固有矛盾还没根本解决，一些新的问题也有所暴露。“稳”的基础仍然主要依靠“老办法”，即投资拉动，部分地区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较大，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特别是民营企业投资大幅下降，房地产泡沫、过剩产能、不良贷款、地方债务、股市、汇市、债市、非法集资等风险点增多。一些市场化程度较低、产业低端、结构单一的地区，经济下行压力还在加大，就业问题凸显，社会矛盾有所加剧。因此，在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结构性而不是周期性的情况下，“进”才是“稳”的根基。“进”，就是解决经济运行中的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这需要时间，目前还处在起步期，新动力还挑不起大梁。

综合判断，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

我要强调的是，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今后几年，总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并存的格局难以出现根本改变，经济增长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一旦回升就会持续上行并接连实现几年高增长。“退一步”为了“进两步”。我们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即使不刺激，速度也跌不到哪里去。对此，一定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对一些经济指标回升，不要喜形于色；对一些经济指标下行，也别惊慌失措。

刘元春：中国经济已处触底反弹阶段，但惯性下滑的力量依然存在

刘元春2016年05月04日在新京报发表文章指出：

虽然从目前看到的经济数据进行解读，中国经济的审慎乐观还是充满强烈的不确定性。但是，从政治经济的周期来看，中国经济已经处于触底反弹的阶段。

仅从经济自身的逻辑看，中国经济的审慎乐观仍存在不确定性，因为当前宏观经济仍面临着库存的周期、房地产周期、投资周期、世界周期等的影响，经济中的不确定因素很多，仍然存在波动的可能性，但也不必过于担心。

首先，之所以说宏观经济触底的迹象显现，核心原因在于企业开始补库存的行为。2014年随着美元的走强，企业普遍出现去库存的行为，直到去年底主要产品的库存达到了历史低位。而今年开年以来，随着美元走软，大宗商品价格回升，开始出现重新补充库存的现象，这说明过去市场恐慌带来的超调已经去除，市场已经恢复相对常态化。这是触底迹象出现很重要的原因。

当然，经济惯性下滑的力量依然存在。虽然目前投资先行参数出现明显反弹，新开工项目数、资金到位情况都出现向好变化，市场预期有所调整，整体信心有所反转，但是由于民间投资、外商投资等增长仍然缓慢，出口受到新兴经济体整体低迷的影响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消费需求名义指标虽然有所改善，但主要源于消费价格的温和上涨。所以，实际上经济内生性的增长动力仍没有出现。

不仅如此，部分风险仍然在持续上扬。目前中国经济中风险累计的根源并没有完全消除。尤其是债券市场风险，今年债券市场违约事件增多，涉及的领域逐渐扩大。第二季度、第三季度可能会重现债市、股市、汇市、楼市这种多市场流动性的一次动荡。此次动荡国内的触发机制可能就是密集性的债券违约事件，而国际上的触发机制是美联储加息。所以，美联储加息是一个重要的时点，此次加息中国的承受能力，直接影响经济是否真正触底反弹。

因此，未来市场的启动还需要时间。从目前的经济形势看，短期内中国经济的底部依然取决于金融市场能不能承受住美联储加息的冲击，这是很重要的时点。而从中期的角度看，中国经济的底部还远远未现，因为目前大量的改革、实质性的改革依然处于布局阶段，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六大举措，经济工作的重点开始从五大歼灭战转变成六大举措，而六大举措中存量调整有三个方面，增量调整也有三个方面。所以，当前中国改革强调的是先增量后存量，以稳为主。

因此，从经济自身的角度出发，中国经济的审慎乐观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但是中国经济的逻辑不能单纯地从一种市场逻辑来看，还要从另一个角度，即真正主导中国经济逻辑的政治经济逻辑来看，这种逻辑下中国经济确实已经到了触底反弹的阶段。

首先，新开工项目大幅度增长，地方财政支出增加。1~3月份，从施工项目和新开工项目情况看，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595501亿元，同比增长6.7%，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81403亿元，同比增长39.5%。同时，地区财政支出也大幅度增加。

目前，我国政府的动力结构已经发生改变，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提高，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各项经济活动。从政治经济周期角度看，过去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我国处于一种政治周期的拐点，即在反腐倡廉的吏治整顿过程中，出现传统的三大精英阶层懈怠，导致积极财政政策不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不稳健，预调、微调达不到效果的现象。而目前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已经开始发生转变，参与经济深化改革和转型的积极性提高。

更为重要的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开始回归。一方面，2015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定位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且要求更加积极。但是去年的现象是财政存款居高不下，有钱花不出去。但今年有所变化，固定资产投资中预算内的资金上涨很快，这说明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开始有了抓手、方向和传导的机制。

去年我国虽然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实际上稳健的货币政策不稳健，特别是前三季度，融资条件和金融条件有所收紧，主要表现在信贷的乘数效应大幅度紧缩，资金流动效应大幅度紧缩，缺乏良好的途径促使资金向实体经济渗透。而今年从数据的变化就可以发现，一季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中国内贷款同比增长13.9%，提高12.1个百分点。这与去年M2增长13%左右，固定资产信贷资金来源只增长6%左右的情况相比，流动资金的到位情况有所好转。今年我国货币政策的思路有所调整，改变了过去的简单的大水漫灌，简单的进行投放的举措，而是通过项目挖沟、财政开渠的方式进行投放。

刘世锦：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已非常接近底部，正处在压力和困难较大、同时也很有希望看到转型成功曙光的时候

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4月20日在“北大赛瑟(CCISSR)论坛·2016(第十三届)”演讲说：

从2010年一季度到目前为止，整体还是一个下行的态势。底在何方？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判断，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是符合规律的，既有供给侧发生了变化，也有需求侧历史需求峰值的变化。我提出了一个看法，即转型再平衡，也就是经济增速10%左右是一种状况，将来可能到中速增长的时候是另外一种供求平衡状态。目前还在这个过程中，所以下行压力还是很大。

中国经济要触底，主要从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来看。首先是需求的底要触到。从需求侧来看，中国经济过去十几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高投资来带动的，高投资由三个部分组成：基础设施占20%-25%，房地产占25%—30%，制造业投资占30%以上，这三项可以解释中国投资的85%，剩下的是农业和其它服务业。出口、基础设施、房地产是中国经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主要的三大需求来源，中国经济减速主要表现在这三大需求在调整，具体表现在投资的增速在回落，然后要触底。高投资要触底，三大需求要落地，通俗的说法是三只靴子要落地。

其中，出口这只靴子已经落地，基础设施占投资的最高点是在2000年左右，它是回落的态势，但它是政府稳增长的工具，波动比较大，第三只靴子是房地产，2014年开始回调，出现历史性拐点。历史需求峰值就是1200万-1300万，房地产投资量不会再增加，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大幅下降。去年降到1%。我们原来预计，房地产投资增长会持续一段时间，房地产投资什么时候由负转正，就稳下来了。投资触底，中国经济也就触底，原来估计是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上半年。

从供给侧来讲，这个变化比较复杂，需求在往下走，供给也在往下走，但是下得比较慢。钢铁、煤炭产能过剩基本上都在30%以上，这就导致了两个结果，第一个是PPI连续48个月负增长，再一个是工业企业利润负增长，这个是非常要命的，这会导致企业的经济状况差，财政受到冲击，银行贷款不良率会大幅上升。

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思路，第一种是放货币，把需求提上去，但是我一直不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在中国目前情况不是由于流动性不足引起的通缩，而是由于长期大幅度的结构性的调整造成的过剩产能和需求不匹配而造成的PPI下行，放货币不能解决问题。何况房地产、钢铁的需求，房顶已经看见了，需求上不来了。那么出路在什么地方呢?只能去产能，比如说煤炭、钢铁行业，至少去掉20%产能，去掉以后利润才能回升。这个是从供给侧来看的一个底。

观察中国经济是不是触底，看两个底，三个指标，需求侧主要看投资能不能走稳，供给侧主要看PPI能不能由负转正，然后是工业企业利润由负转正。如果这三个指标都发生了变化，就可以认为中国经济触底了。中国经济经过六年的调整后，经济已经非常接近底部了。

今年一季度出现一些新情况，房地产投资回升到6%，PPI回升到-4.3%，工业企业利润也出现正增长，我并不感到乐观。一季度主要是短期因素推动，房地产投资为什么有明显上升？一线城市住房价格过快上涨改善预期拉动住房销售和投资，目前一线城市住房销售量和价格已经下来，政府投资拉动基础设施投资比较大，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关键是看几个月以后的低点在什么地方。这个低点如果低于前一个低点，就可能还会下滑，如果不会低于前一个低点，有可能构筑一个新的平台。中国经济中速增长的底部出现需要多次验证，总的判断，今后一两年底部会出现，前提是供给侧改革要真抓实干，去产能必须要到位。

经济触底以后会是一个大的“L”型走势，不会出现“U”型或者“V”型反弹，有可能出现小的“W”型波动，今年一季度的反弹如果是中国经济触底的开始，很可能是第一个“W”型出现。这个平台出现意义重大，就是一个中速增长的平台，最少维持十年左右。

向松祚：中国经济整体是一个持续的下行，不是“L型”！

向松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在“半程2016峰会”上发言：

增长速度和经济下行的压力，仍在持续加大，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现在大家都认为中国经济会走出一个“L型”，人民日报的权威人士也讲中国的经济将是“L型”，但是我认为，从目前的各个数据来看，从微观企业的投资情况来看，前面发言的领导也提到，今年上半年，民营投资的增速只有2.8%，而且我们消费的增速也回落到了个位数，我们的出口是负增长，全球经济整体非常低迷，在这种对比下，我的基本判断是“L型”，没有！“L型”守不住！中国经济的整体是一个持续的下行，不是“L型”！我们现在所能作到的最好的结果是，希望不要急剧的，快速的下行。

短期来看，中国经济最大的困难和风险就是，我们的高杠杆和高负债所引起的各种风险。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靠的是什么？是靠庞大的经济投入吗？是靠我们全要素的生产力的提高吗？当然，这些会起一部分的作用，但最重要的是靠我们庞大的债务扩张和信贷扩张。

我们可以看到，到今年的6月底，总债务和GDP的比率，已经从2008年的155%上升到了目前的260%，总额从49万亿上升到182万亿。其中最主要的是银行贷款，那么这里面谁把钱拿去了？主要是非金融的公司，他们现在的负债总额已经达到了114万亿，所以为什么中央提出了“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这三个问题是我们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着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现在我们有一个说法，不一定很准确很科学。2009年以来，我国信贷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在显著的下降，从大约1上升4。创造1元的GDP至少需要4元信用来推动。这个比例在今年上半年已经扩大了5甚至6，为什么货币信贷的效果越来越低？

我们看到企业的高负债带来的银行系统的风险，这个数据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是非常令人担心的。根据官方的数据，2016年第一季度末，全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额达到1.4万亿，不良贷款率也达到了1.75%，两年内翻番。如果加上关注类贷款，不良贷款比率已经达到了5.5%。一些地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率实际已经达到了8%-10%。钢铁行业，总共负债余额达到4万个亿，86个钢铁企业的负债总额就超过了3.3万亿，煤炭同样如此，有很多钢铁集团、煤炭集团动辄贷款数百亿，上千亿，乃至数千亿，怎么去还本息，这是一个巨大问题。如果我们这个状况持续下去，有一个压力测试，如果全国银行不良率达到7.62%，则全部资本金都会被坏账吃掉，全国银行体系“技术上”破产。

当然，在座各位说，我们的银行都是中央政府的银行，都是地方政府的银行，不会破产，所以我们可以躺在这个结论上睡大觉。中国的银行确实不会出现破产，但这不等于中国不会出现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有各种各样表现形式，最终都将让国家付出代价，只是付出代价的方式和形式有所不同。银行要补充资本金，财政的钱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最终金融危机的重担，只有全国人民来共担！所以从短期来看，我们今天面临的下行压力，我们前面讲的四个判断，正是因为我们前面的七八年时间，我们的宏观政策，或者我们的思维模式，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增长方式上面，所带来的巨大的负面的后果，我们必须要反思这一点。

林毅夫：用好政策手段，维持6.5%以上的增速没问题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行前高级副行长）7月4日在“中国经济高端论坛暨陈文玲著作发布会”上发言：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发达经济体由于难以像我们这样有一个坚强的政府保持定力去推行结构性改革，他们很可能会陷入日本那样长达10—15年甚至20年时间的经济疲软。所以我们在展望未来时，外部增长环境肯定比较低迷，对我们的贸易增长会有负面作用。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必须依靠来自于国内的需求。

来自于国内的需求有两块，一是投资，一是消费。从投资来讲，机会非常多，即使现在不少产业的产能过剩，但我们目前所处的产业基本上都在中低端，可以往中高端的产业去升级、去投资。基础设施方面也有继续完善的空间。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我们的基础设施相对较好，但过去投资的基础设施是连接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像高速公路、机场和港口，而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如地铁和地下管网等，还严重不足。此外，我们在过去高速增长时，环境污染的情形相当严重，环境的治理需要加强。而且我们还在城镇化的进程中，目前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56%，一般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80%以上。

展望未来，城市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在住房和公共基础设施方面都要投资，这是非常好的投资机会。在投资机会上的差异，是我们跟发达国家最大的差异。因为发达国家目前同样面临着经济疲软，面临产能过剩，但它们的产业已经在世界最前沿了。另外它们的基础设施普遍比较完善，环境普遍比较好，城镇化已经完成，所以在发达国家不容易找到机会。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投资的机会还非常多。

不仅投资机会多，我们可以动员投资的资源也很多。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财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在全世界处于较低水平，所以利用积极财政的空间还相当大。我们民间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将近50%，属于全世界最高储蓄率的国家。可以用政府的钱来撬动民间的钱。我们还有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可动员的资源是我们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下行时，跟我们一样拥有好多机会，但它们经常受限于政府的财务状况不好，或者民间储蓄低。

所以我们发展的潜力足，韧性大，可用的政策手段多。我相信只要把政策手段用好，那我们维持6.5%以上的增速应该没有问题。如果我们能够维持6.5%以上的增长，就可以补短板，同时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速也会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我们现在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15%，如果维持6.5%以上的经济增速，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是一个百分点。而现在全世界经济增长就在3%左右，世界银行最新预测2016年全世界的经济增长可能只有2.7%。如果我们贡献一个百分点，就代表我们对世界的增长贡献达到将近40%。

只要我们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十三五”规划提出的6.5%的经济增长、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就能实现，并且能给供给侧改革创造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也能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王小鲁：到2020年很难保证平均6.5%的经济增长率

王小鲁（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2016年7月26日在中信出版社《中国经济十年增长展望》新书研讨会上的发言：

总体上说，未来所谓L型的走势，我是赞成的。那么L的底在什么地方？是不是6.5%就是底了？在这点上我是有疑问的。个人感觉未来6.5%的底很可能保不住。或者说，要保证平均6.5%到2020年，可能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

如果说很难完成，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尽一切力量去保它？是不是我们可以牺牲长远的经济发展的条件去保短期增长？我认为在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恐怕还是要以更长期的经济可持续增长为重。短期增长达不达到目标，我认为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不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要付出长远增长的代价去保短期目标，我认为是得不偿失的。

另外，我觉得未来实际上增长的不确定性空间还是非常大的。我们的未来是不是有一个比较确定的轨迹？我们是不是就进入了中速增长的阶段？我觉得似乎还不一定。

我想特别强调一个问题：杠杆率究竟降不降得下来？我们现在虽然政策目标是去杠杆，但是杠杆率一直在上升，这个趋势并没有改变。上升到什么时候是个结果？上升会导致什么结果？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日本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碰到的情况，对我们会很有参考价值。

80年代后期，日本为了对付日元升值，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想刺激经济，通过宏观政策来抵消货币升值带来的负面作用。这在短期内造成了地价和房价的大幅度上涨，迅速出现经济泡沫，短期内出现过度繁荣。当时似乎日本全社会都接受这个观点，认为地价是只可能升不可能降的，一时之间是一个神话。但是从90年以后开始，泡沫破灭，地价和股市大幅度下跌，大量的居民和企业破产倒闭，很多银行破产倒闭。从90年以后到现在25年，日本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没有超过1%，可以说是长期萧条。

对于日本来讲，这种长期萧条并不是一个非常惨重的代价，因为日本在发生泡沫破灭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高收入国家了，当时的美元基价已经是人均2.5万美元了，我们现在只有7000美元，还是按现价来计算的。

如果我们现在发生和日本类似的情况，那我们现代化的梦还能不能实现？恐怕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因此，在杠杆率能不能降的问题上，在货币政策的问题上，我们面临严峻的挑战。当然，我们现在的货币增长率和前几年相比是明显降低的，但和GDP增长相比是显著偏高的。2015年GDP增长只有6点多，M2增长是13%以上，两者差了一倍。M2是GDP的2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还能够说它是一个稳健的货币政策？我是不认同的，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稳健的货币政策。有这样一个货币政策，我们降杠杆的目标能不能实现？我认为是不能实现的。那么未来的金融风险怎么办？泡沫会不会继续变大？会不会有泡沫破灭的那一天？破灭以后经济会陷入什么状况？我们有没有这个准备？我觉得需要认真考虑。

李迅雷：如果拼命去刺激，短期见底是有可能的，但不能改变经济下行的大趋势

李迅雷（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在其2016年7月18日发表在博客的文章《中国经济究竟怎么看》中指出：

从历史看，几乎所有的国家当它们步入到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债务率水平快速上升阶段之后，经济的减速就是共同的趋势了，因为金融的这部分越来越大，实体的那部分相比之下越来越小。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全球各国的央行都选择了货币放水，但货币放水有用吗？至少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金融扩张边际效应递减，这也是人民日报权威人士的判断。如下面这张图：

按照目前中国经济的运行模式，到2018年，M2突波200万亿，到2021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超过GDP总额，全社会的债务水平赶超发达国家，但人均居民收入还停留在发展中国家水平。

目前，货币政策已没有用，央行似乎也在抱怨，为何不增加财政赤字率？那么，财政政策肯定是有用的。如前所述，今年上半年财政支出的增速超过财政支出的一倍，今年财政赤字率超过4%是肯定的了。但政府加杠杆也不是无止境的。问题是，太在意稳增长，或太在意GDP增速小数点后面的数字，就会影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的实现。

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目标，一般只是盯住失业率，如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从来不关注GDP，失业率一旦达标，马上就停止QE。但中国今年上半年新增就业就达717万人，假如全年达到1300万，这就意味着GDP增长每一个百分点，就可以解决200万人的就业，而2009年的时候，一个百分点只能解决80万人的就业。可见，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既然就业不是问题，那为何还要在意GDP增速是多少呢？

上半年还有些数据看上去不错，如工业增加值略有回升，社会消费品零售的增速也有所改善，但这些数据究竟是趋势性地上升，还是短暂的逗留呢？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在区域间分化的现象很明显，即有成功转型的，也有转型失败的，如北上广深也是属于成功转型的地区，东北应该是转型失败的地区。如果把上海比作发达国家，你就会发现，未来的消费增速会持续下行（上海上半年只有7%左右），工业增加值将会负增长（上海大约为-5%）。既然迟早会负增长，那么，何苦现在要死守呢？

不少学者在预测中国经济什么时候见底，有人乐观地认为是明年上半年。我认为，如果拼命去刺激经济，那么，短期见底是有可能的。但这不能改变经济下行的大趋势，而且，经济下行未必是坏事，经济下行往往发发生在经济成功转型的时候，如所有发达国家的经济都是从高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升级为低增长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的目标应该与充分就业相关联，而不是去人为设定目标。经济结构是否改善，才是衡量经济好坏的最重要标准。

比如，美国的经济增速就如中国A股指数一样如蜗牛爬行，一波三折；但美国标普指数的上涨势头就像中国GDP的增速一样稳定上行。如果彼此换一下，该多好。经济改革的目标则是要化解结构性问题，提高包括上市公司在内企业的ROE，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避免大级别金融危机的发生。

邱晓华：不能仅从经济面上去讨论问题，政府会想方设法守住这个“底”

邱晓华（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4月23日在深圳演讲时说：

中国经济从增长的角度，从今年看未来，一个基本的结论是：有底，但是没有高度。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很可能就像人们说的，是一个“L”形的发展态势，不会是一个“V”形的发展态势，也不会是一个“U”形的发展态势，也不会是“W”形的发展态势，它就是一个“L”形的发展态势。它是一个有底部的增长态势，由底要往上走，在未来若干年都不是那么容易。

这个“底”在哪里？就是“十三五”提出来的“6.5%”左右，这是我们党提出来第一个百年目标要实现的最基本的速度，也就是说今年也好、明后年也好，中国经济都将在6.5%这个底线上面来增长。不会明显跌破6.5%，也不会明显高于6.5%，从趋势上看，从时点上看，会围绕着6.5%小幅度地波动。6.5%是我们党在新时期最基本的目标，换句话说，是我们党和政府对全国人民的一种庄严的承诺，因此，政府会想方设法都要让这个“底”守住。

而中国又是一个相对独特的国家，它的独特性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它有一个很健全的行政组织体系，从中央到村一级，有一个很健全的行政组织体系，这在世界范围之内除了朝鲜都是少有的。因此，一声令下，能够快速地在全国形成一个巨大的行政推力，这是别的国家所没有的。如果只有这样一个组织体系可能还不行。

第二，中国是一个政府还掌握着相当要素资源的国家，从土地、银行到矿产，甚至到人——比如说我们中国所有的聪明人、能人，大多数掌握在政府的手上，哪怕是民营企业家都挂上了各种的社会职务，他也纳入到政府的体系里面。所以，它能够运用强有力的行政手段，运用自身所掌握的要素资源，来实现短期的发展。这是别的国家所没有的，所以它不会轻易地让GDP增速跌破6.5%这个底部。

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一些政策面上来看，我们同样能够看到中国经济在政策面上还是有一定的控制力。货币政策方面，虽然利率杠杆的使用是越来越接近天花板，但是在其他货币工具方面的使用还是有很大的空间，降准这是一个还有很大空间的工具，现在18%左右，你降到10%左右的正常水平还有8%，降到15%的安全线，稍微这里要宽松一点，也还有3%，每降1%就可以增加超过1万亿的商业银行的高能货币，从这个角度来说还是有货币政策灵活运用的一定的空间。

财政政策方面，尽管前面讲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但从整个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目前的负债率高的测算50%左右，政府自己说40%左右。不管是40%还是50%，甚至如果再加一块，也在世界正常范围之内，在大的经济体里面，中国政府的负债率也还是低的，美国接近100%，欧洲接近100%，日本超过200%，中国现在在60%以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还可以加杠杆。

看今年，第一、赤字水平由去年的2.3%提高到3%，规模达到2.6万亿，这是一个天量的数字；第二、结构性的减税5千亿；第三，建立各种各样的政府基金，提出PPP的一些建设项目配套等等。PPP这一块纳入这个篮子里面的，就是公私合营的建设项目规模已经超过8万亿，各种政府性的基金也超过1万亿。所以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它还是有一定的回旋余地来守这个6.5%的。

从基本面上来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第一是工业化，第二是城市化，第三是信息化，第四是农业现代化。过去是，现在是，今后一样也还会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完成工业化、完成城市化、完成信息化、完成农业现代化，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方面，它能够创造出很多的需求，能够创造出很大的供给，这几个领域里面目前这个趋势还没有完结，只是现在提出来要有更多的新型的分量。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还有一个增长的惯性。

大家知道城市化每增加一个农民变为市民，县一级大概是5万左右的公共投入，包括基础设施，包括科教文卫；中等城市15万左右，大中城市20到更高一点不同。因此，从城市化水平，从目前户籍人口占40%左右要在未来5年提高到45—50%之间，有3亿人要变为市民，即已进城的1亿人要由农民变为市民，要解决户口落地的问题，城中村的还有棚户区的1亿人要变为市民，中部地区的工作了了城市群建设涉及到1亿农民要变为市民，3亿人在未来5年变为市民。大家可以想像他们的市民化一定意味着要有一个巨大的投入，粗略估计都是40万亿以上的投入力度，才能解决3亿人市民化的问题。

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说，它有一个增长惯性，守住底部应当说是有能力、有条件，也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它确实没有高度，或者很难达到昨日的高度，几乎已经不可能回到昨日的高度，某个季度、某个时段可能会，但是趋势上已经不大可能。我记得四年前我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的采访，那时候我就说了中国已经告别两位数，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位数的增长阶段。当时从劳动力、市场、技术、结构、基数等几个方面讲，现在来看确实是如此。

因此，制约中国经济的这些因素不解决，它就很难恢复到之前的高度，而且即使解决了也很难，资源问题、环境问题都很难解决。过去可以容忍的“带血的GDP”、“黑色的GDP”、“无效的GDP”，或者是“低效的GDP”，今后都不可能再实现，或者不可能再追求。过去如果10%左右的增长，如果你要简单地去估算一下，我想至少有2%—3%可能是跟这三类是有关系的。“带血的GDP”就是不顾生命安全的那种，大量地靠死亡或者伤亡去追求GDP的。“黑色的GDP”就是污染环境的GDP，“低效的GDP”就是生产出来堆在仓库里面，今天挖明天建，老是干这种无效的GDP，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我们要把这些抛弃，所以至少这2%—3%是永远回不来了。这2%—3%去掉以后，我们希望“创新”的因素能够快速地成长起来接替它，我们才能够重新回到相对高一点的，7%以上高一点的位置，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变化，那是比较难的。这就是中国的增长。

GDP增长今年一季度是6.7%，这是一个官方公布的数据，投资增长了10.7%，零售增长了10.3%，外贸还是下降的，但是它是靠信贷的大力度地扩张。大家知道整个社会融资的规模超过6万亿，银行的信贷投入超过4万亿，都比去年同期明显增长。换句话说是靠钱堆出来的。但是这个钱也还没有完全到位，还走在路上，还没有完全地成为现实的推动力，但是有一部分已经进入了。

不管怎么说，一季度6.7%总体上还是一个下行，低于去年6.9%，也低于上一季的6.8%，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减缓的速度是放慢了，某些方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二季度会怎么样？我想中国经济的增长，这几个因素如果没有明显的改善，它很难扭转下行。第一是投资，投资如果不能稳定增长，经济也很难稳下来。眼下看投资是10.7%已经处于稳定了，比去年同期还略高了一点，高了0.3—0.4%。第二是工业，工业从3月份的角度来看已经比1、2月份要回升了，但是从1—3月份来看这个5.8%应该说跟去年没有太大的变化，跟去年同期相比还略有回落。但是从趋势看，看到它有一点抬头的迹象。第三是出口，一季度下降4.2%，3月份似乎有一点季节性和技术性两个因素影响回升，全年能不能扭转下降的局面也关乎到今年的增长。

按目前的趋势推断，二季度有可能出现“阶段性的回稳，二季度有可能经济不再下行，可能在6.8%左右的区间，至少不会低于一季度6.7%。这就出现了阶段性的趋稳。下半年，如果目前的稳增长的政策效应能够进一步放大，那么下半年有可能在二季度的基础上面还会略有回升。全年就是6.7—7%之间，平均速度可能全年就是6.8%，有可能是这样一个增长态势。

有一个因素需要特别指出，非经济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可能在今年开始会变得更有利一些，而不是不利一些。非经济因素一方面是指反腐败的这种非经济因素。前一时期更多是以治理乱作为作为反腐败的主线，未来除了继续不放松对乱作为的治理之外，将会把更多的精力或者是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治理不作为。因为前一段在治理乱作为中间，派生出了一些不作为的倾向。……

我们看中国经济的2016，不能仅从经济面上去讨论问题，可能还要从非经济面上进一步地来分析问题，这样我们能够看到2016年的中国经济虽然是困难的一年，但是在困难中还是能够实现不跌破底部的发展。所以6.5—7%作为今年的目标守住，估计概率是比较大的，这就是增长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