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导读：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受伤害最大的就是价值观。社会上存在一种只认钱不认人的风气，觉得只要能挣钱就是好的，不管是否合乎价值观。事实上，价值观与利益究竟哪一个重要，一直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正文：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价值观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出外交工作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我们在国内也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很多中小学校都会要求孩子们进行背诵核心价值观，中国在外交问题上的立场越来越清晰，棱角越来越鲜明，是非标准和好坏原则也越来越凸显。然而，在这之前，特别是在邓小平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外交并不是很重视价值观，而是更强调国家利益，尤其是发展利益。事实上，我们处理国家政治关系一直以战略意义为中心，其余因素并不影响彼此之间的关系，即使有影响，也不会持久。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外交变得越来越重视价值观，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
其一，我们的价值观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受伤害最大的就是价值观。社会上存在一种只认钱不认人的风气，觉得只要能挣钱就是好的，不管是否合乎价值观。事实上，价值观与利益究竟哪一个重要，一直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在古典时期，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十分重视价值观，不符合价值观的事情，被视为不应该做的事情。在中世纪的时候，欧洲上流社会的贵族很少去经商，因为他们不会去做这种有失身份的事情。然而，在中国，随着现代化战略的启动，赚钱成了人们的第一要务，只要能赚钱的事，人们都会抢着去做。更糟糕的是，随着中国走向国际化，我们把我们自身的价值观问题输出到了世界上，这些更成为反对中国、批评中国的一个依据。比如说有的中国游客会在国外的名胜古迹上刻写某某某到此一游的字迹，还有人甚至坐到泰国的佛龛里面假装自己是佛像。这些行为都源于我们现在存在问题的价值观，认为只要我们花了钱，什么都可以做。对于此种问题，如果始终不引起重视的话，就有可能在国际上引发很大的摩擦。所以，重视价值观正是因为过去三十年我们漠视价值观的反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对发展主义的矫正。
其二、全球化使价值观问题变得更加突出。过去，中国外交往往关注的是领土纷争、国际冲突等重大政治军事和战略问题，而今天人们更关心和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比如最近的股市崩盘引起了全民的关注与热议。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迅速解决可能引发社会上更多不满的声音，甚至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中国今天的问题不再是自身的问题，只要中国出了问题全世界都会进行关注。就像美国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美国只要一感冒，全世界都跟着打喷嚏。这就表明，今天的世界出现了一个轴心时代的再调整，五百年以来世界的轴心一直以国家为轴心，但全球化时代到来后，世界变得以民众为轴心。评价一个国家好坏，不再只是看其综合实力如何，而是看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否幸福？因而反映人民思想和看法的价值观问题也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
其三、网络化使得价值观产生新变化。网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思想，改变了人的本质。现在生活中很多新词来源于网络。以“和主义”来说，互联网一族基本不太关注，他们的价值观是求新、求奇、求快，不喜欢慢悠悠的和主义，更喜欢极端的渲染，更关注网络暴力，热衷人肉搜索，猎奇心态充斥在网络的各个角落。换句话说，网络价值观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冲击已经是大势所趋。对于此种趋势，我们只能顺应，无法改变。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对自身价值观的内涵进行重新思考：
首先，我们应主动关注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前段时间中国警察拘留了几个女权运动的激进活动者，这在世界引起了一系列质疑的声音。从中国法律的角度来讲，拘留手段符合法律程序。但是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来讲，对那些关注环境、关注女性问题、关注同性恋问题的人来说，这却是对其价值观的挑战。所以，今天的价值观不完全是以国家为中心，而是以民众为中心的，这是中国人需要正视的问题
其次，我们应正确对待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东西方价值观就像一个钟摆，在一个时代偏向于东方价值观，另一个时代则偏向于西方价值观。现在所讲的西方价值观无非是现代性的价值观，这也是西方对世界的贡献。我们不应受阴谋论的影响，先入为主的认为某种源于欧美的价值观就是有问题的。事实上，我们现在应该倡导的价值观无非三方面：和平(peace）、欢乐（joy)与爱(love)。这与欧美价值观也有重叠的地方，西方价值观中好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接受。同样，我们价值观中好的东西，西方也应该接受。当然，接受与不接受，应该民众自己的选择，不得强迫，更不得干涉。
最后，我们应合理汲取中国古代的价值观。中国古代思想中存在很多糟粕，我们必须要承认，比如说一团和气，这明显是消极的价值观，在当今社会并不具有吸引力。但是，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尤其是先秦以前很多思想派别中也有很多值得我们琢磨的地方。而之前所提到的和平、快乐与爱，墨子的思想都有，除此之外儒家和道家中的古老精神都值得我们借鉴。我们不要只盯住秦汉以来的主流价值观，那样会窒息思想，我们要越过秦汉以来的价值观主流，从先秦以前的古老智慧中汲取力量，这样才会真正将古老的中华精神发扬光大，也才能真正具有生命力。
在考虑清楚我们价值观的内涵后，我们应该想明白如何推动我们的价值观外交：
首先，价值观外交不该放大差异。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组织了实话实说代表团，北美反华的参议院议员更愿意跟中国农民交流。一位议员问中国农民：中美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中国农民说最大的不同是语言不一样。这就说明中美之间的差异被放大了。从另一个侧面看，价值观外交也一定是老百姓自己的事，不能单靠国家自己推动价值观外交，民间组织也应该成为中国价值观外交推行的主力。
其次，价值观外交应该具有包容性。中国有一句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推动价值观外交则是己所欲，不一定施于人。价值观之间存在差异不代表部可以相互包容，不可以对话探讨。除此之外，价值观外交还应该要接地气，只有接地气，才会有底气。事实上，中国社会底层的一些问题反映出我们的价值观系统是极其紊乱的。因此，我们价值观外交要走世界阳光大道，不要另辟蹊径，我们要顺应时代主流，要支持年轻人的价值观，不要做阻碍他们价值观发展的绊脚石。
最后，价值观外交不是回避国内改革。我们不能借助于复兴中华文明去倡导用中国的价值观来回避改革。我们其实是要用古老的智慧解决西方人办不到的事情。西方社会存在的问题我们也要探索，这两者是并行不悖的。
（本文由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赵可金在察哈尔圆桌：“和主义”与中国价值观外交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