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层市场所带来新的国家职能
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市场经济是个单一的、原子型静态平面体系。史正富教授则认为，在当代全球化深入发展背景下，市场体系并不是一个统一、同质的平面世界，而是存在着生产要素和普通商品两个显著不同的子系统。
习惯上，土地、资本、劳力成为传统生产要素，加上知识产权、能源、环境等要素后称为广义生产要素。历史上，生产要素本来是作为一般制成品的原材料和设备而存在的，但随着现代金融市场的兴起，特别是商品期货交易的发展，许多生产要素转变为投资的对象，成为交易所的交易品种。如果以商品的交易属性来进行市场的分类，则可以将市场分为普通商品市场与投资品市场。相应地，市场体系中形成了两个子系统，一个是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一个是作为消费品与生产投入品的普通商品市场。要素市场运行所产生的要素供给及要素价格直接进入普通商品市场的生产过程，构成实体企业的成本，从而直接影响其市场竞争力。
相较于普通商品市场中通过市场力量自发竞争产生均衡价格，基础要素则是通过市场国家、资本及市场自发力量三者共同作用产生的建构价格。市场不起决定性作用，即使国家不介入，资本权力操纵也会破坏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即使本国政府不介入，其他国家照样会介入。
因此，双层市场由于其不同的运行规律，形成了不用的市场治理结构，从而导致国家职能的变化：协调与整合国家、公司与市场自发力量，综合运用经贸、政治、外交、及舆论等综合工具，有效参与全球性重大生产要素市场的规则制定、资源开发与市场交易，从而营造对本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有利的要素供给能力，以保障要素供给，实现合理的要素价格。
双层市场下的中国发展道路
在建国后的第一个三十年，通过建立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我国打造了工业化的基本要素供给能力，形成必不可缺的国防工业基础，但普通商品市场的竞争与创新活力被压抑，产生经济效率上的损失。集权型计划经济实现了基本要素供给能力的自主发展和国家初级工业化的成功，促成了农业剩余向工业资本的大规模转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但因整体效率的下降使这一发展难以持续。
而在建国后的第二个三十年，我国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激活了企业创新创业活力，释放市场机制在普通商品市场中配置资源的作用，实现了从初级工业化向中后期工业强国的历史性跃迁，基本要素产业的战略建构和对一般制造业的市场化改革二者之间互动配合，通过激活普通商品市场的创新发展活力，把前30年自主要素供给体系的内在优势释放出来，实现了普通商品产业的革命性发展，而反过来以大规模市场效应强力拉动了基础要素产业群(包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更为亮丽的崛起，成就了人类经济史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广久远的产业革命。从而造就出中国经济整体的发展奇迹。成就了人类经济史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广久远的产业革命。可以说，前三十年是为后三十年奠基，后三十年为前三十年结果。
渐进变迁中形成“三维市场经济”
在旧体制的渐进持续改革中，我国逐渐形成发育着新型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尚未定型的新经济制度，改革还处在进行时。我国从西方传统的政府—企业的二元对立，逐渐转向了战略性中央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和竞争性企业为主体的三维市场经济互动结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形成了四大支柱：中观经济机构成为市场主体、国有资本取代国营企业、国家理财，以及国家长期发展管理。其中，中观经济机构包括地方政府、开发性金融机构等。
地方政府既是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同时也是辖区经济发展的规划管理者与收益分享者。通过地价优惠、固定资产投入的财政补贴、配套股权投资和金融支持以及综合性的企业服务等投资激励措施，地方政府可以实现降低中国企业的投资创业成本，提高总体投资率;消解部门官僚主义，降低广义交易费用;选择性执行与中央政策的调试修正的积极作用。开发性金融机构在承担国家长期发展战略规定，进行要素能力建构的责任的同时，也可以实施企业运行层级的具体操作。
作为四大支柱之一的国家长期发展管理，与我们所熟悉的宏观调控有本质的差别，长期发展管理的运行体系是中央领袖主导制定国家长期发展战略、五年发展规划作为中期推动平台、年度计划和专题工作会议等奠定日常工作节奏。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投资政策则将作为长期发展管理的政策工具。在双层市场下，既有以市场为导向、企业利润驱动的投资机会，也有以国家战略为导向、整体利益驱动的投资机会，即战略性投资。这两种投资关系具有辩证关系：宏观-战略性投资到位，基础设施与战略性产业资源有了保障，微观-盈利性投资才能有效运行;反之，也只有微观-盈利性投资活跃，企业的竞争与创新活力得到激发，市场分工与规模不断深化，宏观-战略性投资形成的产能才可能充分发挥作用，投资也才可能最终获得合理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