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来不是一个喜欢凑热闹的人，但读了葛红兵先生《中国应停止宣仇式反日宣传》、《别再妖魔化日本了》等大作，看了凤凰卫视名嘴们就这个问题专门“召开”的辩论会，尤其是浏览了网友们众多流于漫骂的帖子和留言，真有如哽在喉的感觉。天下嚣然，葛本人仍想自圆其说，咒骂者只是在意气用事，而那些“客观”的评论似乎也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大家都在就事论事，没有关注到这个事件背后所隐藏的意义。
做人没有根柢，灵魂就无所归依，思想必然流于空泛：这就是我读完葛文得出的结论。在我看来，葛并不是有意冒天下之大不韪，也不是成心做汉奸卖国贼，他只是随意而真实地表达了个人性的看法。惟其如此，我才感到事情的严重。可以说，葛红兵代表了一种现象，这就是知识分子思考能力的退化和正义感的淡漠。当他以书生“昏话”（在6月19日发的回应文章里，他这样写道：我希望，所有爱国的人、咒骂我的人，都拿出一点点时间，来思考一下我的这个提议。 也许“以血还血”、“以仇记仇”在现实中更有效，也许我的所谓宽容、和解只是说了一个书呆子的昏话，果真如此，也请大家原谅。）自我开脱时，我们还应追问：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学者，为什么会“冒出”这样的“昏话”？是没有思想还是没有良知？
短短一篇小文章，充分暴露了概念的模糊、逻辑的混乱和历史知识的贫乏等诸多无可救药的硬伤。下面，让我们从他的大作里抽出几个样品分别加以剖析。
“中国应停止宣仇式反日宣传”。这个观点本身没有错。问题是，历史资料的客观展示怎么就成了“仇日宣传”？难道用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把侵略者的罪行遮盖起来，用一种轻描淡写的态度把我们艰苦卓绝的斗争糊弄过去，才是不“仇日”的宣传？在法庭上，当起诉人在列举罪犯的犯罪事实、陈述受害者被损害的情节时，难道宣达的是一种狭隘的仇恨？任何民族、任何人都必须对自己的所做所为负责，这是人类正义的基本要求。我们再现历史，不是为了重温痛苦，更不是为了宣泄仇恨，而是为了标举起人类道义的祭坛，因为它经常被掩埋在世俗的尘嚣和有意的遗忘里。无论展现的是惨烈搏斗的情景，还是罪恶肆虐的场面，表达的都是人类正义的声音和我们民族的诉求。抗战对我们不仅是一种无法抹除的集体记忆，更是崇高情感和力量的源泉，从中凝聚起来的精神是我们整个民族以惨重代价换来的财富，对它的轻蔑就是对家国的背叛！
“这种宣传不会让他们真正认识到战争的残酷和反人类性质，相反，会让他们渴望一场‘正义’的‘复仇’的战争——他们变得好战，而且残暴”。显然，作者把正义与非正义的大搏斗，等同于黑社会帮派间的血腥仇杀了：战争是暴力，是反人类的，所以我们应当忘己它，否则我们会变成暴力的崇拜者：这是多么荒唐的逻辑！首先，战争是使人类走向融和的途径之一，这是实践的伟大辩证法；其次，暴力并非都是负面的，它也是人类正义得以体现的手段。正义的战争唤起的是为群体而奉献的伟大情感，在这种精神的升华里个体的人“现实地”成就自己。事实证明，那些面目苍白的和平主义者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几个能经得住考验。我在给本科生上“中国思想史”这门课时，曾布置过一个思考题：为什么抗战时期中国出现了那么多汉奸？这里不想提供答案。我要说的是，像容庚、周作人这些当时的精英人物，做汉奸不仅做得有声有色，而且理直气壮。不妨设想一下，一旦日本再次入侵，又会出现多少容庚、周作人？我相信葛先生目前没有做汉奸的愿望，至于事到临头会怎么样，我只能说很难说了。
“日本人民也是二战的牺牲品”。 “人民”是政治家使用的一个词汇，它意味着民众被抽象为一个没有权利欲求的整体，因而很容易被强权用作旗号和借口，一个严谨的学者是不使用这种概念的。我只知道有个日本民族，生活在海岛上；有一些日本人，既“彬彬有礼”又小里小气，没见过“日本人民”是什么样子。想当年日本举国动员，全民如狂，何曾有过对中国怀有善意的“日本人民”？
“目前各地二战纪念展出的大量血腥图片，不利于‘人性’教育”：什么是“人性”？人性在本质上是人的社会性。人性是一个开放的、永远处在形成中的事物，它在人的现实性和理想性的相互作用中不断进化。我们应当保持对“人性美好”的憧憬和信念，但又不能脱离了现实的规定性。现实是无情的，具备正视苦难的勇气，“人性”才能变得生动而充实，因为人毕竟不能生活在理念的恒温箱里。我们需要以弘扬人类价值为己任的宗教家，但不需要也不可能使每个人都变成“以德报怨”的圣徒。完全失去了强力的制约，“人性”最终将被“兽性”所践踏。试想，当那杀害了你父母、强暴了你姐妹的罪犯只是在压力之下偶尔勉强地“表示”歉意，更多的时候是在耍弄小聪明文过饰非，你那无比高贵的“人性”如何能得到尊重和保障？
“不应该用罪人的方式来对待罪人：反复地要求一个罪人道歉，用羞辱他们的方式（要求他们下跪）‘教育’罪人，都是不正确的”。是罪人就应当受到制裁，这是捍卫正义最起码的要求。我们没有制裁日本——没有占领日本一寸土地，甚至连理所当然的索赔权都主动放弃，说明我们没有把日本看作罪犯。我们本着善良的愿望相信他已经痛改前非或者很快就能“重新做人”，只要求他道一个真诚的歉意或给一个郑重的承诺。我们一直在耐心等待着，近乎企求地等待着，一再强调尊重历史面向未来，还有比这更宽宏大度的吗？我们什么时候羞辱过日本？什么时候“用罪人的方式对待罪人”——什么时候到日本烧杀劫掠过？在“新民网”上为自己的观点作辩护时，葛氏又一次大放厥词：“二战中，日本人酿下的恶果，不仅是日本单方面的责任，中国也有责任”。真是咄咄怪事！日本来侵略、残暴我们，居然我们也有责任！岂不是典型的“怀璧其罪”？这话出自中国人之口，纵然真的不是汉奸之论又如何能解释得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