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为谁而设?

姚洋 原创 | 2007-11-26 11:05 | 投票
标签: 公正 
      实证经济学家以关心效率为己任,并以此为骄傲。但是,这不等于说他们因此不关心经济分配的公正问题。至少,他们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帕累托最优境界,并不包含着对公平的歧视,因为只有那些在不损害任何人的情况下至少改善某个人境况的变化才能称得上帕累托改进。一般均衡理论进一步证明,自由交易的结果使每个社会成员的境况至少和他的初始状态一样好,而且达

  到了无可改进的帕累托境界。换言之,在自由市场运作中获利较多的人并不以牺牲他人福利为代价。这种既不损害社会中的任何人而又达到社会最优的制度,自然是人类的理想经济制度。然而,人们容易忘记的是,这样的一种制度只是经济学家们用于解释现实世界的一个理论模型,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现实远比理论模型所预设的世界复杂得多。

  比如,现实世界中的决策总是面对着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如果没有对这些不确定性的保险市场,则自由竞争的结果不一定是帕累托最优的;而且,某些参与交易者的福利也可能因此受损。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一书中描述了农民由有产者到无产者的三部曲:举债、典地、失去土地。这三部曲中可以没有土豪的强迫,一步步的结果都起源于农民自己的选择,但他的结局却是被沦为社会最底层的一员。在这中间,哪个环节出错了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一个农民在秋季借第一笔债时预测,平均而言,他在冬季里挣的钱足以偿还债务。这个预测可能在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但是,他到来年春天无法偿还贷款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比如,他可能在拉纤的途中不幸病倒(如祥林嫂的丈夫),因而无法挣够偿还债务的钱,他的沦落也便因此开始了。就经济效率而言,旧中国江南农村的信贷和土地制度是非常有效的,因为信贷解了农民的燃眉之急,而土地的流转促进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但是,问题的症结也正在于此:有效的制度并不一定能防止某些社会成员境况的绝对下降。退一步说,即使不确定性因为保险市场的存在而被完全消除(想一想,我们需要多少种保险市场!),因而帕累托最优总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在帕累托最优境界中仍然可能存在一些人,他们的境况与其初始状态相比毫无改变。更有甚者,社会进步之果可能仅仅被少数人所拥有,而大多数人的境遇没有得到任何改善。

  因此,市场经济的结果公正问题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但是,实证经济学家往往从两方面来消解对结果公正的诉求。最简单的做法当然是潇洒地挥挥手,说解决这个问题是政治家的事情。但是,民众对公正的诉求可能汇集成一股令政治家们无法抗拒的力量,并导致他们采取反效率的举措。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众对公正的诉求可以反过来影响效率。退一步说,即使排除极端的情形不论,政治家在做一般的政策选择时,也总是要权衡一项具体政策对不同利益群体的利弊得失,而此时价值判断的介入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因此,挥手回避结果公正问题只会消弱经济学家对实际经济政策选择的影响力。但是,实证经济学家还有反对结果公正的更有力的理由,这就是,市场通过给予每个人同等的自由选择权利而保证了过程公正,因此,结果公正是多余的。但是,市场真得能够给予每个人同等的自由选择权利吗?让我们看一个例子。一位从农村来的女工可能必须接受非常苛刻的条件,如每天工作12小时、忍受工头的体罚、出门搜身等,才能得到一份城里的工作。但是,即便如此,她也愿意接受这份工作,因为她留在农村的境况会比这差得多。她在做出这个选择时是完全自由的,但是,和厂主的自由比较起来,她的自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早期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约翰·康芒斯认为,每个人在市场中所拥有的自由受制于他的选择集的大小,而后者又与他的物质和人力财富的多少成正比。这样说来,除非一个社会具有绝对的起点平等,否则就不可能实现市场中同等的选择自由,更无从谈起建立在其上的过程公正。但是,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实现绝对的起点平等,因为即使物质财富的不平等被消除了,人力资源的不平等也是永远无法消除的。当争论的对立面是计划体制下的社会主义时,对市场自由的哈耶克式的辩护是正当和有力的;但是,面对自由主义的挑战,这种辩护就显得天真和苍白了。

  对市场的评判最终需要一套独立于市场的公正标准。那么,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对于古典的道德哲学家来说,公正寓于命令式的道德体系中,不必要有逻辑推理的支持。但是,源于直觉的理念往往是不可靠和混沌的。在这里,我要讨论的是两种基于社会契约的公正理论。它们的共同点是把公正纳入了理性思考的范畴,分歧是两者的公正标准大相径庭。

  第一种是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公正标准。根据这个标准,使社会中个人功利最大的社会分配才是公正的分配。在当代思想家中,英国哲学家理查德·黑尔(RichardHare)和美国经济学家约翰·海萨尼(JohnHarsanyi)是功利主义的积极鼓吹者。根据海萨尼的理论,功利主义是人们在无知之幕(罗尔斯语)之后自然的选择。无知之幕使人们无法判断自己未来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因此,在它之后产生的道德标准具有普适性。那么,一个处于无知之幕之后的人会赞同一种什么样的道德标准呢?在这里,我们需要设定一种个人的决策机制。海萨尼认为,期望收益最大化是一种可取的机制。由于不知道未来的位置,他会同等地对待社会中每个位置,认为他得到每个位置的概率相等。因此,他的目标是最大化由所有可能的位置所产生的期望效用,也即社会中所有位置(即所有人)的平均效用;在人数固定的情况下,这也相当于最大化所有社会成员的效用之和。因此,功利主义是人们在无知之幕之后的一种个人理性选择。在狭义上,这个标准和帕累托最优是一致的。一个社会如果采纳功利主义的公正原则,则社会的长期繁荣和稳定可以得到保证,因为它是一种优先把馅饼做大的公正原则。如果每个人都秉持功利主义的道德观,以社会最优为己任,则许多社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在中国,功利主义长期被冠以“庸俗”的雅号;但计划经济时代所推崇的恰恰是一种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国家的经济运作自不待言;而且,每个人都被要求以国家和集体利益为重,以致牺牲个人利益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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