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佛家的十二因缘也有一个“老死”的转折点，就是死了再生，但这是印度人的伟大思想，是从印度佛教传过来的。这个意思是我在整理我们的讨论内容时，才告诉晓美网友的。 2. 2007年夏天，晓美网友对我说：“人为什么会死，我算弄明白了。陈老师，请您谈谈人为什么怕死这个问题吧。” 我说：“你知道苏格拉底说的一句话吗？他说死亡只有两种可能的状态：一是死后无知觉，二是死后灵魂从一个世界移居另一个世界。如果死亡是前一种失去知觉的状态，那其实是一种安详得连梦都不会来打搅的深睡，苏格拉底说这样的深睡是一种收获——难以言说的安然无梦的愉快收获——永恒不过就是一夜。这样地‘深睡’的‘一夜’，有什么可怕呢？” “这就是说，犹如每个人都不会害怕睡觉，死亡就是睡觉，就是长眠啊，也不值得害怕？”晓美网友问。 我说：“是啊，死亡就是深睡，就是长眠，这有什么可怕呢？有的人还嗜睡呢，早上催他还不想起床，还想多睡一会，于是有人说‘早死三年要睡多少’，都是把‘睡’和‘死’看作一回事。死亡就是失去知觉，长久地睡去罢了，不值得害怕，不过这是苏格拉底的意思。当然佛家也有个说法，睡眠时分别我执没有了，俱生我执也很弱，这其实是修行的高境界，人要是能天天睡觉，就不用修行了。” 晓美网友说：“如果死亡是灵魂从一个世界移居另一个世界，如果临死的人知道是这么一回事，他应该不会害怕的。但事实上，他还是会怕。” 我说：“如果死亡是死者之灵迁往另一世界永居，那么死亡就应该是像旅游观光和搬迁新居一样令人高兴，这样地从‘生’到‘死’的旅行和迁居，也没有什么让人可怕的啊。如果说这样的死亡也有可怕的缘由，那无非是有些人特别恋旧，害怕脱掉旧衣换上新衣而已；因为这样的死亡，其实就是脱掉穿了几十年、一百年的‘身体旧衣’，再换上全新的‘身体新衣’罢了。死亡的两种状态都不存在可怕的理由，因此当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时，他便毫无惧色、毫无怨恨地把毒酒喝下，并且平静地微笑着，向朋友、法官告别：‘分离的时刻到了，我们各自上路吧——我走向死亡，你们继续活下去；至于生死孰优孰劣，只有上帝知道。’苏格拉底还有一句临终的遗言：‘不要忘记替我献一只鸡给医神。’当时的希腊人在生病时，要去求神许愿，疾病痊愈后要送一只鸡给医神还愿。苏格拉底的观点与普通希腊人的风俗习惯相反，他认为人活着等于生病，而死亡则等于痊愈，这个思想与佛家的涅槃解脱类似，或者说人类最顶级的思想，都共有同一个真谛。那么医神好不容易让他死亡（痊愈）了，所以他要送一只鸡给医神。生死之事的孰优孰劣，苏格拉底心中的上帝是清楚的，因此他面对死亡如履坦途，毫无惧色。” 晓美网友有些迷惑，她说：“死亡不存在可怕的理由，如把这个道理讲给所有人听，所有人都听懂了，并且都认为事实的确如此，但人们依然还会害怕死亡。这是为什么呢？” 我说：“怕死是超力植入人体的本能，超力给阳人规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其因果机制。根据超力规定，人害怕死亡不是缘于害怕‘死’的本能，而是因于喜欢‘生’的习性。” 晓美网友问：“这个喜欢‘生’的习性，怎样理解呢？” 我说：“这样的习性至少有两种。第一种是‘怕生’。每个小孩都怕见生人，成人不仅依然怕见‘生人’，而且怕见‘生事’，我们说要把某人介绍给某人，或者要他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他都会有些紧张的，并不是很坦然。人人都有安于现状的习性，人的现状是‘活着’的存在，因此每个人都有安于‘活着’的习性，就像睡懒觉不想起床一样，没有活够的人都不想死去。相比‘活着’的习性而言，死亡只有一次，不可能有习得的经验，每个人对‘死亡’都是生疏的，世间上没有死而复活者传授的死亡经验，因此在生死之间并不能像走路，从第一步迈到第二步一样心无所碍、游刃有余。因此所谓‘怕死’，其实是‘怕生’——害怕一件完全陌生的事情会到来。一个人不管他一生是多么的豁达无惧，凡事都能勇往直前，但在真正面临死亡之时，亦会生出难言的恐慌。恐慌什么呢？因为要从一个熟悉的世界，骤然赶去一个陌生而又未知的世界，要从一个有家庭、朋友、钱财、用物等等熟悉的世界，被迫走进一个一无所有、什么都不能带去的陌生的世界，在那个世界没有亲朋好友，没有人间四季。说到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人类追求幸福，将来势必有一种学问会热门起来——就是教人怎么死的学问，不解决这个问题，人生幸福是没有究竟的。佛教里边有很多这样的思想资源，只是有待开发，像著名的《西藏生死书》，它是讲临终安慰的，这个书在世界上很畅销。那么教人如何死的学问，就要把人死后的真实境况告诉活着的人，就像我们要出门旅游，还没有到达那个地方，但是先看地图、看介绍资料，就对那个地方心中有数了，真正到达那里，就很从容、很安全了。描述阴间的信息，佛经上是很丰富的，有必要很好地挖掘整理，甚至可以拍成通俗易懂的影视片。另外在中国的文化传承中，鬼神信息也很丰富，遗憾近百年来的历史研究中，被极大地忽视了。抗战时期，冯友兰与钱穆同时任教于西南联大，冯友兰教哲学，钱穆教历史。一天冯友兰拿自己的新作《新理学》书稿给钱穆看，并请提意见。钱穆读后，直言告诉冯友兰：‘凡中国之理学家，论理气必兼心性，两者原本相辅相成，缺一有损；今观君书独论理气，而不及心性，恐有未当。’钱又对冯说：‘书中没有论及鬼神，也似应增补。’冯友兰默认了钱穆的意见。后来冯友兰前去联大文学院演讲，钱穆在座，冯友兰在演讲中谈及鬼神，他说：‘鬼者归也，事属过去；神者伸也，事属未来。’他指着钱穆说：‘钱先生治史，即鬼学也；我治哲学，则神学也。’看来冯友兰并没有真正接受钱穆的意见，我看过冯友兰写的所有哲学史著作，基本上没有正面研究鬼神问题，远未涉及灵哲学内容，因此暴露了他的观点和资料的片面性，也极大地降低了其著作的文化价值和人生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