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具有互助协作的精神，能够携起手来共同解释世界，因为它不能各自独立地去解释全部的世界；而宗教与宗教之间是互相排斥的，因为任何一种宗教都能独自、完美、成熟地去解释全部的世界。所以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时候只是一个孩子，而当他思考上帝时，就长大成熟了。一个民族的科学专家难以取得世界级的大成，我想原因之一就是这个民族缺乏宗教世界观，不能走完“科学——哲学——宗教”这条完美的求索之路。
繁星网友，我的想法是，我们不是职业求索者，也没有科学精英们那样聪明的大脑，因此不必像他们那样去绕一个很大的圈子。就来得直接一点吧，直接阅读那些经典文献，如果我们的人生注定有完美和幸福存在，那么一读，想必能使我们的感悟和超越一步到位，一步登天。
第二，让我们共同培育自己的信仰。我以为我们所有不快乐的原因是因为缺乏对超人力量的信仰。要对超人力量产生信仰，必须与其沟通，而宗教能让我们获得一种与超人力量沟通的境界，能让我们更好地向超人力量表达和聆听它的旨意。一个人可以不信仰任何宗教，但必须要有信仰。一个女人如果只相信爱情，那么失恋对她来说就是致命的。人最重要的精神需求是爱情和信仰，而信仰的客体只能是超人力量。人类完美的精神生活需要完美的崇拜，一个人一旦远离信仰，他（她）的精神便会成为游离在阳间的孤魂，就会四处寻找敌人和仇恨，甚至极端的时候，生命意志的本能会使他（她）想到自尽，想到另一个世界去寻找归宿。其实信仰就是给我们在阳世的精神安个家，让我们在这个终结的归宿里相敬如宾，互助互爱，过一种安全、幸福和快乐的生活。
中华传统主体文化最致命的缺陷，就是没有能诞生出一种全民性的超人信仰。中华文化要求和教导人们要信仰、崇拜现世社会中的最高统治者及其思想体系，其实这样的信仰如能全面建立起来，应该是非常实际和积极有效的。但这样的信仰和崇拜精神却难以在全民中树立起来，原因就是现世的统治者始终是知识中人，而知识中人是不完美的。即使是最不透明的统治者，人们也会知道他的缺点和错误，而在现代民主政治观念中，不透明本身就是统治者最大的缺点，因此统治者及其主义横竖都是不完美的。最高统治者不象上帝、真主、佛祖那样，可以不成为人类知识中的一员，而成为超人力量，任由先知们解释得有多完美就有多完美。
中华文化成功抚育了我们多数的文化人，历代帝王将相出自文人，如此保障了政治、文化精神的传统血脉的一致性，这是一种非常罕见和珍贵的“知识精神”（非超人信仰）。但这个“知识精神”并没有在全民中树立起一以贯之、始终如一的崇高威望，除了董仲舒“统治”的短暂时期，它总是永远都在被讨论着。因此我们许多人的出生是非常贫困寒酸的，只沐浴了亲情之爱，没有享受到超人之爱。我们的出生没有“洗礼”，我们的文化没有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植入超人信仰，或者说只强制性地灌输了知识崇拜。知识是描述可感世界的技术体系，这个体系是随着人的求知进程而随时变动的，因此知识崇拜的特点是：一旦人们增长或转移知识，就会用一种摧枯拉朽的新知识力量去打倒建立在旧知识基础上的信仰。由于传统文化中没有超人信仰的因子，因此我们的超人信仰只能依靠知识后的有意识培育，而且可能会付出一定的艰辛，甚至必须作出一定的牺牲。
第三，让我们学会忏悔。我们不快乐的原因除了上述缺乏超人信仰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不懂得忏悔。我们作为知识中人始终是有困惑、矛盾和错误的，我们每天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是在疏导困惑、解决矛盾，同时也在不断地犯错误。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有陷阱，我们总会不断地掉进大大小小的人生陷阱中去。由于善良或不善良的我们不懂得忏悔而只会自责和怨人，于是就有了痛苦、衰老、恐惧。超人的信仰解决困惑、矛盾不是让我们回避陷阱，或把陷阱填掉变成平坦的大道，而是要我们忏悔。每一个忏悔者无论掉进多深的陷阱里，都可以轻松爬起来重新做人，续走他再度幸福的人生之路。我们的主体文化中缺少忏悔的主体意识，因此我们一般常常不会忏悔，也不原谅忏悔者。耶稣原谅了一个忏悔的妓女，使她成为其终生最忠实的信徒。佛祖也能超度有罪的人，使人立地成佛，因此还有什么人生的困惑和矛盾不可解决呢？有了忏悔，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原谅有过错的人呢？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让自己快乐地生活呢？
伟大思想家卢梭是人类忏悔的典范和楷模。在知识世界中，我最崇拜和深爱两个人，一个是几近完美、现年62岁共四次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里卡尔多·穆蒂，一个就是满身缺点、死了226年的卢梭。卢梭在人间巨著《忏悔录》中说：我在从事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业，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展示在世人面前——只有我能这样做，我要把我那些别人看不到的内心暴露出来！卢梭小时候嘴馋、撒谎、偷吃水果，有一次邻居不在家，还悄悄在人家锅里撒了一泡尿。11岁的卢梭爱上了一位22岁的姑娘，16岁又开始恋上与他年龄悬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