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理性和信仰系统

刘业进 原创 | 2007-07-25 15:42 | 投票
标签: 国有企业 张鸣 
    从人大张鸣事件到今天邹张事件,我们可以观察到两个事实:第一,中国大学治理问题,官僚本位、行政本位十分严重。大学远不是这个社会中的一片净土。国有企业问题再大,它作为一个整体萎缩了;大学的问题大,由于公立大学的绝对垄断地位,问题就是全局性的。这么一个学术界,勾心斗角,污浊不堪,还想办世界一流大学,还想拿诺贝尔奖,为时过早。第二,中国人整体道德状况。个别人的呼吁和讨论远远没有达到临界点。大家都是看客,其实是一种短期利益行为。自认为城府很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其实都这样做的结果是了人人自危。每个人都选择沉默,个体行为是理性的,就像是看着银行大厅里的抢劫犯杀人,人人都不作声,就是这个结局,大家再也不敢大摇大摆在这个大厅里取钱。要走出这个纳什均衡,需要一种“公共理性”,这也是张维迎教授曾经大力呼吁过的。一个健康的社会不是这样的,不是每一件事发生的时候,大多数个体选择沉默以事不关己而不予置评。只有某个临界位被超过以后,公众舆论形成某种“正义的暴力潜能”,潜在威胁着不正义的行为。而当下的情形却没有这种“正义的暴力潜能”机制。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话讲就是没有一组非正式制度的实施机制,因此正义总是被亵渎。为什么是这样的情形呢?有几点假说性质的解释:第一,生存压倒一切。生存问题没有了,但是曾经的饥荒导致的深刻记忆一时半会不消失,生存原则还在暗中起作用。我们这个国家民族大饥荒的记忆远未消失,为了搞到钱或者权(接着就带来钱)可以不择手段,可以放弃许多当下理性审判为次之的价值规范。第二,计划时代扭曲的心智模式的遗产。残酷的政治清晰和政治斗争的记忆还在流在人们的脑海中。1970年代人心中已经没有残酷的政治清洗和政治打击的概念的,更早的人应该有一些。这种记忆可能具有演化生物学意义,要留存很久很久。再者,普通民众也是整个经历过残酷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因此那是的一整套适应模式已经深深植根心中,他们放弃一切形而上价值,事事明哲保身。心智模式的扭曲,改变中国人的整体道德状况。但是鲁迅先生那个时代他就说中国人的看客心态,所以我这里讲的这一点,只怕是进一步加重了鲁迅所说的那种国人心态,不是计划时代才产生的。

  小时候学历史,翻开不久就是陈胜吴广,反对封建压迫什么地歌颂一番,现在看来,陈胜吴广当初真的胜利了的话,我怕也不是什么好家伙。和李自成一样的,一朝上得龙庭,先前的追求都丢在脑后了。宏大叙事是这个套路,个人际遇也是这个套路。今天的改革者,原来道理一套套的,讲的大家都十分信奉,一轮到自己大权在握,就自己打自己嘴巴了。这个现象在社会各个层面上复制,后像有点社会“分形”现象,从皇帝到七品芝麻官。

  根子还是缺乏公共理性,公民社会不发达,超越个体当下理性的社会习俗和惯例消解了,传统式微,都靠最直接的欲望来思考和行动,靠食欲来思考,靠下半身来思考,靠控制欲来思考。其实,当下的所谓“社会”,我们不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社会中,“社会”只停留在我们使用共同的语言这个极端低层次上,以及被资本主义世界激发的一个市场交换系统,共同的价值观和信仰系统已经崩溃。人人都显得城府深深,其实是个极端无理性的民族(看看我援助非洲的条件吧:无论援助物资被如何使用,我们坚决“不附加任何条件”,弄得有人闹着都要抵制奥运会了,可是这些是否引起了国人的自我反省了呢?)。公共理性哪里来?共同的价值观和信仰系统哪里来?不是来自于官方的说教系统和灌输工具,而来自于传统,来自于宗教。什么时候有了这些支撑公共理性的“设施”,社会乱象才会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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