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为什么半生“反鲁”

王贵成 原创 | 2008-11-24 17:44 | 投票
标签: 鲁迅 苏雪林 

                   

苏雪林在现代文学史上有两个引人注目的地方:一是活得最长,从1897年一直活到了1999年,这才能笔耕八十载,成为“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阿英语);二是以半生“反鲁”的所谓“勇士”形象屹立于文坛之上。对于后一点,苏雪林为什么要半生“反鲁”,向来有不同的说法。近日,佘志军先生在《杂文报》(2008718日)撰文《苏雪林与鲁迅的恩怨》说,“说起苏雪林与鲁迅的恩怨,让人不能不提到的一个关键性人物是胡适。胡适是苏雪林尊敬的师长,苏雪林之所以如此大费周章地攻击鲁迅,与鲁迅对胡适的态度也有直接的关系。”因为“鲁迅曾在文章中骂胡适为‘高等华人’、‘金元博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向侵略者‘出卖灵魂’等等”。好象苏雪林是激于义愤,为师报仇,才去攻击鲁迅的。这种说法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有必要在这儿作一个澄清。
苏雪林的半生“反鲁”是从鲁迅病逝后的一个月内开始的。因鲁迅已于19361019日病逝,随她怎么“反”,怎么骂,鲁迅先生已无力辩白,这就使苏雪林的“反鲁”成了有来无往的自作多情的打“死老虎”。而在鲁迅先生活着的时候,苏雪林可以说是一个坚定的“拥鲁”者。早在二十年代苏雪林与鲁迅并无积怨,1928年她曾与鲁迅共同参加过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举办的宴会;19295月苏雪林在《写在(现代作家)前面》一文中称鲁迅是“中国最成功的乡土文学家”。以后在《周作人先生介绍》中对鲁迅及其《阿Q正传》的评价是:“对中华民族病态具有深刻研究的”,“立下了许多脉案和治疗之方”。1934年冬,她发表了《〈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国文周报》1144期),对鲁迅小说的创作艺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鲁迅的两本小说集《呐喊》和《彷徨》评价说:“两本,仅仅的两本但已经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占到永久的地位了”。该文中将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概括为三:“第一是用笔的深刻冷峻;第二是句法的简洁峭拔;第三是体裁的新颖独到。”直到六十年代后期,苏雪林写作的《我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原因——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收入《文坛话旧》)一文也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她对鲁迅的钦佩之情:《阿Q正传》可真把我们闹疯狂了,大家抱着读这一篇,读后又互相批评。当时我们欢喜的只是文章里的幽默与风趣,……我读了周作人的评价,对《阿Q正传》始获得深一层的看法,更觉得这篇小说的价值之高。
令人费解的是,鲁迅先生一去世,苏雪林的半生“反鲁”就开始了。其敌对态度之坚定,反对时间之长,发表文章之多,在历史上都是极其少见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苏雪林对鲁迅突然由钦敬走向反对,乃至敌对的态度呢?她在六十年代后期写的那篇文章中说:什么时候对他观感幡然转变呢?那就是女师大风潮以后。由于苏雪林与鲁迅对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女士在女师大风潮中的所作所为看法截然相悖,继而牵涉到对支持杨荫榆的教育部长章士钊的态度也产生分歧。随着时局的变化,苏雪林与鲁迅在政治上的分歧愈来愈大,但当时鲁迅先生还活着,苏雪林没有“反鲁”,不知是不好意思还是没有胆量。鲁迅刚去世不久,苏雪林就“嬉笑怒骂,兵戈相见”了。19361112日,苏雪林写了《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的公开信,拉开了她“半生‘反鲁’的序幕”。信中称“鲁迅病态心理将于青年心灵发生不良之影响也”、“鲁迅矛盾之人格不足为国人法也”、“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她不满蔡元培主持鲁迅的葬仪,并被推为上海各界成立的鲁迅纪念会的筹委,“且今日有共产主义,则无三民主义,先生身为党国元老,设共产夺取政权成功,先生安在?”认为蔡元培为旧谊所碍,有损“党国”利益。她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要警告蔡孑民勿为“鲁党”所用,并“愿先生之自重者也”。我不知道苏雪林是不是国民党员,只是她能有这种“党国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无论如何是让人佩服的。
正如胡适对鲁迅有一个公允的评价(“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一样,蔡元培对鲁迅一向是敬重的,对其评价也是极高的,他不仅视鲁迅为“新文学开山”,推崇鲁迅的文学创作,认为鲁迅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又是何等学力!”而且对鲁迅不满现实的文章也表示理解,“先生阅世既深,有种种不忍见不忍闻的事实,而自己又有一种理想的世界,蕴积既久,非一吐不快。”(《鲁迅先生全集序》,见《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尽管苏雪林的公开信发表了,尽管蔡元培一向“兼容”,但对她的这封公开信根本就没有理睬。据我的理解,蔡先生的沉默,是不是意味着对她这种小丑伎俩的不屑与蔑视呢?
在给蔡元培去信的同时,苏雪林还致函胡适,谈了与“公开信”相似的内容。针对“新文化产业被左派巧取豪夺”、“今日之域中,已成为‘普罗文化’之天下”的情况,也针对“鲁迅死后,左派利用之为偶像,极力宣传,准备将这个左翼巨头的印象,深深打入青年脑筋,刺激国人对共产主义之注意,以为酝酿反动势力之地”的情况,请求蔡元培、胡适站出来做所谓“取缔‘鲁迅宗教’”的工作。还是让我们看看苏雪林是如何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诽谤和谩骂的吧。她骂鲁迅“偏狭阴险,多疑善妒”、“假左派”、“是一个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耻的小人”、“睚眦必报,不近人情”、“色厉内荏,无廉无耻”、“好诌成癖”、“劣迹多端”……诬蔑鲁迅是“玷污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她攻击鲁迅的杂文“文笔尖酸刻薄,无以伦比”、“含血喷人,无所不用其极”。更有甚者,苏雪林无中生有地诬蔑鲁迅“表面上敝衣破履,充分平民化”,其实“腰缠万贯”,家私累累。(《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呜呼!苏雪林真不愧是一个才女,居然能把古今描写无耻小人的词语集大成地安在了鲁迅先生身上,也未免太有才了吧!
50年代到了台湾以后,苏雪林“出于仇共反共的政治需要,再次发动对鲁迅的攻击”(马蹄疾语),1966年冬,她将自己的骂鲁文章编成《我论鲁迅》一书,由台湾文星出版社出版,并写了带有总结性质的《自序》。在《自序》中,她不无夸张地认为,国民党丢了大陆,是与鲁迅有很大关系的。她还认为,若是让鲁迅在台湾登陆,不到半年,台湾也将被赤化。在这些文章中,对鲁迅的文学创作,苏雪林忘了她早年的话,采取了一笔抹杀的态度,还列举了一些莫须有的罪状,对鲁迅个人的辱骂、诽谤、攻击也逐步升级,象泼妇骂街一样,给鲁迅扣上了一些自以为是的帽子,“文妖”、“土匪大师”、“青皮学者”、“绍兴师爷”、“性迫害狂”、“财迷”、“火老鸦”、“剽悍的狗”、“大流氓”、“暴君”、“老毒蛇”、“疯老头”等等。
由此可以看出,苏雪林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半生“反鲁”,“与鲁迅对胡适的态度”一点也没有直接的关系,也不是为胡适打抱不平,而是像房向东先生说的那样,“从一开始,她对鲁迅的攻击就是缺乏理性与科学精神的,不过起点却很高,她是从‘党国’的利益来确定她的反鲁立场的;去了台湾以后,她对鲁迅仿佛心有余悸,过分夸大了鲁迅对她的‘党国’的危害,比三十年代时更蛮横地攻击鲁迅,甚至不惜以谣言为武器。”像苏雪林一样,从政治立场出发而诬蔑鲁迅的,还有郑学稼所说的“鲁迅不是革命家”、暗示鲁迅是汉奸等,夏志清等人出于国际上反共大背景的需要而极力贬低鲁迅等。鲁迅先生后来确实被政治利用过,但先生九泉之下何尝有知,这又与先生何干啊!只可笑苏雪林这些人犹自从政治的狭小天地里,干着“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的蠢事,即便如佘志军先生提倡的那样,“我们应该在独断性质的政治空气中坚持异端言论和异端精神存在的权利”,又怎样“才能保有健康的文化精神”,“保证历史评价的客观性、公正性与全面性”呢?
对于苏雪林的骂街,当年李何林就有评论说:“新月派陈西滢‘羽党’这种泼妇骂街式的文字,除了在读者面前暴露她自己的卑劣和下流外,如果有人要加以批评或辩驳,都全是亵渎笔墨的事!她既然这样失掉理性的骂街,还同她作‘文艺批评’,那对照将成什么样子呢?何况该派的主将也并不以她的战法为然,颇觉得不如陈西滢对鲁迅生时的‘诬蔑’,或梁实秋、叶公超对鲁迅死后的‘曲解’的聪敏了!”(193749日《北平新报》)
最后,我不禁想起了一句话,是英国的约翰·罗斯金说的,“伟大的艺术是一个伟大人物心灵的表现,卑鄙的艺术一定是一个藐小的人物缺少心灵的表现。”以此观诸苏雪林的半生“反鲁”,是不是一个绝妙的评价呢?
参考资料:
《“骂”人与被“骂”——鲁迅生前生后事》房向东著,青岛出版社,20071月第1.
200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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