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用语且慢复古——读罗志田文章有感

王思彤 原创 | 2008-11-24 21:29 | 投票
标签: 语言 文化 复古 南周 

罗志田先生是历史系教授,所以对古汉语比较熟悉,也因此便喜欢在自己的文章中多用文言。他在2008年11月20日《南方周末》“自由谈”版发表的《校园规则》一文堪称文白相间的代表作。

文言文与白话文的词类和句法结构是大体一致的,差别主要有:1、文言文的词类活用更普遍,比如名词用作动词、名词用作副词;2、文言文的某些语序(如:宾语位置)、句式(如:判断句、被动句),不同于白话文,比如在疑问句中,疑问代词“谁”、“孰”、“何”、“悉”等置于动词之前,比如与“以”连用的倒装句;3、虚词更替现象很突出,“之、乎、者、也、矣、焉、哉、其、以、于”是典型的文言;4、文言文中通假字较多。

用上述学术标准来看《校园规则》一文,就不难看出其特点:一是古虚词比较多,之、乎、者、也、以、于、耳之类的词频繁出现;二是可用相同的字词来表示的,用文言不用白话,比如用“皆”或“均”代替“都”,用“较”代替“比”,用“窃”代替“我”,用“为”代替“是”,用“今日”代替“现在”或“当前”;三是只要用文言可以显得紧凑的,不用白话,比如“此语甚可思”、“实则”、“甚佳”、“脱”(摆脱)、“然”(但是)、“且”(况且)、“终”(终于)、“盖”(大概)、“适”(恰好)、“宁”(怎能)、“似”(好象)、“未”(没有)、“闻”(听说)、“即”(即使)、“其”(他的)。

为什么说文白相间呢?因为文章中可以用文言的地方,偶尔也会有白话出现,比如“不论其英语实际是否好,大概都‘丢不起这个人’”一句,“这样些微的个人风险都不肯冒”一句,按理可以用“盖”啊、“皆”啊,却没有用。

用文言还是用白话,学界似乎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比如,朱光潜先生就曾说:“我可以说,文言和白话的分别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大……两种不同的工具在有能力的作者的手里都可运用自如。”“白话的定义很难下,如果它指大多数人日常所用的语言,它的字和词都太贫乏,决不够用。较好的白话文都不免要在文言里面借字借词,与日常流行的话语究竟有区别。这就是说,白话没有和文言严密分家的可能。……白话必须继承文言的遗产,才可以丰富,才可以着土生根。”(《我与文学及其他·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而胡适在其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所提的八大主张中,就有“不摹仿古人”、“不用典”这样的倡议。

了解一下从文言到白话的历史,还是很有必要的。据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的官方语言一直是中文(汉语和汉字)。白话文运动以前,中国使用文言文作为书写体系,而白话文运动以后,则推行白话文书写。文言文主要包括以先秦的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书面语,以及模仿这种书面语而创作的历代作品。由于文言文并不是一时一地的一种语言,因此不同时代或不同地区的文献,在语法和词汇上会有不同程度的差异。白话文,亦作语体文,是指以民国时期官话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的书面语。白话文在古代也有一段很漫长的历史,在宋代已有话本,明、清两代也有部分白话小说,如《金瓶梅》、《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不过为古白话,而且白话文作品在古代文坛上只占少数,文言文在当时仍然是主流。民国白话文运动以后,政府推广白话文教育,白话文才取代了文言文,成为写作的主流,使文言文慢慢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1949年后,由于普通话在中国大陆变成了强势语言,对白话文造成很大的冲击:白话文从过往的书面语,变得愈来愈口语化,很多人都忘记了白话文的功用,是让人阅读,而不是说出来。到了21世纪,在中国大陆,很多人日常书写的,已经不再是语体文,而是他们日常的口语。变质了的白话文,用词和句式都不再精炼,而是要让大众可以在讲出来之后就立刻可以明白。这使很多发音相近的词语日渐分歧,变成了其他字。

从文言到白话,不光是语言的变迁,而且与当时的有识之士要开通民智、挽救危亡的目标有直接联系。据《辛亥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一书(罗福惠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介绍,1899年,陈子褒在《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一文中,称“地球各国之衰旺强弱,恒以报纸之多少为准。民智之开民气之通塞,每根由此”,中国报纸“多用文言,此报纸不广大之根由”。他据此提出,“大抵今日变法,以开民智为先,开民智莫如改文言”,并批评固执文言不肯变通的硕学鸿儒欲永使不懂文言的“农、工、商、贾、妇人、孺人”处于“不议不论”的地位,是“直弃其国民矣”。同年,《清议报》亦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的文章,称“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何哉?袭廷梁曰:此文言之为害矣”。并说“文言之害,靡独商受之,农受之,工受之,童子受之,今之服方领习矩步者皆受之矣。不宁惟是,愈工于文言者,其受困愈甚”,故中国贫穷落后深陷危机,与文言实在大有关系。“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

当文言与白话在这些智士仁人的眼中已经变成愚天下和智天下的分水岭的时候,当他们痛切地感受到“农、工、商、贾、妇人、孺人”因不懂文言而处于“不议不论”的地位并进而被抛弃的时候,他们要做的,除了掀起一场白话文运动,哪里还有其他的选择?!

相比之下,我们今天的报刊用语,如果急于复古,或者象罗志田先生这样不知不觉地沉湎于甚至迷恋于之乎者也之中,那岂不是重蹈旧辙?岂不是想让那些不懂文言的“农、工、商、贾、妇人、孺人”继续回到“不议不论”的地位而慢慢地被社会边缘化?!

所以,报刊用语还是且慢复古吧,一个国家的语言不应该是贵族的,而应该是大众的!(2008年11月24日写于南京)

附:罗志田原文

1911年,胡适在给梅光迪的信中提出,留学生在美国应多练习英语演说。梅光迪认为,此“固亦应有之事。然归去后为祖国办事,所与游者皆祖国之人也。若用英语演说,势必先使祖国四万万人尽通英语始可,岂非一大笑话”!他稍后指责留学生回国仍“用西文科本,用西文演讲,强学生以至难,而彼乃扬扬自得,以为饭碗稳”。此语甚可思。今日各校颇有提倡所谓“双语教学”者,实际的状况,或师与生外语程度皆不足,或师不如生而勉强挣扎,或师过于生而自说自话,均未真从听讲学生角度考虑,徒求形式,而不免自欺欺人。
此举看似“创新”,实则“复旧”。抗战前后,大学确有以英语授课的先例。然当年学生的英语水准一般似较现在更高,如抗战后期的两三年,国立大学的男性毕业生皆被“征调”参军,为支援中国抗战的美军作翻译,基本皆能胜任。今日大学生有能考托福满分者,诚远胜于昔;然普遍而论,恐怕绝大多数博士生毕业时也未必具有能任口译的外语能力。且抗战前以英语授课,既有成功者,也有失败的;有些教授专业本不错而外语不甚佳,不得不在课堂上挣扎表现,学生则如坐针毡,终不甚了了,只好以自学补课。
如今有些立意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者也颇着力于此,其意或不为不美善,实则未脱第三世界心态。盖只有不入流者,才将能用他人语言教学视为“预流”;即世界二流大学,也少闻此举,遑论一流乎!恐亦适成“一大笑话”耳。当然,现在有些欧洲小语言的一流大学,其研究生教育也改用英语,此盖为招揽外国学生的生财之道。然其绝不视为“提高”,而以为是降格。做法虽与我们类似,心态却相去甚远。
胡适后来接受了梅光迪的看法,主张“大学中无论何科,宜以国语国文教授讲演,而以西文辅之”。更进而提出:“凡国立省立各大学中,非能用国文教授者,不得为教师。”今日有的大学,几乎要规定教授必须能用英语授课,等于“非能用他国文教授者不得为教授”,宁不发人深省!且今人所谓“双语”,实指向特定语言,似尚未闻有以第三世界语言为之者,虽确出于“走向世界”而希望“接轨”的实际考虑,隐约中不免也多少带点势利眼光和市井气味。
窃以为,发凡起例之事,眼光要长远,举措宜谨慎;既不能脱离现实,也不可太考虑“特色”。无论目标如何宏伟,以二三流以下的心态,决不可能制定出可以走向一流的规则。
如规定教授皆可用英语授课,就明显带有“改革开放”初期个体户穿劣质西装的味道。但也少见有人反对,因为反对者等于承认自己英语不好。不论其英语实际是否好,大概都“丢不起这个人”。这样些微的个人风险都不肯冒,却让我们一些世界排名据说靠前的学校在国际上大大丢人(是否“与国际接轨”还在其次),充分体现出第三世界心态,表明我们的高等教育还处于“发展中”阶段。
今日回避甚至推卸责任之风在校园里日渐普遍,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使部分读书人“先富起来”,但他们似乎也变得更加趋避风险,哪怕是很轻微的风险。如今校园中新规则层出不穷,凡貌似民主、严谨或体现高深的规章制度,不论是否与学理相合,几乎人人赞成,少见有人反对。
如很多学校规定导师不能参与学生答辩,或参与而不能任主席,且必须增加答辩委员会人数(等于导师不怎么“算数”)。这不但不“与国际接轨”,可能还违反国务院颁发的学位条例,却很少有人站出来反对。思路同上,若出而反对,似乎就有想与学生通同作弊的意思。然而大学中的师生一旦坦然接受这样的规则,不啻承认自己原来是一群毫无荣誉感的作弊嫌疑人。若师生皆以作弊嫌疑人的身份生存于校园之中,我们还能希望培养出多少具有起码尊严的“人才”呢!
类似的规则已越来越多,越来越严,但在学校比政治更讲“民主”的现状之下,渐已形成一种制度化的“政治正确”风气,造成人人自我检点,决不轻易“说不”。这才是最可怕的!盖规章只是表面的,人人为了避免“不正确”而缄口不言或不置可否,最后形成一种乡愿风气,又如何培养具有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的创新人才?(作者为历史学教授)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2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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