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启下：从政治经济学到文化理论
上面从“单一价值源泉论”、到“狭隘‘劳动’定义“、到“劳资自由交换论”、到“量化万能论”、到“政治经济分立论”、到“世界扁平论”，厘清了当今世界的最大毒瘤国际垄断资本霸权从人类社会的经济细胞中孵化滋生，到驰骋市场、强食弱肉，到吞并国家政治权力，到称霸世界、无恶不作，这样一条发展黑线赖以得逞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根源。找到了根源，就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对症下药。唯一有效的良药就是在世界东方很大一部分人口中自觉奉行了数千年之久的动态平衡之道。这一天地大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自觉奉行”与否对人类自身的福祉却是极为紧要的。那么动态平衡之道在当代世界范围内将如何展现呢？
笔者曾于四年半前撰写了题为《政治经济学新论：价值三源泉和联合所有制论》的长文，第一次揭示了商品价值的三个来源，并在此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生产资料应归人类社会三级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体、各别民族国家共同体、基层企业共同体）联合所有、基层企业劳动入股、劳资合营、全员民主管理这样一个关于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长远目标设想，论证了这一设想的理论合理性和予以逐步实现的现实和未来可行性〔6〕。着重讨论了基层企业劳资之间经济民主、管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注：所谓“逐步实现”，即不排除在操作层面上，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保留一定规模的中小型私有经济、并在更长的时期内保留私有制的尾巴。）
人类社会三级共同体联合所有制的问题，除了基层企业内部关系的动态平衡之外，在当今世界的国际政治情势下，还涉及到民族国家在纵横两个方向上的各种宏观关系：横向上，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联结为国家组群的文明体之间；纵向上，国家与其内部的少数族群之间、以及国家与世界性国际权威机构（如联合国）之间。而所有这些关系中当前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所谓文化冲突、或文明冲突问题。数百年来，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一直是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霸权主义者，用来在其势力范围内或其竞争对手的影响范围内，实施挑拨离间、分而治之图谋、玩弄地缘政治的一张王牌。浑身散发着铜臭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从来都没有尊重过其它国家和族群的文化，而始终推行其文化霸权主义的路线。有时他们也虚伪地利用多元文化主义这一口号，一方面借以安抚国内少数族群、以巩固垄断资本在国内的统治，另一方面对其不听话的掠夺对象国/地区、或竞争对象国/地区进行离间分化、令其自相残杀、以便各个击破、同时转移世界人民抵制、反抗其霸权主义的斗争矛头。总之，他们实际所推行的，还是企图强迫整个天下皈依他们金钱拜物教的单一文化主义。所以，以动态平衡这一东方哲学原理阐述文化问题，揭示西方心物二元主流文化理论的错误，是当前世界话语权争夺中的一个突出任务。下面只是一个尝试。
三、心物一元、多维整体文化观
（一）人类文化多样性和趋同性的统一：关于终极普世价值
按照动态平衡的世界观，人类文化在总体上应该是多样性和趋同性的统一。
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源自有史以来不同地区、不同族群所处自然环境、生存条件的不同所导致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差异：
源自地中海北岸、中亚和西亚的西方文化、及东西之间的阿拉伯文化，主要与多山近海、或干旱的草原甚至沙漠这样的自然生存条件相联系，那些地区不最适合农业、而适合航海贸易或游牧业，因而在精神文化方面，磨炼出了特别强悍的开拓、冒险精神、和宏观社会关系方面的个人主义世界观，常伴有海盗行为、或战争掠夺等黩武倾向；
而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亚文化源自土地平坦辽阔、气候温和适宜的、数千年发达的农耕生活，因而孕育出了安土重迁、强调天时地利人和、即人天、人地、人际关系的和谐协调、阴阳平衡，强调心性修养、虚静守下、不贪欲、不妄为、守常道这样的精神文化传统。
但在长达数十万年或可能二、三百万年的史前时期，无论哪个地区的人类先民面临的是大致相同地恶劣的自然生存环境（如见之于东西方经典中关于诺亚时代和大禹时代洪水为患的记载），同时都只有原始低下的生存技能，靠采集野果或围猎野兽为生，到后期才慢慢地有了农耕、畜牧。那时候，无论哪里的原始氏族公社内部，所有成员之间基于直观直觉的血缘关系而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生俱生、一死俱死、命运与共的强烈一致意识。
虽然那时由于生存本能的驱使，不同的氏族或部落之间也有野蛮的争斗，虽然后来随着人的生产生存能力的提高、私有制的出现以及少数强势者的贪婪，原来氏族成员之间的高度一体化开始分化，沿着微观（家庭、个人）和宏观（部落联盟、国家、世界）两个方向，展开了在人类社会多个层次上全方位的、连续不断的、既“文明”又野蛮的争斗，虽然如此，但是，那个曾经延续了比人类文明史长达数百倍之久的原始艰难生活，在人类的集体潜意识中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命运与共”意识基因，反映到社会伦理就是博爱精神，这见之于各大文化的经典记载中，如中国道家的“损有余而补不足”（《道德经，第七十七章》），佛家的慈悲众生，儒家的仁爱天下，以及同属于亚伯拉罕宗教体系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的共同经典所宣讲的“爱你的邻人，就像爱你自己一样” （《圣经•旧约》）这一真正的基督精神。
相比之下，人类的“文明”史还只是短短的一刹那。自有文明以来，尽管由少数人挑起的争斗连续不断，而且规模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激烈、危害越来越惨重，但同时，随着人类生产生存活动规模的社会化、全球化、乃至太空化，紧密联系的范围不断扩大，彼此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人们对于超越家庭、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物种的“命运与共”意识也在与日俱增，这是原始氏族时期那种狭窄眼界范围内的共命运意识所不能比拟的。
今天，人类一体、人天一体意识的种子正在顽强地发芽、成长，一反少数人极端自我中心主义之道而行之，努力磨合不同文化之间的歧见，而给世界带来希望。建基于这种意识的博爱精神乃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价值，或曰终极价值，或普世价值。其他一切自我标榜为普世价值的价值观都要受到这一终极价值观的检验。无论人类还要走过多么曲折的历程，这一终极价值观必将逐步消弭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歧见而走向天下大同。
（二）天地大道、宏观社会、个人心性之间的多维互动：普世价值的实现路径
当然，在如何使这种博爱精神在一切社会关系中得以实现的路径问题上，以中国道-法家为一方，与佛、儒及西方宗教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根本的思想路线分歧。前者以心物一元、渗透一切之“道”为制高点，由道生法、由法生德、以德固法、以法从道，在天地自然、人类社会（宏观和微观）、各别个人多个层次之间、即从宏观到微观、从微观到宏观不断反复推进多维整体的动态平衡。其中，人类宏观社会是处于这些层次中间的关键层次。所谓“多维整体的动态平衡”就是指人类宏观社会上与天地自然（即人天关系）、下与各别个人、以及本身内部宏观关系这三个方面的动态平衡。
社会关系也有宏观和微观之分：宏观指的是社会各大群体之间的经济政治权益关系（如阶级关系、管治关系、族群关系、国际关系），微观则是指与上述宏观权益关系并无直接关联的纯粹个人关系（如家庭亲友关系、邻里同事关系、路人邂逅关系）。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前者是关键。如果宏观关系是祥和协调的，那么微观关系就不会差到哪儿去（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改朝换代后的初期，社会秩序都比较好，几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或者在合理、有序的民众政治运动高涨期间，社会刑事、民事案件会大大减少）；反过来，即使在某个范围内表面上的微观关系普遍和顺，人人彬彬有礼，也不能说明深层次的内外宏观关系就一定是温和顺畅的（如今日西方）；当然，如果微观关系长期普遍恶化，那么问题一定是出在社会的宏观关系上，要真正解决问题，还得从宏观着手。
黄老学派的经典文献《道德经》和《黄帝四经》最清楚不过地表明：道-法家的着眼点不仅仅局限于体现在微观人际关系中的和协精神，不是离开了人天关系和社会宏观关系来谈论各别个人的博爱、慈悲、仁德之心、来谈论道德教化、来鉴别圣人贤者的，而是将这些精神原则作为“天之道”在人间社会宏微观所有层次上的动态展现去认识和遵循的，而不是单纯从某种主观的善良愿望出发的刻意贪求、强求。
同时，一个人精神境界的提升、心性的修炼，以使之合乎天道，固然离不开他主观上有意识的自我要求，但更离不开他所处的、包括人类社会历史在内的、整个天地自然无限时空的循“道”运转这个宏观环境对他的熏陶、启发（其本人不一定意识到）。一个人之能够成为道德高尚的人，是天道运转对其意识的外在叩击与他愿意正视并顺从天道的主观愿望相结合的结果，而决不仅仅是（虽然不排斥）他个人闭关冥想、向内求索的结果。
黄老学派还认为，仅仅宣传人间博爱精神是不够的。要让这种精神转化为活生生的、宏微观各个层次上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则必须通过诸如社会功勋制、全民监督制、节制资本、常平仓等已经行之有效的、以及有待推陈出新的、符合多维整体动态平衡之道的各种制度，以法治的形式加以实行，使得那些真正有德有能之人自然而然地得到公众的识别、推举、监督、爱护，使他们得以代表各个层次上的社会全局，让上述各种制度得以建立和实行，以均平地保障所有个人和群体通过平等劳动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和利益。
但是，儒家、佛家、和西方宗教思想在下面这一点上是共同地与上述道-法家路线相对立的：他们相信一个超自然的绝对精神，即超然“物”外之“心”，可以越过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时空运转这个“物”世界的媒介，或者仅仅通过某几个半神半人的先知苦口婆“心”的言传身教，就可以在人们“心”中普遍地化为博爱、慈悲、仁德的种子，并得以开花结果，结出博爱、慈悲、仁德的宏观社会关系之果。这就是为什么儒佛伦理一般只局限于论述社会微观关系，为什么西方社会学也局限于微观社会关系之分析，而将统合经济政治文化的宏观社会理论排拒于“社会学”学术大门之外的哲学思想根源。在笔者的《儒家如何背离了动态平衡之天地大道？》一文中已经指出了这一思维路线的原子论方法论实质及其事与愿违的必然结果。退一步说，即使一个社会的多数人都怀有博爱、慈悲、仁德的精神，如果这种精神没有同时体现在社会的宏观经济政治关系中，这个社会也仍然不是博爱、慈悲、仁德的。因为，无数微观局部之机械加总并不等于宏观全局。何况，像他们那样“心”、“物”割裂的结果，必然是“心”之堕落，社会之道德沦丧，怀有博爱、慈悲、仁德之心的人只会越来越少，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崩溃，就像今天的世界。
下面就具体地回顾一下，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上述思维路线是如何将人类拖垮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四、从心物二元观到拜物教文化霸权
（一）从上帝、世俗二“城”论到虚假的普世价值论
中世纪欧洲神学家奥古斯丁，曾将当时欧洲的世俗世界和理想中的精神世界分别称为“地上之城”和“上帝之城”。这两个“城”之间最根本的差別是，前者人民的共通点在于对自己的爱，后者則是結合于对上帝的爱和因此而生的对彼此的爱。中国的老子也说过似乎相同的话：“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道德经，第七十七章》。）但是，这两位思想家分别所说的“爱”与“道”是两回事。上面已经说了，人间之爱是“天之道”在人间的展现，因为人间社会只是天地自然的一部分。但奥古斯丁笔下的“地上之城”并不是“上帝之城”的一部分，而那个“上帝之城”也只是一个与人间宏观社会生活无关的幻境，因此想通过那种虚幻的“对上帝的爱”来孕育人间“对彼此的爱”、进而战胜那个堕落的“地上之城”，那也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因此，这种虚幻不实的理想世界与老子笔下的理想境界不是一回事。
由于西方人始终没有摆脱从原始先民那里承袭下来的、对于超自然精神力量的盲目崇拜，因此，自从他们认识“上帝”以来，“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水乳交融的关系，而是油浮于水的关系。精神之“油”之所以从来都无法渗透于世俗宏观世界之深“水”区，就其精神本身来说，这有两个原因：
（1）无论是宗教的还是非宗教的信仰（如对于非宗教化之“道”的信仰），其实质都是将个人的心灵维系并寄托于信仰者心目中一个能够统含一切的最高存在。但是，上帝并不是这样一个最高存在，因为它不能将自己统含进去：一切都是它创造的，但它又不能创造自己。虽然号称“无所不在”，但它本身并不在这个世界之内，而永远是外在于、悬浮于世俗世界之上的一个超自然的幽灵。那么这个幽灵又所由何来？当然应该是从另外一个真正的最高存在派生而来。这个最高存在就是中国人所认识的“道”或“天道”。西方的上帝无法解释东方的天道，只有东方的天道可以解释西方的上帝，那是因为东方之“道”不是像上帝那样外在于整个存在世界的，而是渗透于从宏观到微观、包括人们已经认识和尚未认识的、既包括意识对象也包括意识本身的、所有万事万物之中、之间的。“道”就是一切，一切就是“道”，根本分不开，因为本来就是一回事。
如果借用西方哲学语言，中国的“道”是统含了“心”与“物”的，是心物一元的（所以中国传统中没有唯物、唯心之争）。而西方的上帝与世界是心物二元分裂的，上帝并不是统含一切的最高存在。说上帝是“至高无上”、“无所不在”的，这无论在理论逻辑上、还是在历史实践中，都是无法自圆其说、也经不起检验的。在“地上之城”的宏观社会关系中，从来都不是“爱你的邻人，就像爱你自己一样”，或“损有余而补不足”，而是要么只“在于对自己的爱” 、“损不足以奉有余”，即无限制地满足有余者的贪欲；要么如奥古斯丁这样少数的贤者“执着于永恒而形上的事物，轻视感官可及的事物；看重理论性的冥思，认为实用的知识是此生的必须和无奈而加以轻视；坚持要从感官的奴役得到解放，借以达于灵魂的淨化”[7]。这后者倒是与儒、佛两家属于同一条思路上的，他们都是上不达统含一切的“天道”、下不及人间宏观生活之实际，尽管在某些方面也包含一些真理性的认知（如佛学超越心物之分的性空一元论），但在总体上则是在概念堆里兜圈子的经院烦琐哲学或象牙塔空论。由于上帝是游离于世俗世界的，它是一个假冒的“最高存在”，所以它自己倒是成了一个“偶像”。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自称是上帝忠实信徒的人们可以同时是金钱拜物教的狂热追随者。
（2）基督教文化的经典《圣经》本身又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宣称要“爱你的邻人”，一方面又自封为“上帝的选民”（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先进分子”或“先进国家/民族”），自我独尊，而将不信他们的上帝者戴上“偶像崇拜者”或“无神论者”（在他们的词典里这也是个贬词）的帽子（用当代话来说就是“危险分子”或“邪恶轴心”），而加以歧视、排斥、打击、甚至消灭。所以它所宣称的要“爱你的邻人”实际上是有条件的；究竟谁该爱，谁不该爱，是要以对它这尊偶像是否崇拜的态度来划分的。只要你口头上崇拜上帝，即使你物欲横流、滥杀无辜，你也会上天堂；如果你是异教徒，或是无神论者，即使你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了增进人类福利的事业，你也一定下地狱。
鉴于上述两点，基督文化中体现了人类终极普世价值的那个博爱精神，始终没有渗透到世俗宏观世界的关键性社会经济政治关系中去，因此从没有成为社会精神的主流，而只存在于一个个分散的、边缘性的基层微观小社区内基督徒之间的互相帮助、或他们对外的慈善活动中。后者好比是处于世俗文化沙漠边缘的、一个个分散的、小小的精神绿洲，他们真正代表着基督文化中蕴含的人类最高精神价值，他们是真正的基督精神在人间的复生和传承。可惜他们从来都没有构成西方整个基督教文化的主流。从大社会的经济政治关系和基督教国家与非基督教国家的关系来说，历来的基督教主流势力基本上都是站在特权强势利益集团那一边，或他们本身就是世俗化了的特权强势利益集团、而卷入了世俗的权势之争。自从其被君士坦丁大帝尊为罗马帝国国教以后，这种分别代表着真假基督精神的边缘与中心、非主流与主流的“双轨制”式的分野和对立始终贯穿于以后西方文化发展的三大历史阶段之中：
罗马帝国后期： 一方面，基督徒一改以往犹太教的偏狭思想，不再坚持犹太民族的特殊地位，而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那时一般的基督徒过著圣洁严谨的生活。在他们中间，社会制度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一切隔阂都消除了，奴隶与主人在教会内完全平等，富有的与贫寒的同坐一席，互相关爱。另一方面，那个皈依了基督教、并重新确定了许多基督教基本教义的君士坦丁大帝，却同时颁布世俗法律，重申奴隶主有权杀死奴隶；并规定职业世袭，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同时以恐怖手段强行招兵，拒不当兵的可以被处死；又大兴土木，修建新都君士坦丁堡，挥霍民脂民膏无数。从此，“上帝之城”从天上掉落下来，一分为二，其违反基督真精神的异质部分与世俗的特权扩张主义势力结为一体，成为地上之城的中心，却冒充为是地上天国；从此，基督教由于其先天存在的、自身内部的矛盾性，从被压迫人民的精神寄托蜕变为压迫者手中的工具，而基督精神的真正的传人们则被逼到了社会的边缘，其光芒不能穿透、更融化不了世俗宏观社会少数人压迫多数人、“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地上之城”。
中世纪：罗马帝国一分为二、接着西罗马帝国又在奴隶起义和外族入侵的夹攻之下分崩离析以后，罗马教廷为了摆脱其局促一隅的窘境，竟然在八、九世纪之间大胆伪造了一份被称为“君士坦丁献土”的文献，说是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不仅向其捐赠了意大利中部地区，而且还捐献了整个罗马帝国的西半部领土，授予教皇及其后任者对其进行世俗统治的权力。从此，先是在罗马教皇（西）与罗马皇帝（东）之间，继而在教廷与整个欧洲诸多的世俗封建主之间，展开了对于世俗和教会权力的争夺，纵横捭阖、你上我下，长达几个世纪之久。
教会统治非常严厉，而且也像世俗政权一样腐败。它向教徒征收什一税，兜售“赎罪卷”，买卖教职，搜刮钱财，供少数教士享乐挥霍。教会主张禁欲，教士不能结婚，但罗马城中曾有几个贵族妇女通过成为教皇情妇而掌握了教廷大权，她们的儿子，以及儿子的儿子，都被立为教皇。教会还控制了西欧的文化教育，严格控制科学思想的传播，并设立宗教裁判所惩罚异端。总之，此时的罗马教会与世俗特权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他们之间的争斗绝不是代表光明与黑暗神人二城之间的斗争，而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十二、十三世纪经教宗批准的历次十字军东征，更是罗马教会与西欧世俗封建主和骑士阶级同流合污、共同实行对外侵略和扩张的血腥罪恶，令东西方教会在历史上留下了臭名昭彰的暴行，造成了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历史性仇恨和敌对。这一点后来的天主教会也不得不承认。
现当代：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大大地冲击和遏制了罗马教会的腐败、专断和对异见的迫害，对于解放人们的思想、推动社会的变革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宗教改革的主旨并不是以“爱你的邻人，就像爱你自己一样”的基督精神来批判教会和世俗的自私、贪婪、腐败，批判宏观社会制度在根本上违反基督精神的本质；不是以真基督精神去取代教会的假基督精神，而是以片面张扬个性的解放、对于圣经的个性解读来代替对于真基督精神的皈依。虽然这一主旨具有反封建专制、反教会腐败的正面作用，但也为后来新兴的特权阶级所崇奉的金钱拜物教的取而代之开辟了道路。
那些金钱拜物教的信徒和鼓吹者们为了控制和压榨整个世界，到处挑起民族、种族冲突，文化、宗教冲突，甚至不惜发动大大小小的战争。而《圣经》中所包含的唯我独尊的排外思想则正中其下怀。因此，在后来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全世界进行扩张、掠夺的长期罪恶历史上，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充当了金钱拜物教利益集团的追随者、帮凶、甚至是先锋的不光彩角色。
随着“理性”经济人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金钱拜物教成为西方社会、乃至被大资本“全球化”了的世界上经济政治生活的普遍法则，政教分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已经将基督教各宗各派从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中赶了出去，统统靠了边。这见之于一个再明显不过的现象：经常上教堂的人一代更比一代少了，以真基督精神去审察国家和世界的经济政治关系者更是少之又少了。不但忠于基督精神的传人们被更加边缘化，而且基督教的整个体制也在社会精神生活中被边缘化了。尽管近几任罗马教宗对于他们所在的西方社会也有所批评，同时也表现出愿与其他宗教和文化进行对话交流的善意，但是教会根本敌不过浸透了铜臭味的西方主流学术文化和大众娱乐文化对于社会的败坏作用，也认识不了自身的缺陷和局限。
历史经验证明：无论是以“神”为中心的虚幻之“爱”、还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自由”、“博爱”、“人权”，这些在牺牲自己、成全大众的耶稣基督等东西方圣贤面前，立即就显出其虚伪、虚弱的本质来了。归根结底，这些都是建基于心物二元的世界观、专为少数特权利益集团服务的、虚假的“普世”价值论。
人们常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即使是圣贤，也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何况他们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就拿耶稣基督来说，他的献身行动和精神当然是人类博爱的活榜样，真正体现了天上人间的最高普世终极价值。然而，他当时所处的政治和宗教文化环境使他不可能另起炉灶，酝酿出一个心物一元、而且能够运用于宏观社会改造的宗教或非宗教思想体系来。所以，我们有必要将体现在耶稣身上的真基督精神与基督教思想体系内部的不自洽性区分开来，区别对待，继承其精神，同时看清基督教文化的缺陷被世俗力量利用后所带来的危害。
（二）从原子论到分裂主义的人权论
“自由”、“民主” 、“人权”等概念，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为了向着封建统治阶级争取自己阶级的经济政治权益而提出的口号，现在却被吹嘘为体现了基督文化精神的“普世价值”。诚然，在当时，这些口号在客观上也符合他们在新的生产关系中的对立面劳工阶级的利益需要。虽然，在字面上，它们与基督文化所包含的博爱、平等精神似乎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作为这些口号的世界观基础是原子论个人主义的。因此，当他们中间的大资产阶级成了单方面统治社会、甚至控制世界的特殊利益集团，而仍然用这些口号来为这新的不公正秩序进行辩护时，我们就不能不睁眼看一下这些口号背后的真实历史内容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这些口号长期以来，一直在世界各地，包括当今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巴基斯坦边界等，化作飞机、大炮、火箭、飞弹震耳欲聋的呼啸轰鸣，将世界震得永世不得安宁。面对着这样的历史现实，如果仍然不分青红皂白地跟着喊这些被抽象化了的口号，那不是上了他们的当，就是甘愿以良知换取他们豪华餐桌上的一点点残羹剩饭。关于西方主流思维中的“自由”、“民主”概念的虚伪性，笔者已有专文分析过，此处不再赘述。[8] 至于他们的人权论，在学理上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1）原子论个人主义的人权论只论权利，不论义务。
我们知道，“权利”是一个社会人际关系概念，既涉及权利主体（如社会成员），也涉及权利诉求对象（如整个社会及其管理者，诉求内容如平等劳动和收益保障等）。而权利诉求对象（如社会及其管理者）对于权利主体（社会成员）必然也要提出相应的的权利诉求（如“管理权”），否则不能实现社会关系的动态平衡，无法保障社会成员的权利。对于能够享有社会权利的主体来说，服从社会的必要管理就是一项义务。反过来，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及其管理者对于其所有成员，都应负有保障其平等劳动和合理收益等义务。所以权利与义务是一纸两面，无法分离，不可偏废的。人权论者常常标榜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平等交易，那么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才是真正的自由平等交易。
个人主义人权论的首倡者资产阶级，无论是作为被统治阶级，还是作为统治阶级，从来是提倡为个人争权利，大大多于提倡为他人、为群体、为社会尽义务，他们自己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笔者不否认，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确有一些真诚的思想家、政治家，他们相信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一致性，相信他们为那个新兴阶级尽义务也就是为全社会、全民尽义务，因此这还情有可原。但是，随着上层大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的无限扩张，早已从革命的力量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了当今人类所面临的一切矛盾、危机、混乱的罪魁祸首，站到了世界人民的对立面，他们口中的“人权”也早已成了“霸权”的漂亮代名词。凡是这种不谈义务、责任的人权论西风刮到之处，已把社会刮得四分五裂、道德沦丧。而那些道德沦丧尤为严重的经济政治文化“精英”们，正是那套“人人为自己，上帝（“看不见的手”）为大家”的虚假人权论、实质是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论最疯狂的鼓吹者，他们毫无为人类福利而改弦更张、稍尽义务的一丝意愿。因此，对其虚伪的人权论再也不可轻信，更不能姑息，而必须加以揭穿。
（2）原子论的人权论着眼的主要是个人的权利主体性，基本上否认社会群体、以及主权国家的权利主体性。
资产阶级人权论者最热心的是保障少数个人通过剥削雇佣劳动发财致富的“人权”，而否定劳动者作为个人和阶级群体对于生产资料、企业和劳动成果的平等所有权、支配管理权、和充分的享用权这些真正基本的人权。离开了平等劳动、管理和收益权，而侈谈最低生活保障权（或社会福利权），实际是否定劳动者作为“人”的平等尊严权，这就等于是将人当作活机器来“保障”、当作两脚牛马来喂养！这样的“人权”还不够虚伪吗？（笔者并不反对对于非制度原因造成的贫困者的生活加以人道主义保障的社会福利制度，也不反对因社会分配关系一时难以达到、或不可能一次性完美达到较理想的平衡而加以权宜补救的“二次分配”，但这与以所谓“二次分配”来永久性地掩盖和保护少数人罔顾雇佣劳动者的尊严和权益、并且将其作为高扬“人权”的典范途径来推崇，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劳动和资本这两大社会群体之间的权益关系，是当代社会最基本的、必须加以不断平衡的社会关系。而实现这种不间断的动态平衡的行为主体，如果不是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国家政府，如果否定国家政府的管理权利主体性，否定其动态平衡阶级关系的责任，那么就是逼迫劳动者阶级自己起来反抗，以各种手段、包括革命来“替天行道”、争取自己应有的尊严和利益。因为资本阶级一般来说是不会自动尊重劳动者的基本人权、在尊严和物质两方面“损有余而补不足”的。
而资产阶级人权论者却千方百计地贬低、否定代表整个社会的国家政权对内对外的权利主体性。他们鼓吹的无限“小政府”不是为了积极意义上的精兵简政，而是为了纵容少数人行使他们奴役和剥削多数人的“人权”。他们向着不接受这种霸道逻辑的发展中国家高喊“人权高于（国家）主权”，并不是真的关心这些国家劳工大众的平等劳动权、生命权、尊严权，而是要把他们对于世界人民的霸权永远维持下去。否则他们为什么听凭西方跨国公司对各地血汗工厂的工人们进行超经济剥削，而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为什么听凭西方垄断资本无情地吸干世界“边缘”、“半边缘”国家的自然资源、未来生计而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为什么听凭西方国家将环境污染、生态代价转移到这些地区而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为什么听凭金融寡头称霸世界、兴风作浪、制造危机、中饱私囊而熟视无睹、置若罔闻？
无可否认，经济发展中国家，与西方物质发达国家一样，在人权保障方面都还有很多问题，有待逐步解决。但不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标准和方式来解决，因为现实已经表明，那样是不可能解决的，而只会带来更多的问题，人权状况只会越来越糟。只有将人权置于“权利与义务一致”、“平等劳动”、“劳动尊严”、“彼此尊重国家主权”等多层次动态平衡的原则基础上，真正的人权才能逐步实现。那种将违背这些原则的人权论强加于人的做法就是一种为经济政治霸权服务的、十足的文化霸权主义。
（三）从拼盘论到分裂主义的“民族自决”论
国际垄断资本文化霸权主义者手中的另一张“人权”王牌，就是所谓“民族自决”。在民族问题上，资产阶级人权论者一贯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作为新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辩护士，他们从来都是民族沙文主义者，从来都漠视其他民族的生命权、财产权、自主权、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权，而把整个世界看作是可以任由他们摆布、享用的财富资源。当他们假惺惺地支持某个族群的自决权利时，不是因为这样更有利于他们对其进行控制、掠夺，就是为了玩弄分而治之的地缘政治伎俩。
在民族关系问题上，西方人权论者根本没有资格来教训东方中华文化的传人。自古以来，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及遵从黄老道学的法家，提倡虚静、守下，反对民族之间相互征服、奴役和剥削，反对不义之战，从道义和实力上抵制和反击侵略，以“平等劳动”、“自由通婚”来促进民族的融合，以农耕文化所特有的、天地人相和协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同化了从东北到西部边疆的诸多游牧民族，其中包括蒙古族和满族对于中原汉族的征服者在内，结果是促进了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升，包括西藏、新疆等地在内，也丰富了中原文化。这与西方古代罗马、十字军、新老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向来以血与火征服世界，将其自我中心、人天对立、人际对立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强加于人，挑起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祸害的历史传统恰成鲜明的对照。
在中国，无论哪一朝、哪一代中央政权，包括现在，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是一个在不同族群之间、以及社会不同层次的治理主体之间、以上述普世价值为目标、不断地推进动态平衡、以实现共同繁荣幸福的问题，而不是必须将原本正在融合中的民族大家庭重新分裂为互相敌对和战争不断的仇家，给外来盗贼以可乘之机。只要以人类各大文化原典中所共同载明的真正的普世价值来衡量，上述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民族关系传统的是非高下之分是显而易见的。今天，西方传统正在更大的规模上、在世界范围内变本加厉地扩展着。他们实用主义地利用“民族自决”口号，借以分裂其他国家的做法，正是其一贯的霸权扩张路线的一部分。而中国却需要清除全盘西化对包括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整个国家在经济政治关系、社会道德等方面的恶劣影响、和顶着西方霸权的压力，才能更有效地继续发扬“平等劳动”、“血缘与土地相统一”的民族融合传统。
总之，原子拼盘论的人权论和分裂主义民族自决论将社会和世界搞得四分五裂，神魂颠倒，是文化霸权主义者手中的一剂精神毒药，决不可按其包装上的字面标签胡乱服用。
（四）从拼盘论到文化相对论和文明冲突论
在本文的政治经济学部分，笔者已经指出了西方主流思想的拼盘论将政治与经济想割裂的谬误性。现在还要指出同样的思想方法也错误地将文化与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割裂开来，这种拼盘式的文化论恰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主流。
广义的文化除了物质文化（生产生存方式、技术、和水平）和精神文化（哲学、宗教、伦理思想，文学艺术等），还有制度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关系模式，家庭、家族、族群关系规范，包括成文的律令和不成文的习俗），和符号文化（语言文字、世俗和宗教礼仪等）。这四个方面不是像食物拼盘那样互相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多一种少一种也无关紧要，而是互相关联、缺一不可的。其中物质文化是社会共同生存的物质基础，制度文化规定了人们在生存生产活动中相互之间的经济政治权力关系，精神文化是形成这种种关系的指导思想，符号文化则是传递这些思想和体现这种种关系的承载工具。拼盘论的文化论则常常表现出如下一些片面性：
（1）无视或抹杀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将某种精神文化与相关的物质生产生存方式和制度割裂开来，孤立地加以褒贬，加以推崇或打击，鼓吹抽象的、纯粹概念化的普世价值，如自由、民主、人权等，而掩盖其相关制度的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权本质。 甚至将某一族群的某些符号文化现象作为其族群文化的本质内容加以夸张渲染，大做文章，不论其实际与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伦理价值相联系，而只根据霸权主义者的利害好恶来决定对该文化、该族群的态度，是煽动、支持其“自决”，还是对其无情打击。
（2）任何一种文化的核心是体现在其精神文化中的价值观。但西方主流文化研究往往抱着自我优越感、采取沙文主义的猎奇态度，缺少自知之明，对现代西方社会的物欲横流、精神堕落熟视无睹，而对于异邦或异族文化中前现代的、甚至原始的物质文化、奇特的符号文化和制度文化，一般都停留在陈列现象的层面，迎合或引逗读者像观赏猴戏一样的猎奇心理，而对某些异己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中可能尚保留着的、更贴近天地人之间的天然联系、因而比较和谐淳朴的优良民风和体现其中的可贵价值观，则视而不见、甚至轻蔑以对。（见之于主流的人类文化学实地调查报告、论文、著作、教科书等。）
（3）人类不同地区、族群、和时代的不同文化，由于其蕴含于各自精神符号文化、同时实际体现在各自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中的价值观，确实有着比较接近、或是比较远离、甚至根本背离天道人理的区分，因而确实有着高下、优劣之分，并不是这也好、那也好、可以统统捡来凑合成世界文化拼盘的。但这种区分绝不是以某一时代、某一人群的自我感觉，尤其不是以少数特权利益集团的自我感觉及其意识形态来判断的，而是必须经受人类历史跨时代的长期比较、检验才能显现出来的。
但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霸权主义者及其辩护士们，长期以来宣扬欧洲/欧美文化优越论，为其侵略、掠夺政策服务。现在，面对着世界人民，包括欧美正直人士，对其制度文化缺陷和精神文化堕落的批评，一面继续厚着脸皮用火箭、飞弹输出他们背离人类普世价值的金钱拜物教霸权主义；一面又假惺惺地鼓吹文化相对论，对内以多元文化主义安抚少数族群、以防止后院起火；对外则以“文明冲突”论煽动狭隘民族宗教情绪，挑起暴力冲突，玩弄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传统伎俩，以使被煽动者乖乖地受宰割、盘剥，或为其火中取栗、换取苟延残喘。
上文已经提到过人类文化通过不同地区和族群多样文化之间的善意交流与和平竞争，向着真正的普世价值、向着一元多样的人类大同文化日益趋近的必然趋势。而文化相对论则是与人类在此基础上的文化“全球化”这一长远历史性趋势背道而驰的，是为了抵挡世界人民对于金钱拜物教文化的抵制而权宜地抛出的一种似是而非的糊弄人的歪理论。
承认文化的多样性，与坚持文化霸权主义相比，自然是一种让步。但是，正如上述，如果掩去了文化的核心价值，撇开了不同文化中可能蕴含的不同价值观和不同的经济政治制度文化，只是在文化的符号形式上像玩弄杂耍一样展示万花筒式的五花八门，美其名曰“多元”，而在制度文化中依然抓住单一的资本霸权不放，那就仍然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
同样，建基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文明冲突论，其实质也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其危害更甚，因为它将当今世界诸多矛盾冲突的根本原因，归罪于抵制和反抗其霸权主义行径的文化“后进”国家和人民对于西方“先进文明”的“邪恶”挑战，而将国际金融霸权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侵略、干涉、控制、挑拨、以及赤裸裸的战争黑手遮掩起来。因此，文明冲突论是一副迷惑世界人民的害人理论，必须加以揭穿。
总之，从建基于心物二元形上观的欧美文化优越论，到建基于原子拼盘形下观的拜物主义“自由民主人权”论和文明冲突论，正是背离天道人理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理论在文化领域的继续。要改变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秩序，就必须批判和抛弃作为其意识形态根据的文化理论话语。
结语
宇宙洪荒，天道苍苍，顺者必昌，逆者必亡。一切背离心物一元、动态平衡之道的贪欲和妄为都是不可能长久的。毒瘤发展到登峰造极之日，也就是根除毒瘤的手术开始之时。东方哲学在世界的重新亮相，就是这个“开始”的开始。道之运转是不以任何个人或集团的意志为转移的。东方文化之复兴必将放射出比之当年西方文艺复兴更加辉煌灿烂、历时经久的光芒。
黄老学派的传人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尊重和虚心吸取其他学派和其它族群文化中的优秀合理成分；同时相信体现了“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平等博爱精神、体现了多维整体动态平衡之道的东方文化的生命力；相信人类各种文化只要通过真正自由的、没有霸权和暴力干扰的互相交流，结合历史实践加以比较鉴别、在新的实践中取长补短，那么或早或迟，必然通过逐步趋近而走向大同，开放出光耀宇宙的地球文化，建成真正的地上乐园。这种“大同” 将仍以多样纷呈的文化形式展现出来，即“和而不同” ，同时又统一于人类博爱相处、和谐共存这一终极目标。
[1] 参见笔者另文
《心物一元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兼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论》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6/2/15/20397.html
《东方哲学坐标中的心物之辩》http://www.xinfajia.net/article.asp?articleid=3742
[2] 参见笔者另文
《政治经济学新论（一）：商品价值三源泉论》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5/10/17/12304.html
[3] Ben Mah: America and China, Tri-City Press, 2007, Chaps 8, 10.
中文本：马耀邦，《中美关系：透视大国隐形战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
[4] 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Property, community,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modern social thought, Basic Books, New York, 1986.
[5] 《你所不知道的全球化》http://www.xinfajia.net/article.asp?articleid=3625
[6] 参见笔者另文
《政治经济学新论（五）：三级共同体联合所有制论：理论上的合理性》等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5/11/13/13676.html
[7] 维基百科：“上帝之城”条目。
[8] 参见笔者另文《政治话语的抽象平等与经济权力的实际不平等》http://www.xinfajia.net/article.asp?articleid=3795
《心物一元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兼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论》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6/2/15/20397.html
《东方哲学坐标中的心物之辩》http://www.xinfajia.net/article.asp?articleid=3742
[2] 参见笔者另文
《政治经济学新论（一）：商品价值三源泉论》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5/10/17/12304.html
[3] Ben Mah: America and China, Tri-City Press, 2007, Chaps 8, 10.
中文本：马耀邦，《中美关系：透视大国隐形战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
[4] 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Property, community,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modern social thought, Basic Books, New York, 1986.
[5] 《你所不知道的全球化》http://www.xinfajia.net/article.asp?articleid=3625
[6] 参见笔者另文
《政治经济学新论（五）：三级共同体联合所有制论：理论上的合理性》等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5/11/13/13676.html
[7] 维基百科：“上帝之城”条目。
[8] 参见笔者另文《政治话语的抽象平等与经济权力的实际不平等》http://www.xinfajia.net/article.asp?articleid=37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