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更强的理由认为国家这么一种人类社会组织形态会比国家社会主义（以权力支配为特征）、资本主义（以金钱支配为中心）有更长的存在意义。但是，无疑地，国家只是在近代以来才获得了超越一切社会集团之上的权威，深入到每个生活的每一个部门。从人的知识能力来看，一方面至今不存在（今后也不太可能存在）包容国家的各个侧面（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历史等）的完整学说；另一方面，任何社会生活及其学科都离不开对国家表现形态（如经济方面、外交方面等）的思索，最近不断被重新提及的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年）就是其中的一位逾越了单纯经济学职能的社会科学家。
熊彼特首先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经济（阶级）史观的贡献，即认为帝国主义只不过资本主义特殊阶段里资产阶级上层统治集团的利益表现（可惜他没有读到列宁的论断），但并不认为这是由经济学必然推出的结论，因为反对、否定这种理论并不背离经济史观的前提。熊彼特的经济学知识证实了一般经济学门外汉对于（并非马克思原意的）“经济决定论”的直观拒绝。作为一个经济学者，也必然会感觉到必须用经济史观以外的社会来说明社会本身。熊彼特的定义是：“所谓帝国主义，是国家无限度地决心强行扩张的、无目的的因素。”（第一章“问题”）。这种国家权力特征，并不仅限于资本主义，从古代帝国至今天的“社会帝国主义”都可以适用。
熊彼特所指的“社会帝国主义”并不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其时苏联的对外政策并没有明确显示出帝国主义的性质），而是指任何国家（如英国）中工人阶级也直接得益于其国家的扩张政策，即“民族帝国主义”（或叫帝国沙文主义），把帝国主义的来源归结于民族利益，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第二国际的那些社会党人为什么在大战爆发之际都加入本国的政府军队，在战场上杀害自己的阶级兄弟。马克思激愤地抨击英国的工人阶级由于分享了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殖民利润而丧失了革命精神，这反过来也表明了最发达资本主义的英国改善了国内的制度，可以在国家的对外政策方面比别国较多地吸取下层阶级的要求。当然，这样的帝国主义并不具有阶级利益冲突那样深刻的背景或必然性，宁可看成是一种政府政策的标语、道具，最初的诞生可以认为是1874年普选时保守党首相迪斯莱利（B. Disraeli）的殖民地拥护论演说（第二章“作为口号的帝国主义”）。第一次大战结束后，接管政权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方面施行国内的民主化，同时杀害了反战的小李普克内西、卢森贝派，为后来纳粹的抬头扫清了障碍，直接地表明了特别是近代以来，国家权力超越一切地要求各种接近、掌握了权力的集团服从它的意志。这种特性，在古代的埃及帝国、亚述帝国、“民众的”波斯帝国（战争共同体的武士民族）以及“彻底民主主义”的阿拉伯帝国中都可以发现，是一种超越了利益计算的民族特性（例如守财奴之贪财并没有合理性一样），唯独没有近代经济进化的因素（第三章“帝国主义的实践”）。进入近代产业社会以来，路易十四之下的法国对外战争（以及后来的“大国沙文主义”）可能是出于防止贵族谋反的君主的个性，因为当时其产业不过是手工业，资本输出并没有成为国家政策的关心，国王根本不知道由战争会带来什么经济利益（第四章“近代绝对君主制下的帝国主义”）。苏联出兵阿富汗就直接出于勃涅日列夫等四人首脑的判断，这个判断或许是出于军事上或意识形态上的考虑，却明显是违背苏联本身的民族（经济）利益的。
熊彼特认为帝国主义是隔代遗传，并列举下述理由认为帝国主义将逐渐消亡下去：⑴（特别是近代社会生活中的）资本主义世界里，从事军事职业的人志向大为减少；⑵国内政治上出现了强有力的和平政治势力；⑶产业劳动者在无论何种场合都反对帝国主义；⑷统治阶层之间和平解决国家纠纷的能力大为发达；⑸美国这样的没有隔代遗传负担的新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第五章“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不用说，这五点理由都没有普遍性，可以找出与此相反的历史事实来反驳，例如日本在第二次大战时的现实就与其完全相反。总之，重商主义不是现代帝国主义现象的所有原因，熊彼特提示了别的根源，却没有提供更符合历史现实的说明，表示了他的方法论局限于狭隘的经济利益（关税、资本输出）与狭隘的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直接本土战）关系上。熊彼特既然展示给我们的是关于所有国家形态中的帝国主义成分，而且所有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是利益关系，那么，我们仍然认为（广义的）经济利益是任何国家关系中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原因。例如，关税起因于君王对商人的压榨，今天则成为国家之间贸易行为（日美经济摩擦，美国的对中最惠国待遇等），更完全一些的自由贸易当然也出现了（如EC）。在今天的全球范围来看，自由贸易的区域本身却又构成了一个新的关税同盟；战争的代价增大减少了列强之间的直接战争的机会，但并没有解决第二次大战前各国的利益矛盾；对于中等亚洲地区的弱国，各资本主义列强可以分而食之（今天的柬埔寨好不容易摆脱了这种局面），等等。可以指出：经济利益矛盾是国家形态中帝国主义成分的永不改变的温床，但是我们可以不必采用（特别是军事战争那样的）帝国主义政策来解决这个矛盾。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的独立都是由于宗主国直接统治的代价太大的缘故，间接统治或幕后操纵更符合新帝国主义的利益。美国的“文化侵略”，日本今天的歧视在日外国人、“援助”独裁或半开明外国政府的“国际贡献”政策，都是国家形态中必然存在的帝国主义本性的一种进化，与这种进化相对应的是民族主义（如独立运动）由军事斗争进化到经济争端。
熊彼特认定帝国主义表现可以由民族特征得到更多的说明，例如迪斯莱利与拉萨尔的个人传记可以更生动地表白撒克逊与德意志的不同命运。接下来，他就要讨论“同质人种环境内的社会各阶级”。这种框架的设定本身就带有方法论的局限和人种的偏见，因为今天的任何社会，都首先以国家形态被划分看待。这固然是人类的愚昧之一，但即便在资本主义的近代国家之内，也并不存在所谓的“同质人种”社会（或日本种族主义者所称的“单一民族国家”）可以成为一种社会学、经济学意义上的分析单位（系统），在这个假想社会中讨论阶级的产生、移动、消亡，都没有现实意义。当然，熊彼特在其中讨论的、实际并不限于“同质人种”社会里的企业家投资行为（反驳马克思的单纯剩余价值理论）等例子，正如他在《经济发展的理论》等精髓论著中发挥得很详尽一样，并没有妨碍他得出更普遍一些的结论。更进一步，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一定会使资本主义成为不必要的制度，也逾越了资本主义这种制度的经济学意义，广义地要求（而不是论证）国家形态本身的变容了。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现实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进化，都是朝着国家形态进化的方向展开的。
熊彼特扩展了我们的视野，把帝国主义的国家性质推及到古代帝国，例如罗马帝国的许多导致其灭亡的讨伐政策都直接来由于罗马城内市民的冲动（或者更来由于拥立皇帝的近卫军的贪婪）。列宁又教示我们认知近代资本主义之“最后阶段”下帝国主义侵略、殖民的经济本质，我们又用自己的眼光看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强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并非直接经济冲突引发的帝国主义政策，更进一步目睹了日本这样的和平宪法下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国家强权。[3]至于中国的新疆、西藏（这两个称呼本身就带有殖民开发的偏见，姑且用之）等处的民族主义冲突，一方面主要是“隔代遗传”的负担，[4]另一方面也是因民族主义胜利夺取政权的北京政府依然固持过时的国家观念，连西藏的较好的传统（政教分离、宗教自由）也不愿认可。这个性质也直接影响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以及今天的香港回归难题。对比EC的统合，我们可以得到启示：中国的统一、少数民族区域的真正自治，都有待于近代以来形成定式的国家观念的变革，有待于民主、人权尊重的普及。难道我们非得要朝拜国家才能生存吗？焚书坑儒、处死苏格拉底、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直到今天的“颠覆政府罪”，不都是以国家权力的名义发布的吗？人类除了废止国家这一形式，无法找到消除这些罪恶的根本途径（当然，得保全那些至今被国家权力把持的、没有国家权力也可以实行的各种社会机能）。
既然人类社会组织形态中只有个人生存（基本人权）和世界和平才具有绝对价值，国家消亡的途径也依其对外、对内的存在理由而展开：对外方面，由抗击、抵御以至敌对、帝国主义倾向的性质[5]转向国际间的协助、互利；[6]对内方面，放弃（国名、法统、国旗、国歌等）象征国家强权的区分标记的崇拜或恐惧宣传，遵守基本社会契约的国家内容（有一些已经写入宪法）。目前的作为“罪之必须”暂时存在的国家形态，其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存在意义也在于弱化、消亡国家对外威胁（帝国主义）和对内镇压（专制警察）机能。国内的尊重人权的民主主义才是消除、抑止对外的民族帝国主义因素、维护世界和平的最根本保障。
知性与人格改进运动 赵京 1993年7月10—11日，静冈县三岛市
[2008年11月30日发表于美国圣拉蒙]
[1]笔者所读为1956年岩波书店发行的都留重人日译版。
[2]曾任奥地利财务大臣和一家私营银行行长。
[3]其最近扬言一定要进入联合国安全保障常任理事会，承担“国际义务”，却至今不肯履行1989年的巴黎首脑会议宣言的责任，就是典型一例。
[4]“文成公主”自然是美谈的道具，实际上是卫拉特蒙古人的“战功”。
[5]当然，对于那些仍然需要抵抗各种外压的民族、情景仍要坚持。
[6]例如，北京政府不必侵害台湾等不认同其国家统治权的中国团体个人在国际上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