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爱与兼爱的区别

周红梅 原创 | 2008-03-15 17:57 | 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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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爱与兼爱,何者为真爱?
孔子的仁爱思想和墨子的兼爱思想是不同的
孔子充分肯定了管子的思想贡献,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者与!”,在继承了管子对于社会层次结构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仁爱”的范畴。“仁爱”对人类层次结构的肯定表现在,儒学所强调的身、家、国、天下是逐层扩大的范畴。与孔子仁爱思想不同的是兼爱思想,兼爱思想则否认了社会层次结构的存在。那么,明显地不符合人存在的实际,在人们已经认识到了人存在的层次结构的文明背景下,墨家又如何能够成为显学呢?这又不得不从中国哲学对人的理解说起。
在中国古人看来,人是生命形态、群体形态和自然形态的有机统一体。人首先是一个生命的存在物,同时他也是人群体中的存在和自然万物中的存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单一的存在形态的人存在。与人的生命形态、群形态、自然形态这三种存在形态相伴随,也就存在着人的生命形态矛盾运动、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和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随着《易经》所建立起来的哲学理论模型在对人的生命形态的矛盾运动认识中的运用,中医也就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基础,而逐渐脱离中国哲学的视野。这个时候,中国哲学是从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和自然形态矛盾运动两个方面展开对人的认识的,这一时期的思想代表是管子的思想。
《管子》一书开宗明义,说:“地辟举则民留处,国多财则远者来;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 “地辟举则民留处,国多财则远者来”强调了对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处理在人的发展中的意义;“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则试图把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和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的相互联系来认识和处理人的发展问题;“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则强调了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在人的发展中的意义。《管子》的这个开宗明义奠定了《管子》思想的整体脉络,通观《管子》一书,既强调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对人发展的意义,也强调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对人发展的意义,并试图从二者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角度分析和认识人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是战争连绵、社会动荡的历史,人的群形态矛盾以异常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在人发展中的意义得到了空前的彰显,这一时期的思想家自觉地舍弃了对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的关注,把对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的思考作为自己的重心。孔子修改了管子的“国多财则远者来”的思想,提出了“近者悦而远者来”的认识,在对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的关注基础上,建立了儒学的思想体系。与儒学同时代的道家,同样地也舍弃了对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的关注(见我的文章《老子的思想》一文)。儒、道对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认识的舍弃,为关注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的墨家思想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可能。在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中,人是相对于物、相对于非人的东西而出现的,在人与物的矛盾作用中体现的是人的共性,对共性的强调掩盖了人存在的层次结构,墨家也自然地提出了兼爱的思想。正是由于墨家否认了人的层次结构,其思考的重心又是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所以才被以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为其基本问题的中国哲学所淘汰,儒家和道家思想成为影响我们民族思想主流。
放在更大的背景中看,墨家思想和以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为支撑发展起来的西方文明则有着很大的类似性。与墨家的否认了人的层次结构的“兼爱”思想相似,西方文明则产生了的“博爱”思想。无论是墨家的兼爱,还是博爱,支撑这种理念的思想基础都是以否认人存在的层次结构为前提的。人与人的矛盾作用和人与物的矛盾作用由于其矛盾对象的不同,也使其矛盾运动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规律,需要用不同的认识方法来认识、处理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和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从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这个角度看,墨家思想是应该得到肯定的。从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这个角度看,墨家的兼爱思想也好,西方的“博爱”思想也好,其理论支撑则是错误的,是不符合人存在的真实的。马克思也隐隐觉察到了支撑博爱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不足,提出了道德是有阶级性的观点。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否认了人的层次性,也就看不到爱与恨的原因了。兼爱也好,博爱也罢,都不可能是真爱,试问:你能够真正作到对待一个陌生老人和对待自己的父母亲一样的爱么?你能够作到对待一个陌生的小孩和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的爱么?把问题极端化一下,试问:你能作到爱一个老虎和爱一个人同样的爱么?你能作到爱一个老老虎和爱自己的父母一样的爱么?你能作到爱一个小老虎和爱自己的儿女一样的爱么?我看,没有人能作到,博爱也罢,兼爱也好,都不过是人们幻想的“爱”而已
墨子熟悉儒家,但终于否定了儒家。其中最重要的,是以无差别的“兼爱”,否定了儒家有等级的“仁爱”。他认为,儒家的爱,有厚薄,有区别,有层次,集中表现在自己的家庭,家庭里又有亲疏差异,其实最后的标准是看与自己关系的远近,因此核心还是自己。这样的爱,是自私之爱。他主张“兼爱”,也就是祛除自私之心,

 爱他人就像爱自己。

 墨子的这种观念,碰撞到了儒家的要害。儒家“仁爱”的前提和目的,都是礼,也就是重建周礼所铺陈的等级秩序。在儒家看来,如果社会没有等级,世界就成平的了,何来尊严,何来敬畏,何来秩序?但在墨家看来,世界本来就应该是平的,只有公平才有所有人的尊严。在平的世界中,根本不必为了秩序来敬畏什么上层贵族。要敬畏,还不如敬畏鬼神,让人们感到冥冥之中有一种督察之力,有一番报应手段,由此建立秩序。

 《非儒》篇说,在儒家看来,君子打了胜仗就不应该再追败逃之敌,敌人卸了甲,就不应该再射杀,敌人败逃的车辆陷入了岔道,还应该帮着去推。这看上去很仁爱,但在墨家看来,本来就不应该有战争。如果两方面都很仁义,打什么?如果两方面都很邪恶,救什么?

 在爱的问题上,儒家比较实际,利用了人人都有的私心,层层扩大,向外类推,因此也较为可行;墨家比较理想,认为在爱的问题上不能玩弄自私的儒术,但他们的“兼爱”难于实行。

 

如果要问我倾向何方,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墨家。虽然难于实行,却为天下提出了一种纯粹的爱的理想。这种理想就像天际的光照,虽不可触及,却让人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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