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四个 摩登人物的登场

傅国涌 原创 | 2008-06-17 11:59 | 投票

中国近代史上四个 摩登人物的登场

傅国涌

    早在十八、九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知识分子力量,形成了一个有力的独立知识分子传统,换言之,从传统的读书人到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在俄罗早就完成了。相比之下,中国的这个转型不仅起步很晚,而且曾经长期中断,迄今为止,我们也不敢轻易断言,转型已经完成。

 

    我常常想,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型开始于戊戌变法前后,主要以这几个人为标志:第一个人是张謇,他在1894年也就是甲午战争那年中状元时已经41岁。在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他因缘际会,在故乡江苏南通开始实业救国生涯,当戊戌变法之时,他筹办大生纱厂已进入第四个年头,第二年,在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之后,他的纱厂终于开机生产了。在一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士农工商的排行中“商”仍居末位的的时代,一个状元要以翰林身份去走一条前无古人的实业家道路,无疑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第二个人是蔡元培,1892年他26岁那年中进士,他虽然认同维新变革的思想,却不赞同康有为浮急的做法,认为中国这样大,积弊如此深,不在根本上培养人才入手,企望靠几道上谕一举解决问题,未免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戊戌变法失败,他并未被牵连,但他在当年9月毅然离开了翰林院,辞官南下,选择教育救国之路,先是在绍兴,后来辗转到上海,开始他的近代办学事业,他成为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教育家不是偶然的。

 

第三个人是张元济,和蔡元培同是浙江人,同一年的进士,戊戌变法的百日间,他曾受到光绪帝的亲自召见。变法失败,他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只身南下另谋出路。他有一个好母亲,在他受挫之时给了他很大的安慰:“儿啊,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几年后,他在得风气之先的上海进入出版业,把商务印书馆办成了中国出版业的航空母舰。在出版这个全新的领域呼风唤雨,创造出一片新的天地。

 

在他们之外,还可以加上第四个人,那就是办报的汪康年,他和蔡元培、张元济都是1889 年同科的举人,1894年获“同进士出身”的资格,但他一生走的是一条报人的道路,从1896年创办影响过一个时代的《时务报》到后来的《中外日报》、《京报》、《刍言报》,他以自己办报的实践深深地介入了晚清中国。

 

以他们为标志,这些都有科举功名、拥有状元翰林身份的传统读书人,终于告别“学成文武艺,卖于帝王家”的千年老路,在实业、教育、出版、新闻等不同层面,开创出各自的新事业,不再挤在从政这条独木桥上,不再以做官为唯一目标,在他们多元的选择背后是近代初露的曙光。他们走的道路已经偏离了朝廷这个重心,围绕他们这些人和他们的事业,在中国历史上,朝廷之外的重心开始出现。可以想见,19世纪末、20世纪初,张謇这些人物在幽暗的长夜里冒出头来,脑后一样拖着长辫,嘴里说着子曰诗云,他们不懂外语,当时还没有看到过更辽阔的外部世界,但他们是不折不扣的摩登(Modern)人物,他们是历史的“新人”,他们的登场才真正意味着近代史在中国的展开。虽然他们手无寸铁,但他们都是创造历史的人,他们带来的一种全新的做人模式,他们提供的是新的价值,他们的追求在儒家学说、八股文和诗词歌赋之外。有了他们,其他读书人(当时的和后世的)就有了可以效仿的参照系,就会慢慢形成一种新的风气,社会进步主要是一种风气的影响,而风气的形成靠的是个别具体的、活生生的摩登人物作出的示范。一百多年前,无论怎么评价张謇拖着长辫在南通那块土地上办工厂、办学校、做社会事业的贡献,都不会过分,他影响的又何止是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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