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除夕。
我又开始浓浓思念两位民族的脊梁人物：一位活着，叫高尔泰，现居住在美国；一位已离世近50年，他就是本文中的安兆俊，西北民族学院研究新疆史、西域史专家。
1984年我进兰大时就知道一位学问很厉害的老师（高尔泰）要调往四川师大，后来知道是兰大哲学系容不下高，他没给我们上过一堂课；后来看过他的回忆录集《寻找家园》，深深震撼，许多感受，语言难以表述。
几年来，安兆俊的身形时时刻刻在脑海闪现，我一直觉得，他的灵魂久久在中国大地的上空注视着这片不安宁的土地。
当年在全国的55万右派中，他的骨头是最硬的，他的人格重过泰山。
《安兆俊》一文是高尔泰先生的回忆录《寻找家园》中的一个章节，摘录以下，以示思念加纪念。
今天是除夕，我衷心的祝福安兆俊教授在天国不再受难，因为您替国人承载了太多太多苦难，祝愿您在世的家人牛年顺心顺意。
衷心祝愿高尔泰夫妇在美国一切安宁，身体健健康康!
安兆俊
一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我们新添墩分场四个大队全体人犯,天不亮起来,摸黑吃饭,带着碗筷,沿着新筑的车路,拖拖迷迷走了两三个钟头,到达场本部所在地夹边沟,参加庆祝国庆大会。
夹边沟农场,位在甘肃酒泉东北方的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一边是戈壁滩,一边是沙漠, 满目荒凉,沙漠与戈壁之间,是一大片盐碱地,稀稀拉拉长着一些芦草,焉不拉叽,低洼处浸泡着茶色的死水,高处鼓满白色的碱包, 一踩一个坑,有一处地势较高,土地也较坚实,被风吹得光秃秃的,农场建筑就坐落在那上面,建筑的那边,是一片农田,也就是改造过的盐碱地，土质虚松,有些打好的地埂子被风吹没了,有些挖好的沟渠被沙填平了,作物长势不是很好。 再过去又是荒原，荒原那边天气清朗的时候,可以看到地平线上一发颠连不断的雪山,那是祁连山.兰新铁路从山下经过,望不见,但于顺风时,隐约可以听到火车汽笛的声音,微如飞蚊。
夹边沟农场,原先是监狱劳改农场,始建于一九五四年，这些地,都是当年的犯人开垦出来的，一九五七年,劳改农场改为劳教农场,集中关押未经法院判决由各单位直接送来的因而也没有刑期的“右派分子”和“坏分子”，仍归甘肃省公安厅劳改工作管理局管辖，没有使用武装警察,由文职公安(管教干部)治理，原有的监狱设施不用了,但未拆除，大墙方正巍峨,四角岗楼耸峙,孤零零兀立在荒漠中,如古城堡，远望诗意盎然,近看画味十足。
原有的监房只能容纳一千多人，五七年十月以后,人犯剧增,挤到两千多人(全是男性,官方数字是两千四百人),再也容纳不下,又在农场西北八公里以外,设立了一个分场新添墩作业站分场，没有围墙,只十几排低矮的土坯房，场本部的劳动队种地,叫农业队，分场的劳动队,搞新农场的基本建设，造房子,开荒,挖排碱沟,改造盐碱地,使之可以耕种,叫基建队，基建队一千多人,也都全是男性,分为四个大队,这次全都来了。
女右派的集中地,也在酒泉境内,但离我们很远,汽车要走一整天,叫安西农场，和我同一小队的两个右派的妻子, 甘肃日报编辑王景超的妻子和凤呜(也是该报编辑);兰州大学校长陈时伟的妻子左宗祀(兰大化学系系主任),都关押在那边，后来王景超和陈时伟死在夹边沟农场，和凤呜得以生还,我到兰州后,曾经见过她，她说,安西农场也死了不少人。
我们到达时,墙外面临时搭成的司令台前,已经席地坐着一大片人灰糊糊的,就像是拾荒者晾晒着的一地破烂，管教干部们都穿着深蓝色镶细红线的公安制服(平时不大穿),在四边走来走去，大墙上插着几面五星红旗,在淡日下迎风飘扬 ，墙下的司令台上,挂着个毛主席像,笑眯眯的，像两边是国旗和党旗,像下前面,有一桌一椅。
我们刚坐下,庆祝大会就开始了，有个人上台领唱国歌, 复又全体起立，那人衣服上满是补丁,显然也是犯人，但清洁整齐,颇精神,约莫四十来岁,高个子,苍白瘦削,脖子细长,喉结突出,额头宽阔,下巴结实，狭长无肉的脸上,小半是络腮胡子，他面对全场,神色冷峻,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才张开两臂开唱，略带嘶哑的男低音,意想不到的深沉浑厚：
起一一来一一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这是国歌的歌词,来自抗日战争时的义勇军进行曲,唱着他两手往上一扬,全场就跟着唱起来了，他打拍子指挥, 动作幅度很大,全身都在动,眼睛发亮,长头发一耸一耸的, 很投入。下面三千多人,又乏又饿,有气无力,各唱各的,声音不齐，看着听着,也都怪怪的。
接着刘场长训话，他说,你们进来才一年,外面就实现了大跃进,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时代，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全国上下破私立公,全民炼钢全民皆兵,一天干十几二十个小时,创造了一亩地产万斤粮,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奇迹，全都闻所未闻，环顾四周,有人在捉虱子,有人在缝钮扣,有人在闭目养神，大有“昨夜一江风雨,都不曾听得”的境界。
接下来刘场长说,我们农场的形势,也是一派大好，原先,抗拒改造的占百分之几,有抵触情绪的占百分之几,愿意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占百分之几,爱场如家愿意以场为家的占百分之几，现在,在党的劳教政策的感召之下,局面有了根本的改变各占百分之几,都有具体数字,还有小数点，渐渐地我也开始打起盹儿来了。
突然有几句话,像锥子似地钻进了耳朵：个别人狗胆包天,竟敢记秘密日记，没有马上治你,是为了给你一个主动坦白的机会，你不坦白,就看你表演。 我脑子里轰地一下,响起了无数蝉鸣,完全清醒了。
二
“劳动教养”这个词,以及它所指谓的事物,是-九五七年的新生事物,历史上从未有过(以前只有“劳动改造”词儿，进来以前,没人知道劳教农场是个什么样子，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带来了许多事后看起来非常可笑的东西:二胡手风琴小提琴象棋溜冰鞋哑铃拉力器等等之类,画家毕可甚至带来了画箱画架和一大卷油画布,重得背不动，有些东西(例如照相机望远镜书籍画册等等),进门时被没收了，没有被没收的,持有者生前是个累赘,死后都成了后死者们生火取暖的材料。
我带来了一堆书,还有一本日记,是反右运动中隐瞒未交，里面都是那种懵懂年龄里一个自由爱好者一闪一现的小感想，诸如“一个社会里个人自由的程度,是这个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志”,或者“我的世界是这么大,这么千山万水无穷无尽;我的世界又这么小,这么咫尺千里寸步难行”之类毫无操作意义,本身微不足道，但要是被别人拿到,后果却十分严重，在那右派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年代,没人代为保管,又不甘心销毁,只有带在身上,终于一直带到农场来了。
我喜欢“农场”这个词的牧歌意味,心想到这里就安全了,没想到入场时要搜查行李,还搜身那本要命的日记,也同现金药片皮带球鞋带手表问题书籍一起,落到管教干部手里，从那时起我一直做恶梦，每看到一些人由于一些小事被捆起来掷在地上示众,绳子嵌进肉里渗出殷红的鲜血, 就想到不知哪天日记事发,会轮到自己，我想由于问题严重, 我定会被捆得更紧,时间更长,很可能绳子切断肌肉,再也不得恢复，久无动静又担心是在暗中酝酿着更大的灾祸，每晚的小队会上,例行表态是少不掉的,每当我表态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时候,心里总是担心,这会和日记联系起来,构成欺骗罪,被加上去算总账。
但是,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毫无异常，猜不出原因, 一直纳闷儿，这次才知道,他们原来是在看我表演，我想猫玩老鼠就是这样,时间越长越有趣，恐惧是活东西,在脆弱而又孤独的灵魂中,它会生长,会变出各种花样，一时间我觉得, 好像脚下的土地在往下沉，别说是外面的形势,周围这些捉虱子缝钮扣打瞌睡的人们,也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幻影了，想起了父亲母亲姐姐和妹妹,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我担心,再也见不着他们了。
不知何时,午休开始了，嗡嗡的人声响成一片，起来小便的人很多,队与队之间的空当里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带起来的灰尘和劣质卷烟混成浊雾，笼罩全场，午餐“改善生活”,吃糖包子,喝小米稀饭，是农场稀有的美食,从未有过，我虽极度饥饿,也没吃出味道。
三
有人在后面叫我的名字,我一惊,猛回头,是我们的大队长陈治邦,旁边站着那个领唱国歌的人他向陈点了点头,给我说,你跟我来。
我跟着他，穿过人群,进入有铁门的大墙，院子里一排排开着门的号子,空无一人，每一排开头的伞墙上,都贴着各队庆祝国庆歌颂新中国的墙报,争娇斗艳,花里胡哨，他领着我匆匆走过,进入号子中的一间，同别的号子一样,十几平方米的面积,大半都是土炕，但别的号子炕上都挤着十几个铺位, 这间炕上只有一副被褥,其余空铺位上糊着旧报纸,不见土面,很干净，靠里面的一半,放着碗筷面盆暖瓶衣服包裹之类,还有尺来厚一摞子我们农场右派们编的工地快报,叠得整整齐齐,捆得严严实实，这东西新添墩也有,每天一张, 发到各小队,是大家做卷烟纸和手纸的材料，除了最新的,全都消失了。
靠外面的一半当桌子使用,放着一些文具,一个闹钟,一些纸袋子和一块玻璃板,很整齐，玻璃板下面压着几张表格和一张四寸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女人和两个男孩，他介绍说, 老伴叫刘蓉,在兰州第四初中当校医，大儿子五岁,叫安泰，小儿子安石,现在两岁了。问我喝水不,让在炕沿沿上(桌子边上)坐下，他语音压得很低,但是大开着房门。
他是历史学家,叫安兆俊,原先在民族学院研究新疆史，是夹边沟监狱改为劳教农场后第一批关进来的右派分子之一,当了农业队第一大队的大队长，在劳改队和劳教队里,用犯人来管理犯人是很普遍的事，我们基建队四个大队的大队长全是劳教分子，但都当得不长，我曾在工地上看见,第三大队的大队长上官锦文因为说错了一句话,被管教干部当场撤职,下令捆起来,掷在地上。
安兆俊这个队长倒是当下来了，管教干部们忙不过来时, 也把一些杂事交给他做，其中包括把没收来的东西分类登记，这个工作本应由执行搜查的管教干部在现场做，以前犯人是法院判来的,一次只进来一两个,可从容搜查登记，现在大量涌入,天天排长龙,他们只来得及把各人的东西分别装在标名的纸袋里,回头再登记，这就交给他了，他看了我那本日记,没登记,趁帮灶时,丢在灶膛里烧了。他说,我看了特别喜欢, 但是没处放,只好烧了，你别可惜,安全第一,你说对吧?人比东西宝贵,有人就会有东西,你说对吧?
我说刚才刘场长的报告,正把我吓得不行，他说现在你可以安心了，那是心理战,随时都会有,一不冷静就会输，有时候我就担心,哪天你给唬住了,沉不住气,自己去坦白,检讨运动中隐藏日记的错误,我就麻烦大了，每次陈治邦来开会, 我都要摸摸那边的底,后来就放心了，我问,他说我什么了? 他说,他从来没有提到过你,这就够了。陈治邦这个人不坏, 他是公安出身,知道立功不能赎罪,所以也没有害人之心，现在怕的,是那种想要立功赎罪的人，那种人爱攀谈,但自己不说什么,光想听你说,见了要小心。
我唯唯，他说怎么样?熬得下来么?我说还可以。他说,我看你的日记,思想感觉多些,阅历经验很少,还是个小孩子么，我说我二十二岁了，他说是么,我比你大一倍呢。真担心你的承受能力，处境越是绝望,人也越容易沮丧，特别是我们这种,都是些孤独的个人,没有个组织的支持,没有个舆论的声援,也没有个社会的同情,这种人最容易沮丧，我们这里, 名演员偷别人的馒头,大音乐家涎着脸乞求一丁点儿施舍,在外国拿了两个博士学位回来的学者,为抢着刮桶,打架不要命,这样的事,多得都不奇怪了，至于自打耳光,告小状，一年到头不洗脸不梳头不补衣服的,那就更普遍了，这都是精神崩溃的表现，现在死掉的人越来越多,我想除了饿和累,精神意志的崩溃,也是一个原因，你还年轻,一定要坚强些,再坚强些,要学会经得起摔打，这个,谁也帮不上忙,全靠你自己了。说着他瞟了一下闹钟,站起来说,回去了，好自为之，记住,不光是要活下去,还要活出意义来。
我唯唯,也站起来，他又指了指炕角落上那捆工地快报说,那个,你时常看见吧,别看它废纸一张,将来都是第一手历史资料,珍贵得不得了，我一直留心收集,一张都没有少掉，着眼于将来,现在就有了意义，你说对吧?本来没路的地方,一走就有了路,你说对吧?好,今天没时间多谈了, 很遗憾没能听你谈谈，一会儿报告就要开始,我们得回去了，说着他伸出手来,同我握手，握得特有力,特紧,特久,微微抖动，我感到一股子强烈的热流,从那手上传遍我全身。
松了手，没放,他说,要是陈治邦问你做什么去了,你就说认一只手表,那不是你的，不问你就什么也别说，我说,他要是问我干吗去了那么长的时间,我怎么说?他说他不会那样问的,要问你就说,时间不长呀,就行了，现在我们走吧，我没动,说,你也要注意安全，同我素不相识,就这样,我怕你太轻信了,容易出事，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好像是教我放心, 又好像是推我快走，说,这个你别怕,我谨慎得很，走着又补充说,你别忘了,我看过你的日记。
四
国庆后,分场派我们基建第四大队协助农业队秋收，各小队分在不同的地段收完一片地,把成捆的谷子背到路边,等候农业队的马车来拉,再转移到下一片地，路都是现开的,把地埂上拨开一个豁口,把沟渠填平,让车子能赶过来,地就成了路谷子拉走后,再把它复原,路又成了地，土质松软,收成无多,这些都很容易,比平时挖排碱沟要轻松多了，但是起早摸黑,加上饿,也还是很累，息晌的哨子一响,人们都就地坐下,打起盹儿来。
那天正打盹儿的时候,忽然听见唱歌，是国际歌，声音低沉浑厚,一如热风贴着地面,徐缓而又执拗地行进:
满腔----的
热血已经沸腾
一听就知道,那是安兆俊，我一骨碌坐了起来，远处坡地上,停着一辆马车,车旁横七竖八躺着坐着许多人,大家喝完了车子捎来的那桶水,就在那里随地息下了，我走过去,看见背向人群,支起上半身,侧躺在斜坡上，再走近些,从侧面,看见他眼睛里汪着泪水,胡子闪闪发光，好在是革命歌曲,没人多心,都只当风过耳边。
看见我,他用食指碰了一下嘴唇,示意别说什么，拍了拍地面,让我在他旁边坐下，把一只手放在我的手上，我们就这样,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一动不动，天大地大,没一丝风,没一点儿绿色,没一点儿声音，西斜的秋阳照着横七竖八静静地一动不动的人群,像照着许多没有生命被风吹散的破布垃圾，灰淡灰淡的地平线,长而直，刹那间,有一种被活埋了的感觉掠过心头,也想唱点儿歌,但我没唱。
他是来拉谷子的，谷子离地,如不及时拉走,就会被风吹走，他的搭档睡在车上,打了个哈欠,下来蹲到我们旁边,从口袋里掏出烟袋和两张小纸片,开始卷烟一面说,听说今天晚上吃莽麦面糊糊,加洋芋。
吃什么是农场每天的重要新闻,永远听者兴奋讲者得意，他也得意,卷好一支烟,用手指碰了碰安的臂膀,说,队长, 给，安没回头,从肩上接过烟,抽起来,那人又卷好一支,自己叼到嘴上,喷出一个又一个圆圆的烟圈,眯缝着眼睛看天。
天,是一大片空白。
开工的哨子响了,安同我握了一下子，仍然那么紧,那么有力,那么微微地抖动，我再次感到,一股子强烈的热流,从那手上传遍我的全身。
这以后,我没再见到过他。
五
一九五九年三月初,我被两个省公安厅来的警察,带离了夹边沟,到兰州为“建国十年成就展览”作画，完了还得再回来，但这一年期间,夹边沟农场因死人太多,已经面临关闭 ，无“家”可归的我,被送到了另一个农场----靖远夹河滩劳改农场。
一九六一年夏天,甘肃省劳改局从红山根砖瓦窑抽调了一批人,到我们农场来协助夏收，其中有一个夹边沟的幸存者, 叫刘文汉，以前是解放军,到朝鲜打过仗,受过伤立过功,转业到公安厅，五七年响应党的号召,大鸣大放,批评肃反运动是“打虎的鞭子打在羊身上”因此被划为右派,送到夹边沟劳教，从他那儿,我知道安兆俊已经死了。
他说,不知道是怎么想的,那个天天死人的当儿,领导上还要再搞一个分场,把一千多人送到高台县明水乡开荒，夹边沟这边,只剩下不到一半的人，劳动量翻了一番,配给的口粮,却少了将近一半，原先规定一天十二市两,这会儿只有七市两了，实际上吃到的还不够这个数，那还干什么活!干部们也不管事了,秋作物还没有收上场,都由着你躺在炕上，掩埋组的人天天拉着板车大院里转一圈，哪个号子里死了人,拉出来放在门边,他们就捡走了，后来板车不济事了,改用了大马车。
我问他安兆俊在哪里,明水还是夹边沟?他说在夹边沟，要是在明水,死得更快，他说,那家伙迂得很,已经不行了, 还要天天擦脸梳头，沾一点儿杯子里喝的开水,就这么擦，分饭的时候，别人都到手就下了肚子,他还要找个地方坐下来吃，不管是什么汤汤水水,都一勺一勺吃得人模人样，别人都躺在炕上,他不到天黑不上炕,在门外边地上铺一块东西,背靠墙坐着看天，有时候还要唱点儿歌，咿咿唔唔的,不知道唱的什么，他就是这么坐着死的 。
我问他，人埋在哪里,他说埋什么!谁还有力气挖坑!拉出去,丢在野地里就是了。
从六0年十二月起,派来了一个工作组,开始抢救和遣返工作,那时候,据统计,场本部明水分场和新添墩分场三处加起来,总共不到一千一百人了,遣返也不容易,不少人已经无家可归,不少人被开除公职,没个单位收留,打那时候起, 到六一年十月撤销农场,听说又拖了一年。
六
二十年后,一九七八年,右派被“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工作,叫做“归队”,我赶上了这趟顺风车,到兰州大学哲学系教书,一到兰州,就去了一趟第四初中,寻访安的妻子刘蓉，她已在六五年改嫁,带着两个孩子,不知去向，听说她在六二年曾去寻找安兆俊,到酒泉才知道,连农场都没了。
一九七八年年底,我被借调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在那里三年,正碰上群众进京上诉上访的高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冤假错案受害者,挤满车站,露宿街头,在国务院公安部和其他各部委“群众来信来访办公室”，棋盘一般狭小的窗口下面排着长龙过夜,希望能求得一点儿公平和正义，其中有一个夹边沟的幸存者,叫詹庆元,原先是兰州新华印刷厂的工人,戴的是”坏分子”帽子，五七年反右时,有一条党的政策:工人中有右派言论者不叫右派分子,叫“坏分子”(因为工人阶级是革命阶级,理论上应无右派),他属于这一类，但是坏分子的帽子,不单是为工人中的右派而设,社会上有男女作风问题的不听调度的打架闹事的小偷小摸的,都叫坏分子，右派平反的时候,坏分子并不平反,这样他就亏了，在当地求告无门,到北京来寻求公正。
不料,他的申诉材料,仍然被转回到原单位处理，听说我在社科院,来找我商量个办法，在楼下总布胡同的一家小饭馆里,我们谈了很久，他离开夹边沟较晚,是被工作组遣返的 ，他说开头死人都丢得很远,后来越丢越近,最后死的那批人, 包括安兆俊在内,就都丢在场部大门前面二百公尺处第一道沙梁的下面。
一九八二年,我回到兰州大学，有一天,我们系上的同事,教中国哲学史的杨梓斌(也是归队右派,事见拙作老实人)气冲冲跑来,说他要抗议,抗议甘肃省委批准兰州医学院到夹边沟挖掘完整人骨,做实验和教学用具，那件事本来是严格保密的，但医学院的办货人，事先答应附近的农民按计件工资付酬,后来发现不用挖掘,只在农场大门遗迹前面的第一道沙梁子底下拣了一天就够数了，觉得太亏,要求修正合约,改为按劳付酬，农民说他赖账,他说农民骗钱，双方一冲突,秘密就公开了,这才传到了老杨的耳朵里面，但是,抗议发动不起来，这样的事情,没人觉得有趣。
很可能拣来的骨骼里面,就有安兆俊的，然而面对累累枯骨,谁又能够区别,英雄与奴才，殉道者与市绘，老实人与骗 子，这个人与那个人?即使是未来的基因考古学家,又怎么能够知道,哪具骨骼里面,曾经“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更何况,早已经,没有人想要知道这个。
这些没有坟墓的森森白骨,曾被人们忘记得一干二净,在荒原上风吹日晒草缠沙拥，由于有用处,这才被想起，于是乎公文飞驰,药水浸泡,教鞭戳指,动物标本一般任凭拨弄。
突然一下子,血与火的历史都退缩到了遥远的地平线,湮没在遗忘的阴影中，而那些至今纠缠着我们,耗尽着我们,我们牢牢记住和竭力想要纠正的一切,也好像倏忽之间,都幻化成了一些不可阐释的象形符号,谁也没有兴趣再来把它们弄清 。
留下来的,只有我这一星半点在烈风中飘零四散的记忆: 他的保护,他的话语,他的握手,他的冷峻的侧影，炎热的眼泪,和寂寞的歌,还有他的工地快报----那个意义的追寻,那种向绝对零度挑战的意志。
由于有这些!我才在全方位孤独的岁月里,理解了“祖国”这两个字的涵义，感觉到了自己与它的联系以及与历史与整个文化人类的联系，不管这联系是何等渺茫虚幻，甚至是想象的产物，它就是全部的生存意义。
一转眼四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不知道他的两个儿子,安泰和安石,现在都在哪里?还记得自己的父亲不?如果没有意外,他们该都过了四十岁了，我深深地祝福他们!但愿他们能够知道,他们的父亲,是-个值得他们自豪的真正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