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会通:社会伦理与入世关怀

陈来 原创 | 2009-11-16 09:26 | 投票

 

一、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宗教会通,按照我自己的理解,这里所谈的会通,首要和主要的,应当是指中国宗教的会通。宗教会通涵盖了几种意义,如,在传统中国长期发展流衍至当代的本土宗教(儒释道等)的会通;又如,可指在中国文化的地区里面,各种有较大影响的宗教的会通,这就不限于儒释道等本土宗教,而可以包括基督宗教等。而我以为,本次会议主要关注的,应当是在前者。至于会通,就时间性而言,则当然不止是指儒释道会通的历史,也更指儒释道等的当代会通。至于“会通”本身的意义,是指理论或实践的一致、相通,是对于此种一致感的寻求和肯定,是对对立、紧张的化解。

 

近二十年来。“宗教对话”较为流行,得到大家的肯定,宗教对话是一种方式,目的是求得宗教间的沟通和理解,妥适地理解对方的信仰与实践。宗教对话是适用于当今世界宗教严重对立的境况的沟通方式,是发展宗教的相互理解的最基本亦即最初级的方式。也是使宗教间严重冲突、对立走向缓和的基础步骤,值得肯定。

 

但在中国文化的历史和当代,宗教之间本来没有严重对立和冲突,绝大多数历代王朝、政府同时支持儒释道,虽然支持的轻重有所不同。而千百年来三教会通的努力不断,成为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三教会通的努力并不是指企求三教化而为一,而是指致力于使三教自觉到各家之间的相通之处,而化解不必要的对立和相互批评。因此,“宗教会通”与宗教对话不同,是适合于中国宗教关系历史的处理相互关系的一个方式,是比宗教对话更为进步的宗教理解方式。

 

那么,宗教会通,是各个宗教在所有方面都加会通,还是只在且只可能在某些方面加以会通呢?显然,在核心信仰等方面,可以互有妥当的理解,但并不能指望可以互相会通。那么我们应当先追求在核心信仰方面互相妥当的理解,还是先促使各家谋求核心信仰之外的方面的会通?历史证明,真正在教义的细节上一家对另一家能达到理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追求这样的理解是永远开放的过程;但在社会实践的领域,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达成某些一致。

 

二、

2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来看,与历史的努力和成效相比,宗教会通在两大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和进步,这就是各个宗教的社会伦理入世关怀,已经渐趋一致,传统的宗教对立的基础已经渐渐消失,也使得宗教会通的局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改观。在此我们以佛教作为例子来说明。

 

在传统中国时代,宗教对立的根本点,是集中在出世与入世的问题,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理论论述。其中儒家对佛家的批评最为有代表性。由于古代佛教僧团的实践,以出世修行为特色,遭遇到儒家士大夫的强烈批评。虽然,某些个别僧人参与社会活动,或有些僧寺参与个别社会性活动,但总体上说,儒家在这种批评,佛家是很难拒绝的。古代中国的其他宗教也遇到同样的难题,只是未如佛教之突出。

 

但是,近代以来,人生佛教、人间佛教、人间净土,构成了佛教人间化的运动,中国宗教“人间化”的运动就是“入世化”,中国佛教的现代转化是以中国佛教的“入世化”转向为其特征。而以台湾佛教为代表的当代两岸三地的佛教实践,一改不关心、不参与的社会态度,积极投身社会事务和人心的转化,开创了中国宗教新的历史,大大地化解了出世与入世的紧张,也根本地化解了传统对佛教的批评。当代佛教给人们的印象,不再是离开此世的社会性,离开此世的众人,孤自到山林中去修行,相反,以台湾为代表,在社会福利、文化教育以及伦理教化等方面,佛教已经成为重要社会力量,佛教的入世积极性和成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

 

古代佛教并不是不知有大乘菩萨道,不舍众生,不住涅槃,而是在个体修行方面标的过高。于是成就佛果往往被要求进行长期的孤立的出世修行,认为惟有在修行达到某种境地后才能行菩萨道。这种对于修行和行菩萨道关系的理解,妨碍了佛教发展其入世的关怀,也加强了外界对佛家出世性格的批判。

 

现代佛教并非放弃修行,而是重新理解出世法,重新理解修行与救世的关系,从而修行不离救世,救世不离修行,知行合一,即知即行,转化此世便是出世,离了转化此世更无出世。通过入世的实践来实现转依。在中国宗教中,佛家的出世与入世的对立最为突出,既然佛教在当代都已能化解了其中的紧张,则其他本土宗教更没有不能跨越的障碍了,其区别只是在救世意识的程度而已。

 

当代佛教的实践,显示出其理想并不是要所有的人都做出家的信徒,而是着重在把佛教的价值理想推广在社会,求其实现。自然,佛教等中国宗教的入世,相比于儒家来说,仍有其限制,如宗教不介入政治、政党,僧人也不会任职于政府,但宗教在超越国家的领域,所发挥的功能又远远超过儒家,如当今世界性的议题,和平、环保、妇女、儿童、灾害诸方面,宗教介入之多,成果之大,都是入世的体现。更广泛地看,这和世界宗教的所谓世俗化是一致的,即宗教日益关心此岸的人类事务,而不再专门以服务和嚮往於彼岸的神和天堂為宗旨。于是,我们看到的是,在中国人的社会,现代化过程伴随的不是宗教在社会生活和个人心灵中的不断衰退,反而是宗教在社会生活和人的心灵的不断扩展。现代化既提供了人对宗教新的精神需求,也提供了宗教入世服务的物质力量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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