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演化与国家发展5

张峻嫣 原创 | 2009-02-14 13:13 | 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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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演化与国家发展5

 

   明清的科举与宋儒的理学

    东方古老中国的文化,经过元朝百年以来的摧折,由平民起义的各路英雄,基本上都不如汉、唐开国的规模。明太祖朱元璋更不例外,既没有汉高祖刘邦的豁达大度,更没有唐太宗李世民的雄才大略。虽然朱明一代,与汉、唐、元都是一统山河的帝制政权,但前追唐朝,后观清代,无论文治武功,都是黯然失色的。有人说,汉朝四百年,是刘家与外戚宦寺(太监)共有天下;唐朝三百余年,是李家与女后藩镇共有天下;明朝三百年,是朱家与宦官(太监)共有天下;清朝两百余年,是爱新觉罗与绍兴师爷共有天下。这样的史论,虽然过于笼统草率,但也蛮有道理的。

     为朱元璋做个心理分析

    我们在前面大概约略地提过,在整个的历史上,反观任何一朝一代的政风,都和开国之君创业立国的学养见解,有牢不可分的关系。这正是《大学》所讲“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而后天下平”的原则要点所在。

    明朝三百年来的帝室政权,之所以如此的阴暗,完全由于朱元璋本身的前因而来。他出生在元朝末代乱世的贫民家庭,在童年孤苦伶仃的生活中,早已埋下了看人世社会都是一片悲惨残忍的心理因素。后来生活无着,为了糊口,只好列皇觉寺去做和尚。宋、元以来的汉僧寺院,仍然具有丛林制度的严格清规。俨然一个政治体制的组织。对于长上和各个职司,既要坚守戒律,又要集体劳务,所谓“敬”和“肃”的遵守,是它基本的精神所在。他做和尚的日了不算太久,对于佛教的慈悲和忍让的内养修持功夫,虽然也有所了解,但毕竞并未深入。况且皇觉寺的和尚,也避不开时艰年荒、流离失所的遭遇,他只好被迫出去化缘,仍然也混不到饭吃。因此才去投军,参加平民起义的行列。

    如果从心理学立场的观点来分析,以朱元璋从小到长大的遭遇情况来说,假如事业有所成就,这种人就会变成三种个性的典型:

    一是对社会人群,始终充满仇恨和不信任的个性,变成刻薄寡恩的作风。

    二是对社会人群,反而具有同感痛苦的同情心,处处推己及人,愿意反馈社会,尽量做好事,成为一个大善人。

    三是变成双重人格,既充满仇恨与刻薄,又很悲观而具有同情心。但有时仁慈,有时残忍,很难自制。

    我们只要多读《明史》,仔细研究朱元璋,你就可以了解到孟子所说孤臣孽子的心境了。如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可惜他所遭遇的是时势造英雄,做了皇帝,却不达观。如果以他的聪明慧知,做一个中唐时代的和尚,一定会成为一代宗师,称佛做祖。但他的根本学识习性,仍然没有脱离少年时代在皇觉寺为僧时的僧院知识。因此在他所创建的明朝政治体制中,有关官职的名称,有些仍然采用“丛林寺院”僧职的名位,如“都察院”、“都检”,乃至称僧职叫“总统”、“统领”等名词,都是与“禅林寺院”职司的名号相同。

    可是在他称“吴王”开始,到登位称帝以后,的确勤奋读书,努力学习。但很可惜,没有得到良师益友的辅导。如宋濂、刘基,他都是以臣工视之,并非尊为师友。如史载他对两人的评语说:“宋濂文人,刘基峻隘。”所以对于他们,始终是有距离,用而不亲,影响不大。在他心理上最大的缺点,就是始终有挥之不去的自卑感。古今中外的人性心理,凡是过分傲慢的人,都是由心理上有一种自卑感在作祟。他自小由环境所造成严肃忮刻的生活习惯,很难兼容并蓄,更谈不到有“格物致知”的容人容物之量。

    但他在登位称帝以后,正如唐、宋开国的皇帝一样,总想找出一个具有显赫有名的祖宗,作为自己的背景。李唐皇帝,找到老子李耳。有道教教主的“李老君”做背景,是够神气的。赵宋也用道教的帝君来陪衬自己。朱元障找谁呢?开始他是想用朱大夫子朱熹的关系。当他还正在疑难不决的时候,刚好碰到一个理发的司务(相当于今天所称的师傅)也姓朱。他便问他,你是否也是朱熹的后人?谁知那个理发匠却答说,我姓朱,是另有祖先的。朱熹和我没有关系,我为什么要认他做祖先啊!这句话,使他感觉到很惭愧,因此,就决心不认朱熹做祖先了。这个典故,不是凭空捏造的,是记在明人一部史料笔记中,我一时记不起书名来了,你们查对,一定会发现的。

     科举取士的利弊

    但从明朝开国,创建科举取士的考试体制,规定用朱熹的《四书章句》为标准,推崇《大学衍义》等传统,实在出自朱元璋的创制规定,以后一直沿用到由明朝乃至清朝约六百年而不变,并非事出无因。另如以宋儒理学家的严峻规范思想,制定对妇女的节操观念,限制重重,也是由他手里所开始的。大家不可以把这些过错,随便归到儒家的礼教和孔子、孟子的罪名上去,那是很不公平的。

    现在为了缩短讲课的时间,我们只引用明初朱皇帝有关这一方面的史料,大家看了,就可明白了。

    元顺带至正二六年,即公元一三六六年,朱元璋正在称吴王的第三年。即诏求遗书,如史载:

    上谓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书,不尽传于世,故后世鲜知其行事。汉武帝购求遗书。而六经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见。武帝雄才大略,后世罕及。至表章六经,开阐圣贤之学,又有功于后世。吾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之良规。孔子之言,诚万世之师也。

    又命侍臣书《大学衍义》于两底壁间。曰:“前代宫室,多施绘画。予书此,以备朝夕观览,岂不愈于丹青乎!”

    第二年,开始第一次创制文武科取士之法。如云:

    “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预为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洪武元年,公元一三六八年。

    谓学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观历代宫阃,政由内出,鲜有不为祸乱者也。卿等纂修《女诫》,及贤妃之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

    洪武三年,第二次

    诏设科取士,定科举法。初场,各经义一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道。诏、诰、表、笺、内科一道。三场,策一道。中式者,后十日,以骑射、书、策、律五事试之。

    洪武十七年,第三次

    颁行科举成式。凡三年大比,乡试,试三场。

    八月初九日,试四书义三。经义四。四书义,主朱子集注。经义、诗,主朱子集传。易,主程朱义(程传与夫子本义)。书,主蔡氏(沉)传及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

    十二日,试论一。判语五。诏、诰、章、表、内科一

    十五日,试经史策五。

    礼部会试。以二月,与乡试同。其举人,则国子学生,府州县学生,暨儒士未仕,官之未入流者应之。其学校训导,专主生徒。罢闲官吏,倡优之家,与居父母丧者,俱不许入试。

    同时,另有一件故事,从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一定觉得他很愚蠢,不懂得科学技术,因此而限制了科技的发明和应用,非常可惜。事实上,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无比的方便,而且大有好处,那是事实。但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精神文明上的堕落和痛苦,那也确是有相等的负面损失,这也是事实。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类似有朱元璋这种想法和作法的事,还不止他一桩而已。这件事,便是史载;“洪武元年冬十月,钦天监(管天文台的台长)进元(元代)所置水晶刻漏(最早发明的自鸣钟)备极机巧。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铃声)鼓。上(朱元璋)览之,谓侍臣曰:废万机之务,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害有益也。命碎之。”这样一来,由元朝时期,从西洋引进的一些最初的科技知识,就很少有人再敢制作和发明了,实在很可惜。假如当时一反过去历史上压制“奇技淫巧”的政策,加以提倡奖励,恐伯中国的科技,就早早领先世界各国了。

    由朱元璋开始,制定科举考试取士的程式以后,朱明王朝历代子孙的职业皇帝们,便严守成规,奉为定例。但当时的知识分子,也有人认为把儒学局限在宋儒和程、朱一派的思想见解上,是很不恰当的。所以到了朱棣赶走他侄子建文帝允炆以后,自称皇帝,改元“永乐”的第二年,便有江西饶州鄱阳儒士朱友季,“诣阙(自到北京皇宫大门外)献所著书,专毁濂(周敦颐)洛(二程兄弟)关(张载)闽(朱熹)之说。”永乐帝看了,便说:“此儒者之贼也。遣行人押还饶州,会司府县官,声其罪杖之,悉焚其书。”并在永乐十二年,命儒臣纂修五经四书性理大全,开馆于东华门外。书成,永乐帝亲自写序。从此便使朱明一代的儒学,偏向专注于性理的探讨,推极崇高而不博大了。

    过了四十年后,在明宪宗朱见深成化二十二年,有礼部右侍郎邱浚进所若《大学衍义补》一书。他认为真西山的《大学衍义》,虽是帝王学的中心思想,但缺乏治国平天下的事迹可供参考。因此,他采集经传子史有关治国平天下的事迹,分类汇集,加上自己的意见,以备帝王们学习治国平天下的学识。纪宗特别赏识,赐给金币以外,又进封他做礼部尚书,并命将此书刊行流布。邱浚是琼州(海南岛)人,少年时便有神童之誉,是一个才气纵横的人物。如他咏海南岛五指山的诗,便有“疑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之句,大有岭南学派人物的豪情壮志,目空一切的气概。

     阳明学说的兴起

    从此以后,到了明武宗朱厚照的时代,已经是公元十六世纪的初叶,在中国文化史或哲学史上产生了一位名人王阳明,他本名王守仁,儒家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他在明代历史上的事功,是以平定江西宁王“宸濠之乱”而出名。但在文化哲学史上,他是以“知行合一”的学说,影响当时和后世。最为突出的,就是东方的日本,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之间明治维新的成功,便是接受阳明学说的成果。因明治维新的影响,当清末民初,中国一般留学日本的学生,回国以后,重新捡起阳明之学,作为革命救国的张本,提倡研读王阳明的《传习录》,乃至阳明的治兵语录,和曾国藩的家书等做典范,俨然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期的作风,用来抗衡由西方输入的各种文化思想潮流,形成一代的悲剧,为现代历史增添了太大的不幸。

    王阳明学说的由来,开始也和南北宋时期一般儒家的理学家们相同,也是为了追求形而上道和入世致用之学相结合,先是由道家和佛家的一般学理入手,而且努力参禅静坐,曾经发生有遇事先知的功能。但他却能自知,神通妙用的特异功能还不是道。因此退而反求儒家的经学,别有深入之处。恰好碰着在仕途上和当权的宦官刘瑾结怨,被贬到贵州的龙场驿以后,更有进益。总之,他后来心性学养的成就,如照朱熹所主张的道问学,和陆象山所主张的尊德性来讲,他也是以尊德性为本。而且更与朱、陆不同之处,他在尊德性入道的同时,又特别强调以事功的实践,与即知即行的良知良能相契合。实际上,王阳明的学问造诣,是由禅入儒,引儒入禅相结合,比宋儒朱熹的见地,实在别有胜处。他是极力反对朱熹的四书章句之说,认为朱注的章句,其祸害尤甚于洪水猛兽。因此,与当时宗奉朱熹学说,崇拜程朱学派的人,俨然对立。好在他有平宁王之乱的一段容功,震撼朝野,所以他在当时程朱学派的天下中,还能立足,这也是并非偶然的事。

    如果我们把明武宗时期和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儒家理学的时期,和西方欧洲历史文化作一对照,那也正是公元一五一七到一五六一年之间,德国人马丁·路德开始从事宗教革命的同一时代。除此之外,也正是西方在这一时期(十六世纪)历史文化上开始转运的阶段,如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生;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倡太阳中心及地动学说;维斯浦奇发现南美洲东岸;哥伦布发现中美洲;麦哲伦远航周游世界一周成功;葡萄牙人到了广东租澳门为通商地,为近世欧洲人到中国的开始;葡萄牙人又到日本的种子岛,首先掌握了东洋的贸易权;西班牙人征服了墨西哥;英国女王玛利登位,禁信耶稣教,接着是女王伊丽莎白即侊,厉行新教;德国开宗教会议,重许信教自由,新旧教之争结束;法国新旧教开始战争。西方的欧洲,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这些等等事故,和我们虽然还远隔重洋,说是没有关系,却是很有关系,所以也在此顺便提起大家的注意。

    至于明朝在武宗时期,因有王阳明的学说出现以后,同时也影响了道家和佛家出家的和尚、道士,也有向王阳明参禅学道的出家人。王阳明虽然不像宋儒那样,左批佛,右批道,但对佛道两方,多少也有微言。不过,他和宋儒理学家相同,对性命之理,人生

    的生命之学,仍有存疑。他在晚年又研究道家的外丹,或者为证长生,果因为服食信石(砒霜)中毒而殁。

    我们对阳明学说的是非暂不评论。总之,在明朝三百年来,特别注重以朱注“四书”为主的儒学,影响所及,到了晚明时期,如对宫廷具有影响力的佛教大师憨山德清,便以儒、佛、道三教一致观点,著有《中庸克指》,以及《老子道德经解》、《庄子内七篇

    注》等。稍后,他的再传弟子蕅益法师,又有《四书蕅益解》等著作。这些种种事实,都是说明由初唐(公元六二七)年起,到明末清初(公元一六四四)年间,有关儒、佛、道三家学说,却已经历纷争了千余年之久,由各自殊途而归趋于一致,共同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才得汇流而集成。但也正如道家老子、庄子的观点,“成者毁也”。由于西方的欧洲,正从物质文明之中逐渐发展,促使唯物哲学思想的光芒,正从地平线西面升起,在十六世纪以后,渐已东来了。

     总结明朝的政治文化

    我们现在不必读历史而流泪,为古人担忧。只对朱明三百年来的政治文化,作一简单的结论:

    一、明朝的文运,由朱元璋(洪武)和朱棣(永乐)父子、制定以宋儒程朱理学为主导的儒学以后,同时既不尊重相权,又更轻视文臣学者。朱家子孙十五个职业皇帝,除了被太监宫女们玩弄在股掌之间以外,几乎找不出一个对历史社会有很好贡献的君主。其中两三个稍有特别天才的,如英宗朱祁镇,如果不做皇帝,专学天文,应该可以成为名家。神宗朱翊钧,不做皇帝,专业经营,或从山西票号做学徒,以他爱钱如命的个性,一定可以经商致富。熹宗朱由校,不做皇帝,专学建筑设计或土木工程,也应该大有成就。但很可惜,他们都不幸而生在帝王家,当了职业皇帝,反而在历史上留下许多劣迹,真是不幸。

    二、朱元璋从佛门和尚出身,做了皇帝以后,除了本身太过严厉,杀戮太过,留给后代以刻薄寡恩的榜样以外,其他功过善恶,很难定评。最大的缺憾就是“不学无术”。但“佛门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还”。所以他的子孙,仍然必要出家为僧偿还这个因果。起初是由他的孙子建文帝朱允炆,被永乐所逼而出家。最后仍由崇祯的断臂公主出家为尼,了却佛门一代公案。

    三、明朝三百年来的文运,规守在宋儒理学的范围以内,使传统的诸子百家之学,更无发挥的余地。在《明史》上的儒学文臣,如于谦、海瑞、王阳明、张居正等少数特殊之士以外,其余大多不得展其所长。因此,在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方面,也没有格外的特点。如唐诗、宋词、元曲之外,唯一可以代表明代的文艺,就是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傍》、《金瓶梅》等等,便是明代的作品。这些著作,也代表了明朝一般知识分子的心声,生在一个无可奈何时代的反感和悲鸣。所以在神宗嘉靖时期。就早有李蛰(李卓吾)一类愤世嫉俗的学者出现。李卓吾明说当时的道学先生们为“鄙儒、俗儒、腐儒”,又说他们是“言不顾行,行不顾言,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人。但他不只反对道学,自称“不信道,不信仙释”,甚至讨厌见任何人,既讨厌和尚,更讨厌道学先生,贬斥六经,认为不能专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因此而“得罪名教,遭劾系狱,自刎而死”。古人所谓的“名教”—词,就是指以儒家孔孟之教的意识形态。单是一个“名”字,有时便代表论理的逻辑观念。“遭劾”就是被当时在朝廷的儒臣们所弹劾,认为他犯了意识形态上的大反动,所以就入狱坐牢了。事实上,他最初是从王阳明的学说中脱颖而出,因对时代社会的不满,太过偏激,形成狂态。另如神宗万历时期的袁宏道(中郎)、袁宗道、袁中道三兄弟,都有才名,当时人称“三袁”。尤其以袁中郎的声名更盛,但他也是对时代不满,早年就辞官不做,专以诗文名世,不与世俗相争了。

    明代的文运,诸如此类,所以到了万历后期,就形成以太监头子魏忠贤为首,指顾宪成、高攀龙等两百多名学者为东林党,兴起党狱,随便定罪杀戮儒臣学者。一直到了李闯的民兵入京,崇祯朱由检自杀,满清入关,才结束了从皇觉寺开始,到东林书院而变为东林党的党争的历史,使朱明与太监共天下的三百年王朝了结完案。因此而刺激了明末清初的大儒遗老,如顾亭林、李二曲、傅青主、王船山等,扬弃理学专讲性理的义理的弊病,转而重视实用和考据之学,才使中国文化,从清朝开始,归于义理(哲学)、考据、词章三大类的学问。对于猎取功名科第的科举八股文章,都是余事而已。

     六十、外示儒学内用佛老的清朝

    接着明代已尽的气数,满清爱新觉罗的入关,便是中国近代史到现代史的关键所在。当满清入关称帝以后,在过去两百多年的时间,始终存在满、汉民族意识情绪的斗争。但从满族的立场来说,因为明末时期,明朝的政权,已经物腐而后虫生,自己不能收拾,所以才请我们入关来澄情宇内。大家都是炎黄子孙,天下本是天下人的天下,有德者居之,这有什么不对。雍正《大义觉迷录》的立论,就是由这个观点出发。

    事实上,从中华民族发展史来讲,暂且不说魏晋南北朗的阶段,但从唐末五代到南北宋和辽、金、元这个时期,大约三百年之久,表面上,是政权上称王称帝和民族性的争夺。但在华夏文化的立场来讲,无论辽、金、宋、元、明、清,实际上,仍然部在儒、佛、道混合的文化基础上发展演变。只在空间区域上有南北之分,在时间的轨道上,有朝代之别,从中华民族整体的统一文化来讲,始终都是—致的。尤其满族与辽、金在氏族的血统系统上,关系更为密切,这又是历史上的一个专题,暂且不论。

    满族在明神宗万历十六年,公元一五八八年,从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卫(吉林省),首先修建第一座佛寺及玉皇观等寺庙。正值万历二十七牛,公元一五九九年开始,仿造蒙古文字的方法,创造满文,但那也只是从言语读音的区别上,创立了文字的符号系统。而在人文生活的文化上,包括政治体制,仍然都是学习华夏文化的传统,并无另有满洲的文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一六一六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称“汗”,建元天命,自称国号为“后金”,这很明显的便自认为是金人的后裔。

    再列明熹宗七年,公元一六一七年,努尔哈赤卒,皇太极(清太宗)即位,改元天聪以后,政治体制,也更加汉化。尤其在天聪三年,即设立“文馆”,并将以往由征明所俘虏的儒生三百人,分别考试优劣,逐渐录用。天聪四年,议定官制,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统学明朝体制,并今满族子弟,皆须读书。当时初建的文馆,后来再加改制,到了入关以后,在顺治、康熙王朝,便正式扩充成为“内阁”了。所以入关之初的儒臣,如范文程、顾八代(文起)等人,都是镶黄旗的明儒汉人后代。

    皇太极在天聪五年开始,为什么要命令旗人子弟,皆须读书呢?如史料所载:

    上(皇太极)谕诸贝勒曰:我国诸贝勒大臣之子,令其读书,间有溺爱不从者,不过谓虽不读书,亦未尝误事。不知昔我兵之弃滦州(河北地区)四城,皆由永平(河北卢龙)驻守贝勒,未尝学问,不通义理之故。今我兵围(明朝)大淩河(辽宁),越四月,人相食、竟以死守。虽援兵已败,淩河已降,而锦州、松杏(皆在辽宁)犹未下,岂非读书明理,为(明)朝廷尽忠之故乎?凡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皆今读书。

    这就是皇太极在当时已经体会到读书明理,与忠贞爱国的情操,确实具有重要关系,所以他要旗人子弟读书。后来再发展到要求武将也必须读书。但在当时所读的书,基本上,就是孔孟之道的“四书”最为重要。

    从开建文馆,录用明朝遗留在东北各地的儒生,归入旗下以后,不到两三年,他们果然成为为大清出谋画策、文韬武略的中坚分子。如宁完我的首先上疏言事,建议厚待汉人。接着便有贝勒岳托提出优待汉人赐婚等等的办法。然后,就有朱延庆、张文衡等先后上书,请即征明的建议,他们当然都是出身文馆的明儒后裔儒生。但皇太极的头脑并不简单,不失为具有雄才大略的领导人,他对征明会议的讲话,就大有可观之处。如说:

    进言者,皆欲朕速出师,以成大业。朕岂不愿出此!但今察哈尔新归附,降众未及抚绥,城郭未及修治,何可轻于出师!朕于旧人新人,皆不惜财帛以养之(如明之降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欲使人心倾服耳。若人心未和,虽兴师动众,焉能必胜。肤反覆思维,我国既定,大兵一举,彼明主若弃北京而走,追之乎?抑不追而攻京城乎?抑围而守之乎?若欲请和,宜许之乎?抑拒之乎?若北京被困,逼迫求和,更当何以处之?倘蒙天佑,克取北京,其人应作如何安辑?我国贝勒及诸姑格格等,皆以贪得为心,宜作何禁止?尔高鸿中(时为刑部承政)、鲍承先(时为文信榜式)、宁完我、范文程(沈阳汉族旗人)等,其酌议以闻。

    同时,又谕文馆诸臣择史有关紧要者,据实汇译成书,用备学习。如说:

    朕观汉文史书,殊多饰词,虽全览无益也。今宜于辽、宋、元、金四史,择其紧要者:如勤于求治而国祚昌,或所行悖道而统绪坠,与其用兵行师之方略,及佐理之忠良,乱国之奸佞,汇译成书,用各观览。又见汉人称其君者,无论有道无道,概曰天子,安知其即为天之子耶?盖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能居之。亦惟有德者乃可称天子。今朕蒙天佑,为国之主,岂敢遽以为天之子,为天所亲乎?

    接着就以归降汉官,为各部承政,并遣大学士范文程祭先师孔子。

     清取天下几异数

    事实上,他在这个阶段,曾经有两三次致书明朝请和,而明廷都没有理会,当然更没有正式回应。因此,便在计策万全以后,才一步一步派满蒙部队侵近山海关。但仍然不敢有公然征明的大举。直到皇太极逝世,由第九个儿子,年方六岁的福临即位,多尔衮摄政。李闯民兵攻入北京,朱明末代皇帝祟祯自杀,吊死煤山,才有吴三桂向满清乞师,使清廷正当孤儿寡妇当政的危机中,趁势乘时而驾。由吴三桂为前驱,名正言顺地入关进京,登上皇帝的宝座,成为大清朝入主中国的第一代皇帝,年号顺治。这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来说,取得天下有如此的容易侥幸,真可算是最稀奇特别的一代,如照古文精简的说法,便叫做“异数”。也就是说,有特别的好运气,不是人力所能勉强做到的。

    满清入关,福临在北京登位称帝,改年号为顺治元年开始,已经是十七世纪的中叶,即公元一六四四年。这个时期,除了帝都北京以外,中国的各省州县,并未完全被大清朝所统一。除李闯、张献忠等遣散的民兵势力还未平定以外,在南方还有“南明”等临时政权存在。而且各地的抗清武力,皆未削平。所以当顺治在位十八年的时间里,全国还在兵荒马乱的战争状态,清室的皇权,也还处在安危未定的局势。

    如从军事武力来讲,入关前后的满清八旗子弟,全数亦不过三万多人。加上在皇太极时代,收编内外喀喇沁蒙古的丁壮一万六千九百十三人,另行分编为十一旗(属于蒙古族的),总数加起来,还不到五万人。至于当时蒙古的人口,大约在四十多万内外,但并未

    完全归服满清,何况扣除老弱妇孺,能征调动员的兵力也非常有限。何以他们能以十来万人的武力(这是比较宽松的估算)入关,统治当时三四亿人的中国呢?我们如果要了解这个问题,首先就要明白在人类世界的战争史上,最先能够运用“代理战争”的战略,可以说便是满清。他们在东北初起,由皇太极时代开始,略地攻城,夺取明朝在东北的要塞阶段,已经运用收编了蒙古的旗兵参战。入关以后,南征北讨,也都是以蒙古旗兵参合互用,而从一般汉人来说,无论是满旗、蒙旗,统称之为满清的旗人或旗兵。而且后来平定南方,统一全国,又是运用汉人汉兵作为代理战争的先驱。如用洪承畴及吴三桂、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等藩镇四王,便是最明显的成例。

    所以当郑成功在台湾,率水师十七万北上,入长江,克镇江,围南京的战役,防守北方的旗兵,还不足万人,而民大多是老弱残兵。顺治和皇太后,表面镇定,内心已准备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就出关回避。结果郑军因气象变化,天时不利。加上郑成功方面没有准确的侦查情报,而且反攻郑军部队的,也正是汉兵。因此,郑军只好迅速退走,反成败局,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

    但在北京顺治一代的十八年间,除了还须随时警惕在中国各地用兵的统一战争,更大的主要内忧,还在爱新觉罗内廷的齐家问题。所以研究清史上的第一疑案,就是生母皇太后是否下嫁多尔衮,以及顺治的早年逝世是否别有原因,甚至民间相传,都相信顺治因受刺激而到五台山出家当和尚去了,这些事故,并不是空穴来风的谣传而已。正如清代绍兴师爷办案的老调一样,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已。

    但顺治成长以后,嗜好禅宗佛法,确是事实,他曾经召请当时深负时名的禅师如:憨璞性聪、玉琳通秀、木陈道忞等大和尚进宫参学,而且自号为“痴道人”,或称“弟子福临”,情如世俗子弟。至于顺治出家的诗篇,两百多年来流传在中国佛教的寺庙中,也并末遭到文字狱的取缔,而且还可任意张贴流通,岂非怪事。如果照那些浅近畅晓的词句来看,正如皇太极等初学汉文的笔法,如云:“天下丛林饭似山,钵盂到处任君餐。”“朕(我)本西方一衲子,如何落在帝王家?”“只因当初一念差,黄袍换却紫袈裟。”“未生之前谁是我,既生之后我是谁?”这和他的孙子雍正登位以前所辑录的《悦心集》等文句,几乎都是很可爱的白话韵语。

    总之,依史论史,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统治中国,除了满汉民族性争议的缺失以外,从版图的一统、政治的清明,乃至文治武功的成就,不但无愧汉唐,甚至可说是超过汉唐。如历代王朝的女祸、外戚、太监、藩镇等弊害,几乎绝无仅有。但这些比较良好根基的建立,完全是从康熙时代所奠定。唯一可惜的,如果在入关之初,舍弃满族初期偏仄的习性,不改中国传统的明代衣冠,不下令全国剃发编辫子,那在统一江山的工作上,必然会事半功倍、顺利得多了。我们研究历史文化,须要特别注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衣冠文物”四个字,它所代表生活文化的重要性。例如满清入关之初,并末遭遇太大的反抗。但自下令剃发,改易服制以来,就使当时的全民引起反感,抗拒投降的意识就突然增强了。这种有关生活文化习性的群众心理问题,看来只是一件小事,但恰恰是为政治国的大关键所在,可惜一般人见不及此,英明如康熙、雍正两代,纵使心里明由,但也不敢违背祖制,所以就增加历史政治上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了。

    以我本身亲眼看到的—个事实,告诉大家值得参考的一个笑料。当我还在幼小的童年,清朝已被推翻,民国已经建国十多年了。可是在我家乡的亲戚故旧中,还有前清遗老,有秀才、举人功名的两三人,始终不肯剪掉辫子。后来被现实环境所影响剪掉了,却马上换穿道士衣冠,表示仍然不愿投降民国,以此自居为前清的遗老。我的父亲对我说,他老人家却忘了道士衣冠,正是明朝士绅的便服啊!既然要做前清遗老,为什么还要穿明代的衣冠呢!可见衣冠文物,对于民情心理来讲,在无形中,就具有不可思议的精神作用啊!

     勤于治学的康熙

    康熙只有十三岁,就由他的祖母扶持即位,但清廷的局势,还在内忧外患,岌岌可危之中。从他逐渐成长以后,内去权臣鳌拜,外平台湾及三藩之乱,安抚蒙藏,绥靖全国,先后做了六十一年的创业皇帝,实在真不容易。而且他对学识修养,也特别勤学,如对天文、数学等外来学识,也特别注意。对于中国传统的儒家和理学,也很用心,尤其对宋儒程朱的《大学》《中庸》所说的修养,也很有心得。如果从帝王的统治学术来讲,他是真的高明。现在只从文治的角度约略来讲,例如:

    康熙九年,以宋儒后裔袭五经博士职。并且扩充顺治时代的乡约,令各地方官责成乡约人等,每月朔望,聚集公所宣讲。自颁训谕十六条,作为全国人民生活教育的指标;一、敦孝悦以重人伦。二、笃宗族以昭雍穆。三、和乡党以息争讼。四、重农桑以足衣食。五、尚节俭以惜财用。六、隆学校以端士习。七、黜异端以崇正学。八、讲法律以儆愚顽。九、明礼义以厚风俗。十、务本业以定民志。一一、训子弟以禁非为。一二、息诬告以全良善。一三、诫窝逃以免株连。一四、完钱粮以省催科。一五、联保甲以弭盗贼。一六、解仇忿以重身命。

    十七年,诏修《明史》。

    十八年,开博学鸿儒科,网罗前明遗老及全国所有不肯投降的读书知识分子。

    二十三年冬,南巡,到南京遏明太祖(朱元璋)陵,并亲自拜奠。

    二十四年,授宋儒周敦颐后裔五经博土职。并命勒德洪、王熙等修《政治典训》。又颁四书、易、尚书讲义于白鹿洞书院。

    二十五年,诏增孔林地十一顷有奇,并免其税粮。诏访求遗书。记令武职官员应阅览书籍,讲明大义。

    二十六年,授宋儒张载后裔五经博士职。

    二十八年,由杭州南巡回銮,经南京,再祭明太祖(朱元璋)陵。

    三十一年,谕大学士等云:前者,进呈明史诸卷,命熊赐履校雠,赐履写签呈奏,于洪武、宣德本纪,訾议甚多。朕思洪武系明开基之祖,功德隆盛。宣德乃守成贤辟。朕自反厥躬,于古圣君,亦不能逮,何敢轻议前代令主。若表扬洪宣,朕尚可指示词臣,撰文称美。倘深求刻论,朕不惟本无此德,本无此才,亦非意所忍为也。至开创诸臣,若撰文臣事实优于武臣,则议论失平,难为信史,尔等当知之。

    五十一年,升宋儒朱熹配享孔庙,位于大成殿十哲之次。

    五十四年,以宋儒范仲淹从祀孔庙。

    康熙这些举动,都是尊重传统文化,针对以儒学为政治思想中心的作用。事实上,康熙非常了解真儒实学,必须内(圣)养与外(王)用的实践事功相配合,正如孔子所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他曾经问过文华殿大学士张玉书说;“理学之名,始于宋否?”张玉书对说:“道理自在人心,宋儒讲辩加详耳!”康熙就说:“日用常行,无非此理。自有理学名目,彼此辩论,而言行不符者甚多。若不居讲学名,而行事允合,此即真理学也。”由此可知,他对于孔孟之道和宋儒理学的明辨,早已了然于心,他只是为了化民成俗,顺应民情而已。

     中国之患重在边防

    讲到这里,我们必须提起大家的了解,中国几千年来的祸患,都是由边疆问题所引起。从秦汉以来的边祸,如南北朝、五代、辽、金、元等时代,祸患常起于西北、东北及北疆,到了明清时代,几经战伐的混一,已连线为由西藏高原到新疆、蒙古而直达黑龙江畔到沿边入海,至于朝鲜。自清朝中叶以后,海运开放,新来的边患,使由西南到东北幅员万里的海疆。但如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日车的侵华战祸,他们仍然是利用满蒙做起点。过去如此,将来未必不然。所以有志谋国的人,不能不先须留意中国的边疆政治问题。中国古人的成语所说“天塌西北,地陷东南”,实在很值得深思也!

    我们在前面大约讲到清初康熙对统一大清江山的内政,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关系。但在满蒙之间,还是各怀二心,并非一致。而且蒙藏又是宗教一家,情有别钟,应付起来,并不容易。可是出努尔哈赤到皇太极,早已心中有数,知道安服蒙藏的最高战略,就是佛教,而且是佛教里突出的喇嘛密教。在过去的历史上,如南北朝的北魏等、以及南北宋时期的辽、金、元等,虽然都是归向于儒、佛、道三家的文化基础上,但北方的各个民族,注重佛、道的情绪尤过于儒家。这是历史的惯例,也是由西北到东北各民族的习性。问题研究起来,并不简单。有关密宗喇嘛教的发展来源,又属于专门的问题,在这里也姑且不说。

    康熙对于这个问题,当然非常清楚。他在平定南方,统一中国以后,就回转来要确实整理蒙藏了。所以他在康熙三十五年,便亲征噶尔丹,先要示之以武。以后使用尊重喇嘛教来做为长治久安的政策。因此,他在多伦召集蒙古各族王公会盟,便对明朝永乐时期,宗喀巴所创黄教一系在蒙古的章嘉二世阿旺洛桑却丹,封为国师之尊。使章嘉和在前藏的达赖,在后藏的班禅等,为安服边疆,协调蒙藏各族等的矛盾工作。这样一来,就可省却军政的劳役和经费。至于在蒙古第一世的章嘉胡图克图,名章嘉扎巴俄巴,是青海红崖子沟张家村人,原称他是“张家活佛”。当康熙亲征噶尔丹时,认为张家活佛名号不雅,便从第二代起改名为“章嘉”,从封为“国师”的尊号以后,就经常出入皇宫,奔走塞外,深得康熙的信任。事实上,第二代的章嘉喇嘛,也确是有道的高僧。

    西藏第五世的达赖喇嘛罗卜藏嘉穆错,对佛法的修持和世法的见解,都较有特别的造诣,章嘉二世早年也曾从他求学。五世达赖在皇太极的时期,已经派人到盛京(辽宁沈阳)献书进贡。到了顺治九年,五世达赖便亲自到北京朝见。顺治待以上宾之礼,住在宫内的太和殿,又特别建一所西黄寺给他住持,封为“西天自在大善佛”。到了康熙三十四年,达赖左右的权臣第巴,曾秘密和噶尔丹等勾结,假借达赖名义,遣使向清廷奏请撤回西藏、青海等处所置戍兵。康熙心知内情,严斥第巴,不准所请。跟着便有御驾亲征噶尔丹之役。第五世达赖身故以后,第巴把持前藏,造成转世的第六代达赖有真假双包案,也就是西藏历代流传第六代达赖文学名著情歌故事的一代。闹到康熙四十九年,再经议政大臣等会议,认为拉藏及班禅呼图克图与西藏诸寺喇嘛等,合同管理西藏事务一案。“今经侍郎赫寿奏请,波克塔胡必尔汗,前因年幼,奉旨俟数年后授封。今既熟谙经典,为青海诸众所重,应如所请,给以册印,封为第六世达赖喇嘛。”从此以后历代的达赖喇嘛,几乎都有事故。直到乾隆五十七年发给金瓶抽签,才定下了以人定胜天的解决办法。至于这个乾隆时代所颁发的金瓶,到现在还照旧应用。据《注释清鉴辑览》所载史料如下(括弧内为原书之注释,并供参考):

    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定呼毕尔罕嗣续掣签例:

    廓尔喀既平,帝欲乘用兵余威以革藏中积弊,故留兵戍藏,使驻藏大臣之权与达赖、班禅相埒,以控制之。先是宗喀巴倡黄教,禁娶妻,倡言教王乃世世转生,不必以肉身世袭。其大弟子有二:一曰达赖喇嘛、一曰班禅喇嘛,并居拉萨(前藏之都会),嗣宗喀巴法,为黄教徒宗主。宗喀巴圆寂之时,遗嘱达赖、班禅,世世“呼毕纳罕”转生,演大乘教,以济度众生。“呼毕纳罕”者,华言化身也。(初,番高僧八思巴为帝师大宝法王,领藏地,后嗣世袭其号,西藏始为释教宗主,其所奉皆红教。迨及后嗣,渐流侈惰,纲纪废弛,尽失佛教本旨。时宗喀巴学经于札什伦布之萨迦庙,既深观时数,当改立教,乃入大雪山,修苦行。道既成,为番众所敬信,因别立一宗,排幻术,禁娶妻,自服黄衣黄冠以示别,谓之黄教,而名旧教喇嘛曰红教)。

    达赖一世曰敦根珠巴,故吐蕃王室之裔,世为藏王,自是黄教徒之势益张。传至第五世曰罗卜藏嘉穆错,及卒,有第巴专国事(达赖、班禅,惟总理宗教之事,不屑问世事,故二世根敦坚错者,姑置第巴等官以摄理政事),唆准噶尔使入寇,藏中大乱。后第巴为拉藏汗所诛,而藏中所立之第六世达赖喇嘛,诸蒙古不复敬信,而别奉里塘之噶尔藏嘉穆错为真达赖,与藏中所立,互相是非。盖宗喀巴有一花五叶之谶,故自六世以后,登座者无复真观密谛,只凭垂仲神指示。垂仲者,犹内地巫师也(达赖喇嘛之化身第一世、第二世出于后藏;第三世出于前藏;第四世出于蒙古;第五世出于前藏,皆非限于一族一地而出者。至是,积久弊生,兄弟子侄,往往继登法座,等于世袭,而达赖、班禅亲族,或相率夤缘据要津,罔权利焉)。

    帝久悉其弊,欲革之而未有会也。至是特创掣签法,颁金奔巴瓶一,供于西藏大招寺,遇有“呼毕纳罕”出世,互报差异者,纳签瓶中,诵经降神。大臣会同达赖、班禅于宗喀巴前掣之(法先使垂仲四人,演其降神之法,一旦达赖示寂时,则垂仲即将“吁毕尔罕”之姓名、生长、月、日,各书一签,藏于金瓶内。喇嘛诵经七日后,招集各“胡图克图”于佛前,驻藏大臣临席而后掣签,若四人所指之“呼毕勒罕”同为一人时,则置空签一枝于瓶内,若掣出空签,则以为无佛佑,更别为掣签云)。而各札萨克所奉“胡图胡克”其“毕呼勒罕”将出世,亦报名理藩院与住京之章嘉“胡图克图”掣之,瓶供雍和宫。

    蒙藏两地,从元明以来,都是坚信藏传的喇嘛教为无上密法。对于内地的佛教各宗,除禅宗以外,都轻视排斥,康熙既能善于处置蒙藏两地胡图克图(意为无上大师,俗称活佛),各有差别待遇的办法。以他的日常作风来说,决不肯强不知以为知,他当然对佛学也须要进一步深入的了解,平常只是绝口不谈而已。他最喜欢亲自题赐各佛寺的匾额,尤其在他的一生中,曾经三上五台山,实为以往帝王少见的举动。第一次在康熙二十二年,也正是他三十五岁的年代,平定台湾及三藩之乱以后,就上五台山,住了一个月左右。因此后世的人们,就拿他做文章,说他是去亲见出家的父亲顺治皇帝。第二次,康熙二十七年正月,是平噶尔丹以后的第二年,又上五台山。第三次,在康熙四十一年,春正月,再去五台山住了十多天。

    五台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佛教徒们,依据佛经的叙说,认为五台山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的道场,四川峨嵋山是大行普贤菩萨的道场,浙江普陀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安徽九华山是大愿地藏菩萨的道场。文珠师利又是蒙藏两地喇嘛密教最为尊祟的宗祖。五台山上的佛寺,过去以密宗的喇嘛庙为主,只有少数如内地的禅寺。康熙的钟情五台,与其说他是去见出家了的父皇,毋宁说他是借机澄心静虑,亲自体认“内圣外王”之道。治内地,须用儒家;治满、蒙、藏地,须用佛教吧!不过,这是说明康熙时代的外示儒学,内用佛老作用的要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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