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值得关注的着作是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在书中作者详尽地揭露了令人目瞪口呆的事实：“在国外，中央情报局主要依靠当地的知识人，他们从内部的进攻有利于掩盖美国的黑手，制造出一切源于本地的假象”。中央情报局可以挥霍美国国家巨款，使其强有力的宣传攻势无孔不入：“所有的知识领域，我们都有兴趣，从人类学到艺术创作，从社会学到科学方法论，无一例外”。为了渗透美国的霸权思想，中央情报局在文化领域展开了长达半过多世纪的文化输出活动：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创办学术刊物，开设图书馆，资助学者互访，捐助讲座教授位置等。可以看到，美国除了军费几乎占到世界一半以外，为进行世界的文化冷战耗费了多少金钱，网罗了多少人，费了多少心计进行策划和组织，涉及多少不同的文化艺术种类，又有多少文化买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于其中。
不难看到，在军事上的打压，经济上的竞争，文化上的战争已经出现新的动向，作为大国崛起的前提的中国文化创新，无疑被相当紧迫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当前，文化战役早已经打响。战后美国文化强势进入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但是，欧洲文化绝非被动全盘接受文化美国化，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一致致力于维护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尤其以法国为甚。并且在国际上形成了以WTO（世界贸易组织）和US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平台的两大文化阵营。1984年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本身就说明，在政治上形成了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两大政治阵营，而WTO和USNESCO则是在文化上的具体表现。文化的多样性必须通过持续不断的文化创新和文化输出才能保证，文化产业是保持文化创新和文化输出的重要方式，文化产业不是目的，目的是中国文化对世界的有益贡献。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需要清醒地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形象如何被西方作家所想象、夸饰和曲解，探索“西方的中国观”和“中国的西方观”形成过程和规律，进而对其社会心理背景及深层文化结构进行分析和探讨，发现“中国形象”的位移和重建的可能性。正如《傅满洲与陈查理：美国大众文化中的中国形象》所描述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屏幕，外国人在这个屏幕上放映着他们的希望和恐惧傅满洲邪恶狡诈，是“种族主义之恨”的代表。陈查理是模范少数族裔，“种族主义之爱”的典范。作为被美国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华裔男子，傅满洲和陈查理缺乏男性气概是“非性化”、从属性的典型，带有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内涵。傅满洲和陈查理一度是美国大众文化中定型化的主导华人形象，他们一个被塑造成恶魔，一个被描绘成模范少数族裔。
因此，我们在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重要性时，也要注意西方现代性对东方文化的后殖民企图，应避免再次落入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的泥潭，将自己的文化看成一团漆黑或一无是处。一个世纪以来，全球没有哪个民族像国人那样对自己的祖先骂得这么惨。哪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弊端？ 德意志没有吗？日本没有吗？ 美国没有吗？ 国人什么时候能把“审父”变成“审己”呢？说到底，中国的文化对手不是西方，重新认识差异性的东方不是针对西方，而是针对整个人类的文化盲点。我主张历史性－民族性－人类性，坚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反对过激的民族主义和虚无主义，申张宽博的“世界主义”，坚持人类之“体”，世界之“用”。
三 文化身份立场厘定是中国思想创新的关键
可以说，文化身份的重新确立是大国崛起的重要前提。
中国文化在历史长河和当代境遇中，经历了并仍然在经历着身份重塑和自身新传统的创新。在文明生生不息的创造性转换中，中国文化不断扬弃自身的负面效应并获得全新的精神命脉。文化精神兴衰依仗于的“周行不殆”的道之动。思想“大道”的深厚廓大，可以使人在中国文化总体精神考察中，直观体认“人”与“道”的内在联系。文化具有三个重要维度，即思想文化、艺术文化和实用文化。思想文化主要体现在儒道释三家。艺术文化主要是蕴含在各种艺术形态中的精神超越维度。实用文化则包括饮食、服装、民俗、节日等各个方面的文化范式。应该说，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精神命脉是思想文化。中国文化中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分别形成中国思想文化的三个维度。儒家强调的是“和谐之境”，道家强调的是“妙道之境”，佛家强调的是“圆融之境”。和谐、妙道、圆融之境成为三家的最高境界。文化精神境界关涉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关系到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精神的未来走向。
中国文化的当代身份仍然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而绝非一个自明的问题。在这个强调文化身份的时代，民族指纹和血脉的保存意义何在？东方文化精神的发现与中西文化互动在全球化时代真的可能？知识分子在消费主义时代究竟应该有怎样的价值担当？有怎样的文化精神生态平衡蓝图？难道历史上有价值的精神之思，都将被时间逝水渐推渐远而终归于无。
文化身份的重新确立有赖于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知和公正者应为弱势群体发言，即使面对国际重大的话语权力和政治势力也不能涂抹自己的立场。面对后殖民时代，批判是学术发展的生命，但是如果批判仅仅是将知识消解为零散的碎片，仅仅不断复制自身的“批判话语”，而无视问题本身的深度和广度，就难以出现人类知识的新增长，致使话语批判变成时代知识主流的泡沫。知识分子在特定境遇下的生存智慧，因为知识分子是文化身份的命名者，而不可能跻身为“沉默的大多数”。我想，痛之所以为痛，不仅在于痛本身，更多的是源于痛者的孤独。知识分子必须是对现实问题的先行见到和预先警示者，这种清醒的责任意识和所怀有的德性操持，决定了知识分子必定是负重独行的精神行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身份和立场已然成为经济崛起后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知识分子价值重估的人本地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