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的《论语》中的“行政精神”
王子鹏
“美编”（美女编辑的简称）葛云写了篇书评，题目有点大而无当《大哉！荡涤之作》，好在副标题还比较清楚——读“非畅销书”《论语中的行政精神》。刚看时有点奇怪，细看时有点困惑。奇怪的是一个房地产类报纸的“美编”去看这类“难读”而且生僻的书，本人看这本书的书名，首先想到的是上大学时的教科书。之所以后来又困惑了，是因为葛女士虽然对这本书进行了认真的推荐，但笔者还是没有看到《论语》中到底有啥“行政精神”。（注，笔者没看过这本书，因此本文不算书评，顶多算是“书评的书评”。）
“行政”缀以“精神”，立刻让人肃然起敬。儒家讲究“家国同构”，道家是“身国同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一回事。所以一本《论语》能读出多种文本并不奇怪，但读出“行政精神”却需要点功夫。窃以为，《论语》讲述的核心是为人处世之道，即“仁”，而这个道，包含了修齐治平四个方面。仅以治平之道看，至少应该包括执政与行政两个方面。执政是为君之道，其中一个方面又是决策之道，行政是为臣之道，其中重要的是执行之道。目前现代意义上的行政，主要指的是执行之道。
孔子的主要思想是集成了周代的“礼乐”，辅之以自己发明的“仁”，用以调和社会矛盾，以弥补礼乐之不足，从而想继续撑起社会结构不至于“礼崩乐坏”。但是“礼”是硬性的社会等级制度，仁和乐则往往显得不足，两手抓，但常常一手硬一手软，这种偏差常常导致社会矛盾天平的倾斜和倾覆。
作为孔子学说的主要部分，孔子对社会等级的界限非常敏感并自觉遵守。在今天看来，孔子的言行（参看《乡党》即可）似乎有点过分，尤其是对待上级，“君招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不仅面上马上严肃起来，连走路都要找不着步了。“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太长了，就不翻译了，其他还有很多。这些我可以认为是对上级的尊重和礼仪，但显然有点过分，汉代以后发展到三拜九叩从而达到对皇权膜拜的极致，老先生无疑是有责任的。因为，《论语》中传达出来的这种精神，被后人有选择地放大了。
不过，作为后世读书人的精神支柱，儒家文化又有其独立精神，这在孔子时代还是比较突出的。笔者一直比较欣赏的是这一段：
陈成子弒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弒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论语•宪问第二十二》
这短话是比较直观地能体现孔子“行政精神”的一段。陈成子杀了齐简公，事属“弑君”，理应讨伐。陈恒是齐国大夫，又叫田成子。他以大斗借出、小斗收进的方法得到了百姓拥护，为他后来弑君埋下伏笔。陈恒弑君发生在鲁哀公十四年，这一年是孔子的多事之秋，孔子时年71岁，颜回卒，学术的继承人先自己而去，对老人家打击很大。是年，鲁西狩获麟，孔子《春秋》绝笔。而陈恒弑君这事，对孔老夫子的打击也很大。
当时，孔子早已退休在家。但弑君这种事在孔子看来是不能不管的。因为孔子做过鲁国大夫，具有这种“行政责任”，也有这种“行政能力”。因此，孔子斋戒沐浴之后上朝，《左传》上记载是斋戒了三天，不过现在看，要是真的斋戒三天，可有点耽误时间，行政效率受影响。
孔子上朝去见鲁哀公，报告说：“陈恒把他的君主杀了，请你出兵讨伐他。”孔子自己是尽了责，却把难题甩给了鲁哀公。当时权力已经由天子转移到诸侯，并进而转移到大夫。鲁国的情况并不比齐国好多少。齐国的大夫杀了国君，鲁国的权柄也被孟孙、叔孙、季孙三个大夫把持，孔子要哀公去讨伐陈恒，等于要哀公向“三家”宣战，那等于要哀公自己送死，从这个角度讲，这个建议“不厚道”。
好在鲁哀公并不糊涂，对孔子说：“你去报告那三位大夫（三子）吧。”孔子对这事很尴尬，哀公不能自命三家，这事让孔子很痛心，而自己又要替君传话，等于自己也跟着受辱。所以孔子退朝后自己说：“因为我曾经做过大夫，所以不敢不来报告，君主却说‘你去告诉那三位大夫吧’！”这话既是感慨，又是愤懑，又是为自己解释。孔子不愿意去三家，但此时有君命在身，不能不去。但是，显然“三家”也绝对不会去讨伐陈恒，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果然，孔子去向那三位大夫报告后，三家对他说：“不可。”这口气，比国君可牛多了。干脆利落，不容商量。孔子从“三家”出来手，说：“因为我曾经做过大夫，所以不敢不来报告啊！”这话既是感慨，又是给自己解嘲，并再次给自己的行为说明了理由。
从通篇看，这次“行政行为”是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行政精神”的体现。既履行了职责，免除了“不作为”的嫌疑（向哀公报告），又保持了自己的气节（国君让我向你们三家报告的，不是我要来），这种精神是认真负责的，但方法和结果显得过于简单，缺乏手段和圆滑。不过，我认为这倒是孔子的可爱之处，按程序、守规矩，这是现代行政行为的重要原则。
对中国人而已，这种“傻认真”、“死较真”的精神尤为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