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24日两天，接连收到几位朋友的电话或短消息，告知我原来公司的总裁杨骏先生去世的消息。收到消息后，立刻就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去参加他26号在龙华殡仪馆的悼念仪式。临行却又犹豫起来，犹豫的是，我这样一个原君安的小土豆，与杨总个人又无交情可言，去参加是否多余。最终，并未成行。
事情发生已经半个多月，但当时的那种冲动仍萦绕在怀，久久难以平息。因为杨骏这个名字，以及他所象征的君安证券，曾与我迄今为止的人生经历发生了一段值得回味的关联，代表着我人生历程中的一段迷茫的岁月。
1997年之前，我的人生非常简单直接，无非是目标明确的一场场考试。到了1995年，在朱东平老师的影响下，我以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已经确定，那就是搞一辈子经济学研究。而要搞经济学研究，以为唯一的道路就是到美国读博士。于是1996年10月之前的整个一年，我都沉浸在TOFEL和GRE考试中。虽然中间经历了毕业、留校和正式走上讲坛，但内心只停留在一套套全真试题中，外界的一切似乎只是变动的背景。可时间到了1997年3月，我没能拿到美国高校的奖学金（虽然有录取书）。那时一个月工资660元的我，只能断绝出国留学之念，也因此认为自己做学问的道路不能通行。
不仅出国之念断绝，而且当时我对从事学术研究也发生了深深的怀疑。怀疑一方面来自于旁听了一门博士课程“数据分析方法”，虽然因时间关系并未深入学习这门课，但给我一个印象是，无论什么样的结论，都能从一堆数据中得出来，只要你会调整参数或改变条件。怀疑的另一个方面来自惊人的收入差距对此，在学校我一个月仅挣660，而我许多在公司做的同学，月收入是这个数字的10倍。
所以，1997年4月，我处于极度的迷茫之中，不知何处是自己的道路，不知道自己生存的意义到底何在。虽然在4月份考取了本校的博士生，但对做学术已深深怀疑和绝望。5月下旬，大学同学、当时任职君安证券研究所的杨军告诉我，他们在招人，问我有没有兴趣。我像拣到救命稻草一样，在6月初，生平第一次坐上了飞机，来到深圳参加研究所的招新考试。
在招新考试的面试中，第一次见到了时任副总裁（分管研究所）的杨骏。他当时只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来我们研究所。自己是如何回答的，现在早就忘光了，只记得内心里的真实答案是，你们给的钱多。那时，君安研究所一个正式的研究员，能有6千以上的月收入。于是，在同学杨军和研究所其他几个朋友的帮助下，我于7月中就开始在君安研究所上班了。在上班之前，我将读研期间所购买和复印的书籍，几乎全部卖掉，以弃绝学术的诱惑，宣示自己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决心。
现在想起来，在深圳研究所的那段日子，真是五味并呈，既有酸楚，又有别的什么味道。
首先的味道是兴奋，兴奋自己对金钱的渴望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途径。实习期的工资已有三千多，五倍于教书收入。特别是每日盯逐着变幻莫测的股价曲线，交流着或真或假的小道消息，感叹着上涨的喜悦和跌落的失望，人人脸上都堆满发财的欲望与激动。
然后的味道是骚动，在中国最开放城市各种刺激下的青春骚动。那时，窗外时常下着瓢泼大雨，一帮满身汗珠的单身汉，光着膀子，聚在君安所提供的集体宿舍里，观看带颜色的碟片。只听见疯狂转动的电风扇声音，以及一屋子的沉重呼吸。
再有的味道就是压力。公司对研究员的成绩是要考核的，考核不合格者将被淘汰。一种商场无情竞争的压力，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头上。研究报告的质量和数量，与上市公司的关系程度，营业部和其他服务对象的满意程度，都影响研究员的成绩。这种压力被杨骏一次次画出来的大饼（总是承诺要给研究员更高的薪水或奖金）所加强，虽然这些画饼后来从未兑现，但年轻的心总是一遍遍激动，并因这种激动而自我加压。除了有家室负担的，其他研究员大多自觉加班到晚上九点半，再乘公司特意提供的班车回去。
当然，最深刻的味道，仍然是迷茫。虽然自以为此时对金钱的渴望已完全压倒了对学术的热情，但心底里自觉不自觉地似乎仍有一份坚持，坚持去思考一些似乎带点学术的问题，而不愿彻底融入到商业化的研究和写作中去。自己申请参加了北京的一个股份制研讨会（那时君安出差管理真是宽松，而杨骏的一个特点就是见不得研究员猫在所里不出去调研），写了一份会议纪要；自作主张参加了山东淄博的一个场外证券交易市场（上柜公司股票交易市场）的研讨会，写了一份调研报告；积极参与了所里一个研究项目，对其他大券商的证券研究机构展开研究；中途退出了给当时的总裁张国庆起草大学讲演稿的小组；迟迟不愿对研究所服务上市公司的问卷调研材料展开分析…。每到周末，我总是习惯性地跑到深圳图书大厦，坐在地上翻书。不知不觉地，我又买了不少书，以至于在所住房间里，又置起了一个书架，书架上竟然重新摆满了书。
时间到了1998年1月，我进公司半年了，要进行转正考核和面试了。此时已升任总裁的杨骏，再次成为我的主考官。冥冥之中也许真的有命运这回事，杨骏对我的表现不满意，而这种不满意影响了我后来的选择。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真的很差，还是像李迅雷老师说的，我那份对场外证券交易市场有所肯定的报告冒犯了他（杨总裁在这一市场上输了不少钱），还是在回答他的问题“你觉得自己是否适合在研究所工作”时表现不佳（我的答复是一开始我的研究沿用学校的思路，不太适应，现在已经慢慢适应了），总之杨骏的决定是，我可以转正但需调往营业部工作。
我竟然失败了。这对我弃绝学术而转向商业的决心，是一个严重打击，更是给我自上学以来一直优异的表现，画上了终止符。当时的我，失望、难受、灰心（也许每一个学校里成绩优秀的人都经历过吧）。不过，说不清道不明的是，在失望、难受、灰心之余，我却隐隐有一种解脱的感觉，似乎长期以来的艰难抉择，已少了一个选择项，情况明朗不少，所以反而一种隐隐的兴奋。
在同租屋的室友姜涛（任职于人力资源部）的帮助下，1998年4月，我被安排回了上海，到君安在常德路的营业部工作。其实在到营业部报道之前，我似乎慢慢又开始燃起对学术的兴趣，这种兴趣又可能来自于一种报复性的反应（反正在商业化方面自己也不成功）。也可能跟自己所读的博士课程逐渐展开，并即将进入论文阶段的预期有关。
世事难料的是，到了上海后，我竟然在君安公司有了一点小小的成功。这种成功，首先来自原在常德路营业部、后来任职上海总部零售客户部的张丽娜总经理的赏识，并被调入她所在的部门，然后是来自当时坐镇上海的公司副总裁余紫秋，他积极支持张丽娜带着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举办营业部信息交流会、创办经济业务通讯内部电子杂志、举行大投资者俱乐部活动）。最开心的成功，应该就是这种能将自己的设想，在领导支持下逐渐得以实现的成功。还有一方面就是，应着自己的举荐，一些熟识的朋友也陆续进入君安。大家平时在一起开心地工作、加班，下班后聚在一起吃吃喝喝，谈天说地，煞是开心。
我经历中、印象中君安的最后辉煌，是1998年6月，在深圳大剧院（蔡屋围？）召开君安证券全公司所有营业部大客户的联欢会，以及随后召开的员工大会。大会上，杨骏总裁告诉我们，公司已几乎不投资A股，而大量购买B股（今天看来这一决策多么英明），以及公司将进行股权改革，1997的年终奖将以公司股份的形式发给大家。而张国庆董事长则信誓旦旦地说，君安要办一百年。我当时代表着上海总部，带着一批客户去了深圳并参加了员工大会。言犹在耳，哪知一个月后，君安就呼拉拉大厦倾倒，所有的君安人从此都失去了家。
1998年后君安和国泰的合并，我自己在其中似乎没有什么损失，得到一个国泰君安上海分公司纪委委员（似乎从未行使过任何职权）的身份，一份分公司机关党支部书记的职务（兼），以及一个1998年度君安证券公司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虽然在心底里似乎从未能认同自己在公司中的商业化身份，但好像矛盾的是，“君安证券优秀共产党员”是我唯一愿意写在简历中的所获荣誉（尽管含金量比君安证券优秀员工来得差）。
1999年的我，似乎已摆脱了1997年以来的迷茫。一方面，暮气日深的新公司，激不起君安时期多数人曾有的狂热，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心底里知道迟早将会离开，虽然去哪里自己也不清楚。另一方面是，我的导师从国外访学回来，现场督促我开始做论文，有了忙碌的对象。当然，还有就是1999年519行情的兴起，赚钱的热潮和客户忙碌的咨询，淹没了上班中的一切时段。这一年是我迄今以来最简单、最充实的一年。
2000年6月，我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后，突然又陷入失去目标后的茫然。1997年的迷茫中，带有抛弃过去一切种种的坚决，并伴随着对金钱的狂热；2000年下半年的迷茫，则带有对自己所经历道路的深深思索，以及在思索中逐渐引发出来的对学术道路的坚定。迷茫似乎渐渐隐去，前方的道路，不断清晰起来。我在2004年写下的一段文字，记录了自己的这一段心路变化的过程：
“每日里，沉醉于曲线的升降，忙碌于客户的咨询。但是，在纷扰浮华的背后，仍有东西在吸引我，午夜梦回之时，总有声音在召唤我，使我不能满足于当时的生活，使我产生重归学术的渴望。2001年6月股市的下跌以及未来二三年调整的趋势，给了我脱离证券界的借口和机会。”
谢天谢地，从2001年6月之后，我终于告别了自己的那段迷茫岁月，逐渐走上自己选择的道路。未来会怎样，我不知道。也许最终会因自己在学术上一无所成，而又未能满足对金钱的欲望，后悔今天的选择。但是，至少今天的我，是平和和满足的。
忘了是谁做过的粗俗比方，妓女和学者，是世界上唯一能从职业本身得到乐趣的两种人。也许吧。
仅以此文，纪念逝去的杨骏先生，我的君安经历，以及自己的那段迷茫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