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平息西方文明所引起的精神骚动和不安，自鸦片战争以后，乃至上溯到西学东渐以来，一代接一代的思想家们作出了艰苦卓著的努力，提出了不知其数的看法、观点、理念、学说、理论和思想。甚至最高统治者也加入到这一行列，如康熙大帝当年公开倡导“西学中源”说，在《三角形推算法论》中明确提出：“论者以古法今法之不同，深不知历。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术也。”意思是说，西方的科技之长（如历法）原本出自于咱们中华。
我们没必要在这里一一列举这不知其数的观点、理念、学说、理论和思想，但总体上，我们能够肯定，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说法可以真正实现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无缝连接！道理非常简单，西方文明是讲逻辑讲理性讲实证的，可谁已经严格地用实证用理性用逻辑来论证中华文明了？更明白地说，文明是人与人的博弈的总和，博弈论如今更是数学和经济学最强有力的工具，有谁已经用博弈论来论证中华文明了？
——No！所谓“创造性转型”或“内圣开出新外王”谈不上作为论证，所谓“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更谈不上作为论证，其余的更多都是一些乌合之谈，多像“西学中源”说一样牵强附会。要不然，就是中西两张皮，或是全盘西化，言必称希腊；或是自说自话，言不及希腊，用“四书”解释“四书”，用“五经”解说“五经”。
我们已经作出一个尝试，尝试从西方的角度用西方的工具来论证中华的智慧，结果发现：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原本相通，完全能够圆融一体，也就像在地球上能从西方走到东方一样，在学理上也能从西方走到东方！我们把这一尝试记录在《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一书中！该书的主题原本是证明自由秩序，但为强调中西文明的相通相融，特称之为“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
从逻辑上讲，“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是一个逻辑推演体系；从经济学上讲，“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是一个博弈演进体系，它是由一个逻辑原子、一个公设和十三个定理（推演）所构成：
逻辑原子：“我”就是“我”，人是围绕“我”的一种圆运动；
公设：“我”这一圆运动的圆心是别人对“我”的注目礼。
第01级推演：注目礼争夺战！
第02级推演：暴力无效用！
第03级推演：养人方能服人！
第04级推演：人生的终极意义是征服自己！
第05级推演：社会舞台，文化游戏！
第06级推演：不在一条直线上的三方确定一个均衡！
第07级推演：无私实现自我！
第08级推演：领导人是持续均衡的保证！
第09级推演：窝是暴力的边界！
第10级推演：人有本分！
第11级推演：道法自然！
第12级推演：工业文明前途不妙！
第13级推演：人类未来必须大力以中华文明为师！
显而易见，“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 在形式上是完全西化的，中华哲学没有这样的概念，也没有这样的论述，更没有这样的推演。但“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的精神实质和最后结论又的的确确是咱们中华的，特别是第13级推演更是旗帜鲜明地宣布：人类未来必须大力以中华文明为师！其中第08级推演“领导人是持续均衡的保证”更是明显的中华特色，实际上是为儒家所谓的“君子”或“德治”作出论证，也可以表述为：君子是持续均衡的保证！抑或是：所谓君子，就是保证持续均衡的人！
在常识中，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差别是非常大的，从一定的角度看，甚至可以说是天壤之别！或说中华文明是内省的而西方文明是外向的，或说中华文明是精神的而西方文明是物质的，或说中华文明是讲做人的而西方文明是讲做事的，或说中华文明集体主义的而西方文明个人主义的，这样的说法可谓不胜枚举。“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究竟是怎么实现中与西的无缝连接的呢？我们愿意在这里作一个简单的提示。
对哲学有过接触的人应该都知道，西方哲学有一个形而上学传统。什么是形而上学？不要以为就多高多深多难，众所周知，人的好奇心是无穷尽的，正所谓“一点真疑不间断，打破沙锅问到底”！那怎么样才能够终止人的无穷好奇与追问呢？形而上学来了！
在西方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算是形而上学的始作俑者，他当年就明确提出此一问题和相应的解决方案，其话是这样表述的：“既然任何运动着的事物都必然有推动者，如果有某一事物在被运动着的事物推动着作位移运动，而这个推动者又是被别的运动着的事物推动着运动的，后一个推动又是被别的运动着的事物推动着运动的，如此等等，这不能无限地推溯上去，那么必然有第一推动者。”
所谓“第一推动者”就是亚氏终止人的无穷好奇与追问的解决方案，那什么是“第一推动者”呢？亚氏的解释是所谓“自身不被别的事物推动”，乃“不动的原动者”。自亚氏以后，西方哲学史上其他大哲学家也提出过自己相应的方案，但都“换汤不换药”。笛卡尔是论所谓“上帝”，那上帝是什么呢？“能自己存在而其存在并不需要别的事物的一种事物”。斯宾诺莎是论所谓“实体”，那实体是什么呢？“实体是自己存在的，是不借助于别的东西而存在，并且只有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实体自身是自身的原因”。显而易见，无论上帝，还是实体，与第一推动者本质上并无二致。
不要说形而上学，就是形而下学，包括全部的自然科学，如果要终止人的无穷妤奇和追问，像亚氏这样的方案也是不可或缺的。这最典型地反映在当今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所提出的“无边界宇宙模型”中，所谓无边界宇宙模型，用霍金自己的话说就是，宇宙完全自足，而不被任何外在于它的东西所影响，既不被创生，也不被消灭；它就是存在。这不正与第一推动者、上帝和实体似曾相识，乃至异曲同工吗？
在任何的学科领域，甚至在目前人类还没有开创的学科领域，人的好奇和追问都是无穷的。如果要终止人的无穷好奇和追问，或者说，任何学科要进行终极思考，类似亚氏和霍金的问题都是不可避免的，类似亚氏和霍金的方案也是不可或缺的。
拿社会学来说，社会分化是社会学的重要问题，那究竟怎么样避免社会分化呢？我们可以作种种技术上的思考，但如果要一直深究下去，就会发现：此一问题与当年亚氏思考第一推动者完全一回事！最后必定思考到：一个人究竟能不能“足乎己无待于外”？如果一个人做不到足乎己无待于外，分化就是不可避免的。
再拿经济学来说，这比社会学要好说一些，因为经济学已经存在相关思考的学理基础，这就是经济学所讲的均衡和稀缺问题。如果把均衡与稀缺问题深究下去，就会发现：此一问题与当年亚氏思考第一推动者完全一回事！道理非常简单，两个人的竞争模型，不管他俩竞争的是外在的有形东西，比如资源和财富，还是外在的无形东西，比如虚荣或尊严，都无法真正达到均衡，稀缺在这里是不可避免的。道理也非常简单，外在的东西，不管有形还是无形，是你的就不能是我的。要真正实现均衡，解决稀缺，必须依赖于人存在一种“足乎己无待于外”的状态，这时候人自身是自身的满足，自身是自身的推动，自身是自身的原因，“我”就是“我”，不动的原动者！政治学讲自由民主，事实上，自由民主的真谛也正在这里，也只在这里，人若本质上不是足乎己无待于外的，而是依赖于人的，存在依附性，谈什么民主？说什么自由？
类似“第一推动者”的问题和方案在逻辑学上当然也有反映，逻辑学是研究人的思维规律的，当然更有最基本的反映，这就是哥德尔定理所提出来的。哥德尔定理是是西方逻辑学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最重要的一个逻辑突破，它是由奥地利数理逻辑学家库尔特·哥德尔在1931年完成的。
但实际上，哥德尔定理十分常识化，它所宣告的就是，任何形式体系都不是自足的，或者说，任何形式体系都必须使用假设基础，有待于外，没有哪一种形式理论能够足乎己，逻辑自洽。这当然是常识，任何证明，皆有个起点，也就是赖以立足的地方，否则岂不成“空手套白狼”！那这个天底下真正“足乎己无待于外”的东西在哪里呢？这就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人——“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所提出的“注目礼人”！详细论证请参阅《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
毛主席说得好，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个极点，你就睡不着觉。我们正是通过极点思考完成了“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正是藉着终止人的无穷好奇与追问的终极思考，藉着对经济学均衡与稀缺问题的终极思考，藉着对政治学自由民主问题的终极思考，藉着对社会学社会分化问题的终极思考，藉着对逻辑学自洽问题的终极思考，藉着对哲学的终极思考，“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开辟了从西方文明通向中华文明的阳关大道，从西方走到了东方！那咱们这一觉当然就应该美美地睡上了，难道还不？！
《中庸》云：“君子之道，本诸身，徵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如果说狂妄，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狂妄的表白，它在全维度上狂到极点，尤其在时间上更是大举入侵未来，狂到一百代以后，“圣人复起，不易吾言”！
我们支持《中庸》的“狂妄”，事实上，“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呼应了《中庸》的“狂妄”！在这里，我们愿意秉承古圣先贤的“狂妄”，发出“黄河的咆哮”：
中华文明从此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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