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好当前世界文化的形势，对于中国文明的崛起将是一次绝好的机会，但是再好的机会也将很可能会“稍纵即逝”，一切问题的关键，都将取决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抉择。非常明显，选择重走“儒家伦礼”的老路，将绝对只能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死路一条。如果真是那样，那也只能认定，中国人基本上是一个没有什么希望的民族，而中国也基本上是一个没有什么希望的国家。
“儒家伦礼”根本就不是什么人类正当的文化伦理，因为那是一个只认“亲疏”、“贵贱”、“尊卑”，而根本就不知道“真假”、“善恶”、“美丑”为何物的非人性、反人性、非文化、反文化的“动物性”的“伦礼”。这种动物性的“儒家伦礼”整整败坏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两千多年，而在这两千多年之中，我们所取得的所有的文明成就，全部加起来也不及仅仅只有三百年历史的美国的百分之一，更不要说我们的人口还是美国的多少倍。
通过对于西方人类历史的阅读，我们认识到了西方近代文化从“中世纪”的“黑暗”之
中获得“崛起”的最关键的“因素”，即是发生在十六世纪的西方新教伦理的改革，或称新
教伦理的革命。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即对此作出了最精彩的说
明，而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事实上也得到了大多数西方哲学思想家们的认同，例如罗素就非
常认同这种观点，虽然他更多谈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三者共同联合的作用，
但也同时指出了在其中，新教伦理改革所具有的特别重要的位置和意义。美国社会学家默顿，
更是雄辩地论证了“新教伦理革命”对于促成西方近代科学革命兴起的最直接的意义。
为什么一定首先是“伦理”的“改革”或“革命”呢？
因为“伦理”讲的正是社会之中人与人之间的最普遍的关系的原理和理论基础。真正现
代社会的最小的单元是个人，是一个个能够平等相处的活生生的个“人”，而不应该继续像
过去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个的“家庭”，尤其更不是过去古老的“家族”（包括近代事实上的团体、党派或更一般的集体），乃至“部落”。
伦理的习惯往往也是社会“约束”的习惯，历史上错误的“约束”事实上曾经严重地束
缚了人类社会关系的发展，包括社会中政治的关系、经济的关系和文化的关系的发展。以西
方中世纪的社会为例，西方人的伦理主要是宗教伦理，信仰上帝构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
重要的基石，在很大的程度上，真理就是上帝。然而在（天主教）旧教伦理之中，每一个人
与上帝的交往，全都必须经过庞大的教会、主教、神父等等的“中介”，这种“中介”构成了中世纪一切腐败的社会关系的源泉。新教伦理改革的一个最重要的措施，即是废除了这个教会的“中介”，从而要求每一个人都能够独立地通过阅读《圣经》，由个人自身直接与上帝进行心灵的沟通。这其实即是实现了“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的一个重大的伦理关系的突破。
西方近代历史的发展证明，新教伦理改革的的确确是最大限度地解放了西方人社会发展
的原动力。比较而言，文艺复兴不过是少数文化人士们的人文思想的萌动，而新教伦理改革
所涉及到的人们则要远为普遍得多，几乎上上下下，无不受到震动。紧接着的启蒙运动则更
是把文化伦理的改革和革命深化到了所有社会的领域——哲学、科学、艺术、经济、技术以
及政治立法、司法、行政的领域，等等。正是在这种历史的趋势之中产生了美国人的“独立
宣言”、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等等等等，而这一切，
其实也全都是新教伦理革命的继续。最醒目的是，新教伦理的革命直接给全人类带来了“资
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一直活跃到了今天，乃至继续传到了今天的中国。
与西方的历史不同，中国人的历史在两千多年的运行之中只有不断的重复，所谓“分久
必合，合久必分”，全都只不过是“天命的血缘的宗法的等级的人治的极权的专制的”（儒家伦礼）单一社会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反复复的再现。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国人的“伦理”始终都只有两千多年前即开始保持不变的“儒家伦礼”，而且这种“儒家伦礼”直到今天还有大量中国人恋恋不舍。中国人直到今天所关心的仍旧是“亲亲尊尊长长”的问题，而根本就不涉及到“真真善善美美”的问题。政治仍旧是亲亲尊尊长长的政治，经济仍旧是亲亲尊尊长长的经济，文化仍旧是亲亲尊尊长长的文化。在如此的中国“社会”之中，是容纳不下“平等”的“真”、“自主（民主）”的“善”和“自由”的“美”等种种真正人类文化问题的“探讨”的，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问题基本上与中国人“无缘”，甚至“绝缘”。
为什么？因为在中国仍旧盛行“儒家伦礼”。“儒家伦礼”明显地反对政治的“人人平等”，“儒家伦礼”明显地反对经济的“民主”，“儒家伦礼”明显地反对文化的“自由”。近三十年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大大加速了中国社会全面“西化”的过程，这同时也大大
冲击了中国人陈旧的“儒家伦礼”的习惯。长期以来，在中国的思想理论界，事实上并没有
产生和积累起足够的精神力量能够真正“冲破”“儒家伦礼”的罗网，然而近三十年真实而
强大的“资本主义化”——“西化”的外部动力却在事实上已经极大地震撼并动摇了中国陈
旧的“儒家伦礼”的社会体制的基础，“儒家伦礼”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岌岌乎殆哉，
并从而已经构成了当前中国全面危机的精神内核。这种危机既极大地震撼了上层的政治结
构，同时也极大地震撼了所有下层守旧人们的心灵。这一上一下的相互呼应，即产生了当前
大办“国学”、恢复“儒家”、全面复古守旧的“文化”态势。这种复古守旧的文化“复辟”
的可笑的闹剧不仅于事无补，还将适得其反，从而更加剧中国社会自身内在种种关系的失调，
以至愈来愈形成巨大的发展阻力甚至形成可怕的崩溃之势。在巨大的危机面前，如何力挽狂
澜，如何化解巨大的危险，而使之成为对今后发展有利的巨大的机会？从根本的意义上看，办法只有一个，即不仅不要排除外力，不要排除（资本主义化的）西化的外部动力，而且更必须同时努力重视并挖掘中华民族自身内在真正的精神动力。事实上，在中国的古代，并不仅只有“儒家伦礼”，还有更伟大的老子的“道德伦理”和墨子的“功利伦理”。经过近二十多年的研究，我发现，老子的“道德伦理”才是真正中华民族伟大的伦理。这种“伦理”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事实上也将成为全世界人类的瑰宝。我发现，老子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道德家”，更可以从道德家而升华为一位伟大的“逻辑学家”，一位全人类最伟大的“伦理学家”。走老子的伦理之路才是我们中华民族当前惟一的选择。老子的“逻辑”是“全息逻辑”，老子的“伦理”是“全息伦理”。关于这一点，我将在我今后的文章和著作之中为大家作出详细的阐释。当前的今天，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悠久的“儒家伦礼”不仅不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事实上更是中华民族身上久久蕴藏的“毒瘤”，是中华民族心灵的枷锁，是中华民族当下所有一切危机的历史的根源，是造成当下中国文化全面深入发展下去的几乎一切困境的文化精神上的“瓶颈”，因此，“儒家伦礼”才是今天真正要求我们，立即对之发起革命的最顽固最反动的对象。也正是因此，我认为，我们中华民族急需一场深刻的伦理革命，革“儒家伦礼”的命。这是一场思想革命，一场必须让所有的青年人立即清醒地认识到“儒家伦礼”的严重的历史性“毒害”的思维领域的革命。我们的思想革命的原动力，既来自西方近代哲学伦理的外部力量，但也更同时来自我们伟大的精神祖先老子的伟大的道德伦理的内在力量。我知道，仅仅我个人的呼唤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大多数年轻朋友们的响应。这场革命的能否取得成功，实际上决定了21 世纪之后的中国到底能不能够真正崛起的关键。这场中国的伦理革命，本质上即是发生在新的21 世纪东方的类似16 世纪西方新教伦理革命的关键的伦理革命，它不仅将彻底地改变中国，它还将彻底地改变全世界人类的文化和文明发展的总的态势，这将是一场迎接全人类智本主义精神的革命。我希望我亲爱的同胞，能够认真地倾听我的发自深心的通贯全人类历史文明的呼唤。说到底，没有一场真正的伦理革命，中国就将仍旧是一架永远在自我绞杀的“绞肉机”，一个的的确确没有了任何文化发展希望的民族。要么，最精彩地“活”下去，发起一场史无前例的中华伦理大革命，把中华民族子子孙孙们的文化精神的原动力在最大可能的意义上全面充分地调动起来，让21 世纪之后的时代真正成为中华民族文明的时代；要么，一点一滴地“死”去，继续让“儒家伦礼”的幽灵彻底干净地扼杀掉中国人子子孙孙文化的精神，让“中华文明”彻底地堕落、消亡，而使之终于成为“印第安人文明”的第二。
自 价值中国网合作单位——欧美同学会 “国家形象与具有国家感染力”论坛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