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寻常的“人情练达”
我与柳传志只见过一面，谈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写什么东西。我当时找的话题是“转型期制度因素对企业家行为的影响”，基本的观点有三个：第一，按照西方的企业家理论，中国产生不了企业家，因为缺乏制度和文化的支持；第二，事实上，这20多年，中国产生了很多企业家，而且在他们身上发展出一些远比西方企业家更丰富的企业家才能；第三，因此，结论是，只要存在市场经济，即使它有多么不完整和畸形，就必然存在企业家产生的土壤。尤其是在计划经济(无市场)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可能要比成熟的市场经济更需要也更能磨练企业家。只要市场经济开了一道门缝(即所谓“freedom of entrepreneurial entry”，企业进入自由)，那么真正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就会牢牢抓住这小小的机会，把整个门撞开，趟出一条路，甚至是一条大路。我的意思是，一、中国的企业家到美国创业不一定行；二、假如是美国的企业家来中国办联想，肯定没有现在的联想做得这么好。在转型期的中国市场上，需要一些特殊的、西方管理教科书里没有的企业家才能。柳传志同意我的观点。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还没有听到我表达第二层意思——也就是由衷地赞扬联想的意思，就说：“是，我要到美国去，做不了那么大。“
在我为了写《大变局》这本书研究柳传志的时候，我发觉，这是一个在外人面前非常谦和、经常讲“我、联想什么时候有过什么问题”的人。那次交谈，他就提到，联想创业早期，和四通在同一栋办公楼办公，为了比谁挂在外面的招牌大，弄得面红耳赤。柳传志和外人的这种谈话风格，无形中是在自己“降低”自己。也正因为此，和他在一起，你绝对感受不到来自他的声名与威望的压力，柳传志“低”的这一步，让你海阔天空。这在中国的文化里，叫自谦、自抑。
我注意到，很多记者写柳传志的时候，都有一种“和他是朋友”、“很近”的情绪的流露。因此，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就站在了联想的立场和角度。其实，真的是朋友、真的很近吗？当然不是。但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觉，这种明明不真实的感觉？这就是柳传志非常特殊的魅力。他让事实上离他很远的人都觉得很近。而更重要的是，在柳传志，这种风格并不造作，不是装给谁看的。我也相信，假如这些以为跟他是朋友的人真的有困难要麻烦他，他只要可能都是会帮助的。
柳传志的这些人情练达的行为，在同代一流企业家中极为罕见(我亲自看到和听到不止一位在名声上与柳相去不远的企业家如何在记者面前失态，因为记者的稍微为难一点的问题就大发雷霆，而且那些问题还是事实)，在后辈企业家中更属凤毛麟角(他们生活的时代的价值观注定他们不再可能自我压抑，在与人交往中也决不乐意做那些利益交换不对等的事情)。
柳传志对我说：“联想跟四通学了不少东西，四通当年讲‘把铁饭碗砸了，端起泥饭碗’，让我耳目一新。四通最早成立了公关部，很重视宣传，还有和政府部门的关系。万润南对我说，公关宣传不一定是广告，如果你的企业里有国家的热点，自然会被宣传，对企业发展非常有利。联想后来坚持这样做了，但四通没做下去。”联想跟四通早已经不是一个层次(不仅是规模，更是指做企业的心态和方法)，而柳至今仍在“思源”。
需要知道的是，能够把联想做到如此地步的人，其个人的大智、大慧、大勇、大谋当为必备。柳传志也是极有血气、个性极强的人。1984年，他以40岁的年龄，依然下海创业，就充分说明了他的不甘寂寞和对个人有大的期许。柳传志回首自己的创业时说过：“科学院有些公司的总经理回首过去，总喜欢讲他们从前在科研上都多么有成就，是领导硬让他们改行，我可不是，我是自己非改行不可。”非改不可，是一种决绝的心理硬度。在联想历史上，柳传志面对的许多困难，均属退一步即深渊的境地，非钢铁意志不足以抗衡。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人情上却又如此自谦，实在让人不能不深思。
“洞明世事”而“练达人情”
人有善根，也有弱点，并没有天生圣贤。柳传志今天的人生历练，主要还是要从他所在的外部环境来考虑。简单说，就是“世故”导致“人情”，“洞明世事”带来“练达人情”。柳传志形成今天这样的性格和接人待物的方式，与环境是分不开的。他要做大的事业，立非常之功，必须和环境有高度的和谐性，否则要么被环境拒斥而无法得到发展，要么与流俗合污而丧失高远目标。而要创造这种和谐，必须有常人难以想象的智慧、坚韧和胸怀。用《北京晨报》记者刘书的话：“联想发展到今天，忍耐了很多很多常人无法忍耐的东西，隐藏过常理不应隐藏的黑暗，为他人背过的黑锅也历历可数。但柳传志却全做到了，保全了企业的发展，也保全了自己。”用柳的继任者杨元庆的话，柳传志有极强的妥协能力。“如果当初联想只有我这样年轻气盛，没有柳传志懂得在什么地方需要妥协的话，联想就没有今天了。”用一位联想高层经理人的话：“柳传志这么多年受过太多的来自方方面面的审查，要是他个人真有大问题，哪怕是生活作风方面的，早就完了。别的企业老板包个情人，弄点私利问题不大，柳传志是多少人盯着的，他不能出事。他也没有出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