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

资中筠 原创 | 2011-06-05 10:48 | 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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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试图将中国知识分子——略相当于古之“士”——的精神演变从一个角度理出一条脉络,探求出路。重点在思想文化,不可能涵盖一切,当然也不可能孤立于大的历史发展背景。

  中国“士”的黄金时期在春秋战国,真正的“百家争鸣”发源于此时。至今国人引以自豪的“几千年的辉煌”,从思想层面说,实际上就是那个时期所创造以及后来的流风余韵。自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专制制度,到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一家之后,思想开始受到禁锢,难以出现在平等基础上的、充分自由的“百家争鸣”,但文化学术也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中国农耕文明达到的高度和精致程度为世界之最,适应这一文明的专制皇朝制度也设计周到、高度成熟。所以凭武力征服中原的游牧民族都在文化和制度上被汉化。又由于地理的特点,可以长期封闭,“六合之外,姑存不论”。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是唯一未中断的文明古国,原因在此。所以笔者常说中华民族早熟、早慧。

  一般欧洲史家把欧洲近代史从15世纪中叶算起,因为那时开始出现与中古告别的文艺复兴、宗教改良,以及各种新思潮,为后来的启蒙思想家提供资源。中国的近代史始于19世纪中叶,从那时起,极端封闭的社会被打开了一个口子,从此“以夏化夷”的途径逆转,西学开始东渐。所以中国的“近代”比西欧晚了400年。以发展道路论,至少从明朝开始,就拉开了差距。这种分法不是主观随意的,或是以欧洲为中心,而是根据文明发展的客观标准。

  源于古代的传统

  中国古代丰富的哲学思想,与古希腊差不多同步。不过西方的哲学重理性、逻辑,通向自然科学,造成以后的科学和生产力的大发展。中国的哲学通向道德伦理和政治,从“修身”到“治国平天下”,传统的读书人都致力于政治文化。正因为如此,人际关系之道和政治文化十分发达,而自然科学、市场经济和工业化难以发展。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是独立自由的。孔子周游列国,游说君主采纳他的意见,一国不行,就到他国,困厄、饥饿,在所不辞,到处碰壁,“吾道不行”则宁可“乘桴浮于海”,也决不妥协。他要求见用的首先是自己的主张而不一定是本人,所以决不放弃自己的学说来迎合在位者。“乡愿”被夫子斥为“德之贼也”。孟子的言论就更加鲜明,与“王”谈话是教训的口吻,一副“帝王师”的架势,是后来的“士”所艳羡、向往而再也做不到的。孟子表达了当时儒家治国的最高理想,现在经常引用的“君轻民贵”之类的话虽然不能附会为现代民主原则和民本思想,但在等级制度正在发展巩固的时代,提醒在位者重视“民”,已属难能可贵。他以他特有的坦率而透彻的风格提出的理想社会和对君主提出的要求是专制君主不愿意也做不到的。难怪到了朱元璋那里,感到难以忍受,就大力删《孟子》,几乎把今天看来闪光之处全部删掉(邵燕祥曾为文详细摘录朱元璋所删《孟子》的章节),而且取消了孟子陪享孔庙的资格。

  一般都把“春秋”与“战国”相提并论,实际上到战国后期,司马迁所推崇的那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气度已经大减,变得功利和实用,以《战国策》为代表,一批舌辩之士用舌头混饭吃。他们只能是“谋士”而不是帝王师。所以总是准备几套方案:“上、中、下三策”供君主选择,其目标是助王称霸,而不再是促王行仁义。他们讲究的是“术”,而不是“道”。从道德层面看,也不再坚持原则和人格独立。自此以后,中国的读书人日益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经典著作也仅仅被当做治国的工具。

  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如果秦皇朝得以巩固,也许可能正式以“法家”治国,但是时间太短,没有来得及树立自己的道统。到汉武帝从董仲舒独尊儒家之后,在道统上儒家学说统治了两千年。董仲舒的原意可能是想用儒学对皇帝有所约束,但是儒家所主张的以德治国、行仁义、“内圣外王”那一套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是外儒内法,并杂以黄老之术。如毛泽东从柳宗元说:“百代都行秦政法”。只是柳着重的是肯定郡县反对封建(分封宗室)制,而毛着重的是肯定专政否定仁政。不过对读书人说来,还是以儒家思想为精神支柱。无论是伦理道德还是治国的理想都是从孔孟书中汲取资源。而他们唯一的出路是从政,特别是隋唐行科举之后,更是如唐太宗所说,“天下英才尽入我彀中”。

  这样的历史轨迹造成的“士”的精神传统有三大突出的特点:

  1.“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其依据的现实条件是“学而优则仕”。能有资格“忧国”的,大小都做过官。即使暂时不“居庙堂之高”,而“处江湖之远”,还是有官职,而不是“庶人”。“位卑未敢忘忧国”,还是有一定的“位”,不是草根百姓。尽管皇朝是一家的天下,在朝的大臣还是视同己有,因为舍此无以安身立命。

  2.重名节,讲骨气。“士林”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和判断标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古训是赖以立身的道德准则,从而铸就了读书人的骨气,历经朝代更迭而不变。他们自认为是儒家道统的承续者和维护者。顾炎武在明朝败亡之际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意把“天下”和“国家”分开,他明确说“国家(指朝廷)兴亡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没有责任的。那是因为朝代更迭他无能为力,只能努力维护作为精神支柱的道德体系。当然这里“匹夫”实际上只能是“士”,不可能包括引车卖浆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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