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学术的选择性记忆

王人博 原创 | 2013-01-31 09:14 | 投票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有两个影子怒目而视,相互对峙:意义与无聊。“意义”永远像个低于他实际年龄的孩子,总被一个叫“无聊”的家伙欺负。对我而言,有关学术活动,像是生活强加的内容,是一种不得不为的屈从,正像农民必须有自己的一小块地一样。实际上,人的一生也与无聊相伴,活着就是消磨时光,东瞧瞧,西看看,这儿鼓捣鼓捣,那儿捣鼓捣鼓,这也构成了人生的真实风景。看起来庸俗,但它并不违反常态。“无聊”是世界存在的另一种意义。

  因此,我对自己的学术经历有着一种“选择性记忆”,而不像“无聊”的岁月那样,记忆漫不经心,时而流淌,时而间歇,时而接续;它低垂于案头,高悬于梦境。

  我与“我们这代人”一样,是通过“高考”改变了人生轨迹的人。我对这种“改变”曾写下这样的话:“迄今为止,我写过的所有文字并不比20年前所收获的地瓜与玉米更有价值。因为这个缘故,一看到男人留的长胡子,就想到地里长势挺猛的庄稼。”当然,这里的准确年纪应该是30年。时光荏苒,空间交错,无法改变的是刻在我骨相上的“农民”二字。“农民”是我所有思考不能逾越的一个前解。当年参加高考与此直接相关,目的就是挣脱自己身在的那个“社会机制”。悖谬的是,越是挣脱——随着年华的老去——心就越被囚禁于此。

  高考真正馈赠与我的是一种久违的“公平感”,一种对农村社会机制的叛离:我指的是“生产队”,还有命定身份的农村户口。它构成了大学毕业之后我的学术思考与研究的心理基础和动因。

  “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运行的主要机制就是它的“集体性”。但生产队的这种“集体性”不但没有调动起“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是导致人懒心散。一伙人被集体性的聚拢在一起,事物看起来与每个人相关,其实与谁都不相干。它带给社员的不是幻想中的“土豆烧牛肉”,而是真正的贫穷。

  农民之所以是农民,还在于它共同拥有一个因户籍制度带来的身份的世代世袭。居民户籍的城乡二元化,以及由它带来的绝望感,是许多农村知识青年参加高考的强大动力。在我的青年时代,一个抹不去的记忆就是因为“户口”带来的一种人生的幻灭感。至今我都不甚明白,为什么要实行那样一种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这种制度决定了,一个农村青年无论怎样努力,一生注定只能是个农民。谁没有向往?“城里人”为什么天生优越?我不想像我的乡亲那样在那个“集体性”的圈笼里浑浑噩噩一辈子。可就因为那个该死的“农村户口”,所有的幻念,哪怕一霎时的胡思乱想都被封死了。

  还好!是高考打开了希望之门:念大学意味着再也听不见队长的骂声,再不用瞧着队长那奇异的步履;而且,最为重要的,大学意味着即将离开“农民”的身份,丢掉一个并不引以为豪的印记,注定将来在城市里娶妻生子。这一切也奠定了一个中国研究者的中国性——无论怎样宣扬自己从事研究的高尚动机,“高考”却是许多人一个实实在在的客观前提。这以后,无论是庙堂里舞文弄墨,还是宦海里泛舟,商战里弄潮,对于许多人来讲,都源于高考的那个最重要的转身。

  为了完成这篇文字,我努力地回忆,为什么会把教书和研究做了自己的人生。可是,无论怎样皱着眉头,这样的记忆总是模糊不清。任何一种“选择性记忆”都不是对过去的还原,而是一种重构。“这种时间的流逝内在地表现为回忆,外在地表现为生命的衰老。”(瓦尔特·本雅明)衰老的一个特征就是记不住过往的细节,偶尔却能捕捉到一个不经意的片段。这个人生的闪回镜头就是大学三年级的一个经历。我喜欢阅读,而当时能看到的东西不多,常见的是马克思、列宁的着作,我认真地读完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和相关的其他篇章,并关联性地读了黑格尔的部分着作。而且也常到图书馆去阅读一本叫《哲学研究》的杂志,法兰克福学派这个名字就是在那个时候知道的。后来也读了一本中国人写的着作,这是使眼睛发亮的一本书,书名是《希腊的城邦制度》,作者是顾准,一个不能忘却的人。因为少年不经事,大三的时候便把这些阅读写成了一篇近2万字的文章《试论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与黑格尔的关系》,撒传单似的投给了某个大学的学报。两个月后,收到了编辑的来信,一封用钢笔写的退稿信。这封信不是格式化的函件,而是一种不无感情的鼓励和期许。就算是一半礼貌一半真情,也是一种难得的真情啊!这封退稿信被珍藏了许多年,直到几次搬家而遗失。我把这个经历看作是我学术上的一个起源。

  真正从事学术活动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那个时代同所有初期转型的社会一样,总是起起伏伏,一会儿像是晴空万里,一会儿又觉得低云压城,檐下躲雨。中国的法理学研究就呈现出这种意象。中国法学的忽东忽西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紧随政治,没有自己的自主。法学不可能剥离政治,但它不是政治的丫鬟,一个端茶送水的命。一种繁荣的法律科学总要保持与政治的适当距离。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四个人走到了一起,有了写一本有关中国法学变革的书的想法。四个人中,最年长的40出头,其余我们三人都是二十几岁,青涩中缺的是圆熟。这本名叫《法学变革论》的书出版之后,国内并未引起什么动静,唯一的响声却来自于政治。一位法学界的长者非要与它过不去,准备从政治上判它死刑。这期间,一个来华的日本博士要在日本翻译出版,也因为这个缘故而未果。在我的记忆里,自己撰写的那部分所依据的主要方法是辩证法,来自于一本与法学关系不大的书——《中医辩证法》,取用的是“中医”的路数,而非西方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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