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２１世纪之后，中国的宗教复苏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这一复苏，首先体现为各大宗教信徒人数的增加，其次体现为中国社会对于信仰缺失的危害形成了共识，最后体现为宗教 研 究 的 学 术 繁荣。宗教复苏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人们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精神生活的问题凸显出来，宗教便会成为满足人们精神生活需要的方式。宗教的复苏，必然促使人们正视数十年中国的高度世俗化变迁的得失。而这一复苏，正逐渐生成一个世俗生活之外和之上的中国形态——“信仰中国”。
一、四维中国
１９世纪后期，中国步入了由古典帝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运行轨道。现代民族国家是产生于欧洲尤其是西欧的国家形态。这一国家形态，受世俗力量的推动，逐渐走出中世纪政治与宗教合二为一的政体约束，形成以民族为政体建构基础的现代国家结构。人们对于这一变化进程本质的概括大致有二：一是从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上帝的事情归上帝，恺撒的事情归恺撒”，“人为自己立法”。二是“理性祛除巫魅”，一切关乎信仰的事务退隐到个人日常生活的幕后，理性成为公共生活的唯一主宰力量。无论这一概括在今天看来有什么样的缺陷，但这样的概括基本反映了１４－１８世纪人类社会变迁的大趋势。到１８世纪，此前生成中的民族国家终于成熟，并成为全世界建构政治体的基本模式。这一国家形式，呈现为三种具体形态：在经济的层面上，它以市场经济的形式，确立起高效的资源配置体系，这是民族国家得以生成的强有力的物质动力；在政治的层面上，它以民主政治的形式，确立起政治体成员普遍参与其中的公共生活体制，这是民族国家稳定有序的基本保证；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确立起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局面，这是民族国家得以呈现文化繁荣局面的支持条件。从总体上讲，民族国家是世俗化变迁大趋势下的最重要的政治成果。也正是由于民族国家的正式落定，世俗化也才具有了强有力的机制保障。此前曾经为人类有序生活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宗教（宗教性教化）因素，退居到民族国家之下，成为一种世俗化生活的批判与矫正力量。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趋势，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变迁大趋势是相吻合的。在进入现代变迁轨道之前，中国社会也处在一个政治与教化合一的古典国家状态：具有宗教性功能的儒家教化体系，与国家权力互动，构成维系国家稳定运行的观念条件；依靠权力机制维持的国家政权，对于道德教化极为重视，以之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柱。但建立在政治与教化合一基础上的古典中国，既因为道德教化的精神力量不如仪轨宗教的信仰力量深沉，也因为古典帝国的制度建构不如民族国家的制度建制完善，因此不得不走上国家转轨的漫漫征途。经过百余年的曲折，到２０世纪后期、２１世纪初期，国家终于落定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中：国家权力三十余年持续不断推行市场经济，促使国家进入经济大国的行列；与市场力量的兴起相伴随，国家权力结构逐渐落定在民族—民主国家的政治平台上，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已经显示出轮廓；随着市场驱动的社会流动，封闭自守的文化局面逐渐演进为开放多元的文化格局。因应于这样的变化，世俗之手将古典政教合一的平面中国，塑造成了立体化的三维中国：市场经济挺立起经济中国，使之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得到清晰辨认的中国维度；国家转轨凸显出政治中国，使之成为世界体系中具有明显特色的国家形态；开放改革展现了文化中国，使之成为人类文化发展的动力源头之一。
在疾速的世俗化进程中，中国人解决了此前尚无保障的温饱问题，迈上小康的发展道路。随着经济生活状态的改善，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明显高涨，文化关注相应提升，精神生活的品质正在发生令人瞩目的变化。当人们向外的物质生活担忧下降后，精神生活的稳定信仰凸显而出。居住在中国领土范围内的各宗教信徒人数大增，与各国宗教界的交往日益频密，一个超越一般文化层次的信仰中国，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并显然构成认识现代中国一个不可缺少的维度。这一变化，便将四维中国形象完整地刻画出来：经济中国与政治中国，属于物质形态的中国；文化中国与信仰中国，属于精神形态的中国。“经济中国”构成中国的基础性物化维度， “政治中国”构成中国的国家—法律物化维度，“文化中国”构成中国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交叠维度，“信仰中国”构成中国的深刻价值支持维度。四个维度相互支撑，构成完整的、现代的“中国”。
二、以“信念”代替“信仰”状态的转变
经济中国、政治中国、文化中国、信仰中国，不单是体现中国完整形象的四个维度，而且是构成中国自身发展的四根支柱，更是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体系中辨认“中国”的四个标志。因此，从中国内外清晰呈现和自觉规划“四维中国”，就成为国家健全发展的必需。
经济中国的发展进路已经获得共识，那就是沿循市场经济的道路继续前行，改变阻碍市场经济顺畅发展的体制机制缺失，使其成为中国“科学发展”的引擎。政治中国的发展路径也已经获得趋同看法，那就是要“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使其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政治保障。文化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已经呈现出来，加强全世界范围内华人的文化认同，强化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使其成为促使世界和谐发展的中华文化新形态。相比而言，信仰中国的建构，则还处于草创期，需要清除世俗化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关乎宗教的偏见，打破社会政治上的一些禁忌，促使信仰中国健全成长，使之有条件成为中国成熟发展的精神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