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19世纪

韩毓海 原创 | 2013-03-02 09:25 | 投票
  

  布罗代尔(Braudel F)将1350-1650的300年时间,视为“漫长的16世纪”。这一长时段的划分,就是为了对应当时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明朝中国(1368-1644)在世界史上的辉煌地位,在他看来,所谓“漫长的16世纪”总体上看就是一个“亚洲、特别是中国主导世界经济的时代”。

  与此相对应,社会史学家Arrighi G则提出了另一个长时段的分期概念――漫长的“19世纪”(1650-1915,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它标志着中国与欧洲之经济社会开始走向分道扬镳的道路,随之而来的就是:中国、亚洲的形象在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史叙述中”的全面贬值,中国和亚洲由“普遍的世界史”所指示的前进方向,由世界历史和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沦落为世界体系的边缘和“东方”,甚至“远东”。

  构成“漫长的19世纪”的约300年,主要是指欧洲主宰整个世界的统治结构逐渐完成的历史过程。与基督教纪年上的“19世纪”不同,所谓“漫长的19世纪”,首先是一个以“世界体系”为着眼点的地缘政治范畴,它不是孤立地考察欧洲,而是考察欧洲发生的事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于“世界体系”的影响,因此,伊曼纽尔 沃勒斯坦倾向于用“延长的19世纪”来表述它,――将19世纪“延长”,不仅仅是更有利于考察欧洲当下的事件对于“世界体系”的“延长的影响”[2],而更为重要的是――按照艾瑞克 霍布斯鲍姆的解释――在“短促的20世纪”(1914-1991,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苏联解体)结束后,人类社会和历史仿佛又退回到了“漫长的19世纪”,――或者说,按照他的洞见,实际上,人类至今依然没有走出“漫长的19世纪”。

  世界体系理论提醒我们认识到:“现代”和“现代世界”并非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空间的权力结构,它指1500年以降世界空间结构的形成和运动,世界结构运动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武力和财富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平等和不平衡,与流行的“国际政治”视野中的所谓“全球化”不同,[3]与人们所习以为常的社会理论也有所区别,它强调世界空间结构的形成首先是统治力量强制的结果,当然,它同时也是被统治力量反抗和革命的结果,因此,世界结构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更为重要的是:它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必须“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这种所谓社会理论诉诸的“一般规律”,其实也只不过是“相对的规律”而已,同样的,以强制和革命的方式改造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随后引发、造成了生产力变动,这则是另外一种“相对的规律”,正是这两种“相对规律”的互相作用,才能说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平衡和不平衡,才能说明这种相对的平衡和绝对的不平衡,是在真实的历史运动中展开的。而且,(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如果仅仅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那么经济学就变成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反过来说,如果只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经济学就变成了政治学和国家理论,――而这两者都是需要避免的。

  作为描述世界体系结构在不平衡中互动的中长期范畴,一方面,19世纪被称为欧洲内部社会结构的“大转型”(Polanyi Karl),另一方面,它也被称为欧洲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与欧洲之外世界的“大分流”(Kenneth Pomeranz),就前者而言,它意味着市场关系成为唯一霸权的“市场社会”模式在欧洲的形成,就后者而言,它意味着欧洲通过一种全新的“剥夺自然的方式”来剥夺全世界(剥夺殖民地资源以及煤炭的开采)。或者说,对欧洲内部而言,这意味着以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为政治主体的民族国家的兴起,而对外则意味着帝国主义的扩张。

  实际上,无论对于欧洲还是整个世界来说,在19世纪欧洲兴起的,乃是一种新的霸权形式或者“新的统治世界方式”,而绝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和“经济模式”。居于这一新霸权核心并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首先也不是某一种新的“经济或生产”组织形式,而是以市民社会为主体的现代民族国家“政治主体”的兴起,是强权即公理的“文化霸权”的形成,是这种文化霸权以“现代价值观”的面目,通过帝国主义国家所频繁发动的战争得以普世化。――这表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种简单化的论断,是不能解释漫长的19世纪所发生的变动的。

  因此,当前世界史研究的如下观点值得重视:如Arrighi G等人指出,造成这种19世纪“大分流”或者“大转型”的关键因素,“起初并不是经济上或生产力方面的,而是军事上的”。它首先表现为中国与英国、欧洲与其他地区之间“军事和战争能力”的差别。正是这种军事和战争能力的差别,正是欧洲“军事霸权”的形成与“文化霸权”的形成,“强制性、或者说革命性地”修改并决定了欧洲人看待世界和中国的方式,从而奠定了欧洲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方式――而后才发生的欧洲在经济贸易方面独占式的“领先”和“优势”,只不过是“从质变到量变”,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欧洲看待、统治世界的方式而已。

  因此,Arrighi G说:

  随着近代欧洲军商合一的民族国家体制在168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中被制度化,中国的正面形象随后黯然失色了,这不是因为欧洲经济上成就有多么伟大,而是欧洲在军事力量上的领先地位。欧洲商人和冒险家们早已指出过由士大夫阶级统治的国家在军事上的薄弱,同时也抱怨过在与中国贸易时遇到的官僚腐败和文化障碍。这些指控和抱怨将中国改写成一个官僚腐化严重且军事上不堪一击的帝国。这种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又进而将中国纳入西方对中国的政治想象中,从而使得中国由一个值得仿效的榜样,变成了‘英国模式’的对立面,后者在西方的观念中日益成为一种意识形态霸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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