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政、梁建章
2014年1月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报道，无锡市滨湖区计生局向张艺谋夫妇寄发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 要求张艺谋夫妇缴纳社会抚养费748万余元。若他们不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应在30日内一次性缴清，逾期将加收滞纳金并申请强制执行。
我们曾多次撰文呼吁张艺谋先生拒绝缴纳所谓的“社会抚养费”。对于上述决定，我们希望张艺谋先生就征收社会抚养费一事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不仅为中国的法治建设贡献一己之力，更促使整个社会深入而广泛地讨论这个影响到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政策。
我们再次强调，对多生者征收“社会抚养费”完全是在颠倒是非。在传统的家庭养老下，父母既是养育孩子的付出者，也是将来享受孩子赡养的受益者。社会养老体系也是由年轻人来赡养老人，只是由所有的孩子辈的人来赡养所有的父母。在社会养老体系下，父母仅是养育孩子的付出者，而孩子将来支撑的却是整个养老体系，受益的是全社会。对多生者征收社会抚养费既违背最浅显的经济规律，也玷污了最基本的道义原则，因为多生的父母以自己的付出给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但却因此受到惩罚。
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理由是什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的解释是：“法律规定超生者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而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
这种说辞极其荒唐。首先，孩子是民族的未来，养育孩子本质上是对未来的投资。多出生的孩子在成年前占用更多的公共资源，但这些孩子成年之后也会创造更多的公共资源。如果说中国社会真的落后到不能给多出的孩子提供所需的公共资源，而必须要他们的父母来补偿社会，那么在这些孩子在成人以后，社会就应该反过来去补偿这些父母，因为他们更多的孩子给未来社会创造了更多的公共资源。请问，现在有什么计划来补偿“多生”父母对未来的更大贡献？
其次，中国现在孩子占人口的比例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也远低于世界大部分国家。过去的中国能够让所有父母自主生育孩子，全世界的几乎所有国家也都能做得到，为何偏偏今天的中国不行？过去十多年，中国农村小学因为生源不足等原因关闭了一半以上，无数希望小学被废弃。不仅农村，城市也因为孩子减少在关闭学校。前些年，北京市也因为生源急剧萎缩大量关闭学校，小学数量从2000年的近2000所降至2008年的1202所。到底是孩子太多而无法提供公共资源，还是孩子太少导致已有资源的巨大浪费？
再次，既然社会抚养费是让多生的父母来补偿养育他们孩子所使用社会公共资源，那么这笔钱应该投入到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之中。但是实际征收的社会抚养费除了用来支撑现有的计划生育体系之外，有多少被投入到创造养育多生出的孩子所需的公共资源上？或者说，现有父母养育孩子所使用的公共资源中有多少来自社会抚养费呢？2013年1月8日《新京报》报道：已有24省份公开了2012年社会抚养费征收额，总计超过200亿元。然而，尚无一省计划生育或财政部门，公开社会抚养费的支出情况。巨额的社会抚养费到底花到哪里去了？
甚至连社会抚养费征收金额都是一笔糊涂账。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称，2012年广东省各地征收社会抚养费总额为26.13亿元，而之前广东省卫计委答复则是14.56亿，不同部门的审计结果竟然相差11.57亿元。即便在广东这种经济发达、管理相对有序的地方也存在征收议价、不开票据、不记账等乱象。在很多地方，征收社会抚养费已经成为基层单位敛财的手段，这是在抢夺婴儿的奶粉钱来供养计划生育部门。
征收“社会抚养费”也造成了无数人间惨剧。例如，因长期被征收“社会抚养费”，河北省邱县龚堡村村民艾广栋于12月4日在村支书家喝农药中毒，经医院抢救无效后身亡。从2003年他们有第2个孩子后，村干部们就开始到艾广栋家征收社会抚养费，当时要一次性收7千元。“我们家很困难，一次性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然后他们就时不时来上门收钱，有时拿走200，有时拿走500，都没开过发票。有了第3个孩子后，他们就要求一次缴6万块钱，我们更是负担不了。”艾广栋的妻子回忆道。2013年12月3日，村干部一行5人，以收取社会抚养费为由，强行拉走艾家7000多斤玉米，而这是他家未来一年的全部收入来源。
在一个生育观念正常的社会，真正的社会抚养费应是政府对艾广栋这类家庭的补助，因为他们以自己的辛劳为社会贡献了更多孩子，为将来贡献了更多的工作者和建设者。但中国现在的“社会抚养费”却在无情地惩罚他们。对艾广栋来说，所谓的“社会抚养费”不仅剥夺掉了他用来抚养孩子的最后一点能力，更是将孩子的抚养者逼上绝路。
对多生者征收“社会抚养费”完全颠倒了正常社会该有的养育观念，让人们觉得多生孩子是自私自利，是占了国家的便宜。但实际上，多生孩子是利他行为，是利国利民，这在社会化养老的时代，特别是极低生育率的今天更是如此。父母生育孩子是以自己巨大的成本在给国家和民族做真正的贡献。社会抚养费制度乃至严厉的生育限制所基于的基本假设是“人的负担大于贡献”，这点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人口是民族之根本，也是国家最宝贵的资源。因为对社会来说，人既是负担，但更是贡献者。人在工作以前是负担，但工作之后却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进入老年后又成为负担，但总的来说，人对社会的贡献要大于带来的负担，这也是世界人口越来越多，但人类整体却越来越进步的根本原因。
我们不妨来算笔帐。在美国，税收占GDP的26%，教育开支是GDP的5%，养老开支是GDP的12%。由于美国的生育率长期处于更替水平，年龄结构基本稳定，所以上述比例可大致反映个人从出生到老去的过程中对政府收支的影响。以个人所创造的GDP为一个单位，上述数据表明，多生一个孩子，政府需支出5%用于教育，并在孩子长大退休后支出12%用于赡养，但可获得26%的税收。税收贡献扣除教育和养老支出剩下的9%则可以投入国防、科研、基础设施。也就是说，多生一个孩子，虽然早年需要政府投入一定的教育资源，但最终却能贡献远为更多的税收，供政府用于抚养其他家庭的老人并提升社会整体的进步。
中国目前税收占GDP的比例将近20%，而教育的投入只有GDP的4%。因为中国的生育率长期远远低于更替水平，将来劳动者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大幅下降，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大幅上升，中国未来用于抚养老人的支出将越来越高，这将严重挤压国家对国防、科研、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因此，限制孩子的出生虽然看似节省了当前的社会资源，但却极大地消减了未来推动社会进步和创造社会资源的力量，是一种狭隘而短视的杀鸡取卵似的行为。
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最初借口是控制过高的生育率。但实际上，在所谓“社会抚养费”名目正式出现的2000年，中国的生育率已经远远低于维持民族正常繁衍的更替水平了。按中国的出生男女性别比和女性存活率，中国的生育率更替水平高于2.2，也就是每对夫妻平均需要生育至少2.2个孩子才能维持孩子的数量与父母辈相同，最终保持人口长期不衰减。中国现在已经处于超低生育水平，生育率位于世界最低之列，2010、2011和、2012年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显示的生育率分别只有1.18、1.04、1.26，而2012年还是所谓婴儿潮的龙年。中国的，早已经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即便在1.4的生育率下，每一代人也将减少36%。
中国现在不是孩子太多，而是太少了。按最宽松的估计，即便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而不是只放开二孩），在非常有限的反弹之后，由于90后母亲在一二十年内将减半，年出生人口也将雪崩式滑坡，最终让中国人口深度老化并急剧萎缩。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总体上一直在下降，只在1950至1975年间从21.8%升至22.4%，上升仅0.6个百分点，部分原因还是人均寿命大幅延长。从1980至2012年，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更是从22.1%下降了将近3个百分点至19.3%。即使立即全面放开，如果不大力鼓励生育，按最乐观的估计，到本世纪末将降至5%，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将一落千丈。
中国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超过20年，现在已处于超低生育陷阱。要让生育率恢复到2.2的更替水平来维持民族的正常繁衍，需要很多三胎四胎的孩子才能勉强弥补不少家庭的一胎或者不婚不育。基于这种生育状况，张艺谋生育三个孩子真正的利国利民的行为，本该获得大力鼓励。
绝大部分国家都明白孩子是最宝贵的资源，许多生育率远高于中国的国家都在鼓励生育。例如，法国政府给生育4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颁发共和国家庭勋章，其中4-5个孩子的家庭是铜质，6-7个孩子的是银质，8个及以上孩子则是金质勋章。实际鼓励措施更不计其数。即便如此，法国生育率也只有2.0，依然不到更替水平。日本、韩国、台湾等也在竭力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却还是在极低水平徘徊。
但是，在几十年一边倒的宣传下，在计划生育实施过程中的无数伦理悲剧下，在对多生者以征收所谓社会抚养费名义进行的惩罚下，大部分人已经忘记了生育控制政策的目标本身是否有道理，更忘记了当年的论证是多么粗糙和荒诞。甚至当社会付出的代价越大，人们潜意识中反而越有可能觉得这个政策对国家和民族有利。因为正常人的思维是，如果这个政策没有任何道理，为什么要让社会付出这么大代价呢？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政策错得太离谱，人们在情感和情理上反而难以相信它是错的。
然而，我们要强调的是，严厉化生育限制恰恰就是错在根子上。如同我们在财新网上发表的系列文章所示，支持生育限制的各种观点听起来似乎都很有道理，但深入思考和分析却发现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全民族为之付出巨大牺牲的生育限制换来的是人口极度老化和急剧衰减，最终后果是消费和生产将同步萎缩，大部分行业会成为夕阳行业，投资意愿低迷，基础设施更新的动力和财力弱化，现有设施面临日益老化甚至废弃，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步伐将大幅度减缓，经济可能陷入长期停滞甚至萎缩，国力衰退。长期低生育率将使中国的发展被釜底抽薪，中国的崛起将如昙花一现之后就迅速成为昨日黄花，中国世纪还未真正开始就将落幕。这一切并不奇怪，因为一个把孩子当成负担，甚至采用各种手段减之而后快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生育部门依然我行我素，为了部门私利，一再使用离谱的数据来误导决策层，拖延放开生育的时间。生育政策的后果有几十年的滞后。在可预见的将来，生育限制的恶果会越加凸显，越来越多的人将认识到始于1980年的严厉生育限制政策完全是个错误，而把部门私利凌驾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的，顽固坚持生育限制的计划生育部门迟早会成为千夫所指的角色。
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不仅违背基本的经济规律和道德伦理，也是在侮辱父母和孩子的人格和尊严。张艺谋坦陈：“我们就像‘超生游击队’，东躲西藏；三个孩子在上学期间，老师从未见过孩子们的父亲；父亲的真名，也必须隐瞒；和孩子外出，至少拉开两百多米的距离……"无论是人类历史上，还是世界范围内，生育孩子是人之常情，也是维持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但在当今中国，多生育孩子却像是犯罪一样见不得人，张艺谋为了生育自己的孩子既要道歉、认错，还要交巨额罚款，这完全是时代的悲哀，是中国的耻辱，完全是错误人口政策对正常生育和养育观念极度扭曲的后果。
尽管我们呼吁张艺谋拒绝缴纳“社会抚养费”，但我们也理解他作为社会名人所承受的压力。如果张艺谋选择服从计生部门的决定，我们自然没有任何理由去指责他，毕竟张艺谋只是荒唐的生育政策的受害者。但是，如果说张艺谋在未缴纳“社会抚养费”之前还由于隐瞒事实而感到理亏，那么在缴纳了社会抚养费之后，张艺谋就不应该再有顾虑了。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秋菊打官司》中，来自农村的秋菊坚持不懈地上诉就是为了讨回公道。我们愿意相信，以秦人身份而自豪的张艺谋先生会比秋菊更坚强。张艺谋的勇气不应该只存在于电影的虚幻之中，而更应该存在于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感中。因此，我们希望，为了你自己的人格，为了你的孩子和家庭的尊严，为了秦人的荣誉，更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张艺谋大声地说出来，多生孩子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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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两本书：《中国人太多了吗？》、《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