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复辟”

张鸣 原创 | 2014-05-06 02:00 | 投票
  

  提起张勋复辟,即使在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是一场闹剧。之所以是闹剧,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没有闹成。

  事实上皇帝真的出来了,各地的军头们,还真的就响应了。挂龙旗的,比比皆是。群起响应的态势,之所以没有形成,关键是段祺瑞马厂誓师的迅捷。要不是段祺瑞横插一杆子,复辟还真就成燎原之火了。连曾经参加过反清滦州起义的冯玉祥,对待复辟,也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从开始就坚决反对,当有人征求意见,要他签名时,他只是回答:“我的官儿太小,还是请大官儿们签吧。”(张之江等:《冯玉祥与讨伐张勋复辟》,载《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一卷,764页)

  复辟的理由,今天看荒谬,当年说起来却很正当。用沈曾植的话来说,有四大道理。其一,政局动荡,先是二次革命,然后洪宪帝制和反袁起义,再则府院之争。六年凡三次震荡。其二,国会胡闹。国会原本就是不良的国民党人主导,缺乏民意,开会则肆意妄为。其三,军阀割据。武人割据,如东汉末年,联甲倒乙,联乙倒甲,互相吞并。如果有外人乘之,不独有五代石敬瑭割云燕十六州之事,还可能沦为异族的奴隶。其四,生民涂炭,水深火热。横征暴敛,数倍于前。以至于丧失乐生之心,呼号:“吾侪安得复为清廷之氓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张勋复辟时代的文件》)除了这四条理由之外,还应加上“五代式民国”造成的纲常伦理之失,道德廉耻之沦丧(参见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第四章第一节)。在王国维看来,这样的沦丧,以及国民的苦难,跟辛亥以来,中国之政治学术,全为西方新学说统一有关(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404—405页)。这次第,对于遗老来说,类似于顾炎武所说的“亡天下”。不用说,这样下去,中国文化就完了。所有的一切,归根结底,就是民国惹的祸。复辟发生的时候,这个世界还是个标准的丛林时代。这种时代,流行的价值观,都有国家主义倾向,富国强兵,是起码的标准。按这个标准,民初远在及格线以下。

  所以,这样对民国的指控,按当时的标准,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军阀割据,政局动荡,国会党争,民众因为军队扩张,互争地盘,内战频仍,的确比之清末新政时期负担加重而且痛苦程度加剧。至于皇帝没有了,所造成的纲常伦理的紊乱,也是实情。比较起来,民国以来,由于是首都的缘故,北京的状况是最好的,社会稳定,经济也不差。但是,从张勋复辟北京市民的反应来看,民众其实对复辟还是相当有兴趣,也相当期待。

  民国,或者共和没搞好,的确是实情。

  共和政体玩不好,不仅给遗老遗少带来了焦虑,统治者的困扰也不少。从袁世凯到各省的督军,他们发现,在共和制度下,由于君主要素的缺失,传统纲常伦理的摇晃,很难建构一个效忠体系。袁世凯无法保证督军们对他的效忠,而督军以下的军人们,无法保证下属将领对他们的效忠。如果没有赤裸裸的武力控制,系统就维系不住。如果说有别的办法的话,就是用自己人,自己的家人亲戚,或者小同乡、同学、学生。任人唯亲,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常见的现象。再就是引进宗教,引进学理,基督教、喇嘛教和会道门,都成为军阀们维系部下的手段;村治、军国民主义,“五爱”(云南军阀唐继尧的主张)都成为维系的法宝。吴佩孚不是一个复辟论者,但他也感觉到了没有皇帝之后的伦理困境。在他不多的著作中,多次阐述如何在没有君主的情况下,重建效忠的问题。强调忠君仅仅是效忠的一部分,真正的忠,应该是忠于内心,诚实无伪的内心,忠于人,忠于事,忠于长官等等(吴佩孚:《吴佩孚先生集》,台湾:文海出版社一九七一年版,45、132页)。但是,他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由于部下的背叛。而他根本就没有办法遏制这种离心的倾向。不仅是吴佩孚,几乎每一个军阀,所面临的最大的威胁,都是内部的叛离。此番讨逆,段祺瑞的胜利,实际也是收买和瓦解对手换来的。这样的胜利,在此后的内战中,高频率地再现,谁都这么干,谁也没办法避免。

  袁世凯的帝制,实际上在设计者杨度那里,无非是一种对辛亥扭曲的矫正。然而,在当年的中国,一个大而弱的半殖民地国家,根本没有这个条件,给一个强人击败外国入侵或者遏制外国欺负的机会。在“二十一条”背景下的帝制,遂丧失了起码的合法性。在民族主义的考试中,得了负分,这样的开国之君,就成了石敬瑭和张邦昌。况且,袁世凯还要面对自严复《天演论》以来,新的历史进步观的政治信仰。依康有为的“三世说”,君主专制是据乱世,君主立宪是小康世,民主共和是大同世。制度的演进,本身就有这样一种进化的递进关系。在这个信仰里,制度的倒退,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虽然说,进化论的历史观,仅仅是那些心怀异志的军阀们的一种借口,但他们之所以心怀异志,其实还是共和制效忠体系出的问题。

  客观地说,袁氏称帝及其失败,实际上是中国共和制度的一场危机。这个危机的苗头,从民国一开始就已经显现,袁世凯应付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向后转,挖掘传统资源。在形式上,越来越趋于专断和独裁,让总统向皇帝靠拢。在消灭国民党的武装反抗之后,废掉了国会,也随之废掉了政党政治,然后尊孔祭天,重新崇尚传统价值。宪法迟迟不能问世,但总统的职权却一日比一日重,到复辟前夕,袁世凯已经变成了终身总统,而且可以提名下一任总统,近乎一个皇帝了。通过这种方式,削减共和带来的问题,结果只能导向帝制,而这个帝制,虽然说依旧有宪政的框架,但事实上皇帝有了,国会却还没有影。当杨度、梁士诒们将一个洪宪皇帝抬出来的时候,共和的制度危机,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达到了顶点。最后,在遍地烽火中,袁世凯只能尴尬地退了回去,但政局,已经不能复原了。袁世凯的死,才表面化地缓解了危机,让制度和政局,再次回到民元的原点。然而,回到原点的共和,问题依旧,人的毛病和制度的先天不足,一起发作,不久,就出现了无法调和的府院之争,共和的制度危机,再一次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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