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保信采：
要达成“共识”，就不要过于坚持自己独有的特色
蒋保信：您是“牛津共识”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共识文本第一稿的起草人。而在参会学者最终共同签署的“牛津共识”文本里，看不出各派的独有的主张和特色。那么，与这最后的文本相比，您起草的第一稿，有何特色？在那几天的会议上，各派学者对您起草的第一稿，分别有哪些不同意见？
何光沪：你说“牛津共识”没有各派独有的主张和特色，这是对的。大家是有意识这样做的，各派学者既然想达成共识，就不能强调自己独有的特色。因为所谓“独有”，就是其他派别不同意的，也就不是“共识”了。
我写第一稿的时候，就考虑到了这一点，有意识地避开各派独有的主张和特色，找到各派都有的“共识”。共识文本的历史意义也在于此。
第一稿可以分三大段。第一大段是对现状的描述，因为“牛津共识”的标题是“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几点共识”，所以应该有对现状的描述。我是按照第一次共四人（秦晖、黄纪苏、陈明、何光沪）商定的标题来起草的。第一大段又分两小段，第一小段讲到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崛起，使得世界上有些人有所担忧，这是国际问题，很自然是要讲的；第二小段讲了我们面临的国内问题，经济发展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环境破坏、资源耗竭，水、空气、土地污染，还有贪腐猖獗、官商勾结、政令不畅、行政违法、官民对立、群体事件、城市房价飞涨、青年变成“蚁族”、乡村结构破坏、儿童留守和老人空巢等等，这些是中国人忧心的普遍问题。
在第二大段里，我才开始说我们该怎么做。知识分子虽然派别不同，有着不同的主张，但都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相同点：我们提出的主张都是为了国家繁荣人民幸福，我们都关心社会关心百姓。
在第三大段里，我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共识，行文当然会有个人特色，但是如前所说，我只写最基本的、估计大家都会同意的东西。
在最后通过的文本里，我写的第一段几乎完全被抹掉了，第二段有一些改动，第三段改动极少。
你问到各派学者对我起草的第一稿分别有什么意见。其实，在牛津会议上，他们都没看到我写的第一稿，因为没拿上台面去。首先发给大家看的，只是经过黄纪苏修订的第二稿。我有两次淡淡地说，第一稿也可以看看。但是，主持人没有发给大家，我就没有坚持。我没有坚持自己其实珍视的东西，是因为希望大家互让，便于形成共识。
蒋保信：黄纪苏修订的第二稿有没有引起一些争议？
何光沪：黄纪苏基本上保留、采纳了我提出的四条共识的内容，改动很小。我以前不太了解他，只知道他持新左派立场，所以看到他作为新左派学者也能接受我写的这些内容，就很满意很感谢了。
但在最后发表的“牛津共识”文本里，对现状的描述几乎没有了，换成了一句“中国的世界观和世界的中国观也正在改变”。这句话好像是黄纪苏写的，我觉得挺好。但是，中国在国际上的崛起和地位，以及中国在国内面临的具体问题，却都没有得到表述。我不太满意这一点，但是大家都接受了，我也就没说什么了。
蒋保信：后来，陈明好像也起草了一稿，然后吕新雨也起草了一稿，您对这两个版本的共识文本各有什么意见？
何光沪：他们二人所起草的，应该是第三稿和第四稿了。我们最早在北京商定，我和陈明、秦晖、黄纪苏四人各写一稿，再由黄纪苏总括。但后来他们觉得我起草的那一稿还可以，陈明和秦晖就没有起草了。黄纪苏对我的第一稿做了一些修改，这是第二稿。到了牛津大学之后，陈明起草了一稿，吕新雨也起草了一稿。
对于陈明起草的稿子，我的印象是，开头对牛津大学的环境、对与会学者在牛津大学的心态和工作，都有一些描述。我同一些学者觉得这些话，应该尽量不说。因为大家都要求这个文本的字数要少，而且我们写的是国家大事，要让老百姓一看就觉得是他们关心的事，所以要淡化会议本身和知识分子的色彩。我对他的这一稿主要有这样一个意见，但大家后来没有采用他那一稿。
对于吕新雨那一稿，我的记忆更淡一点。总的感觉是比较长，跟我和黄所拟的稿子比较接近。所以，我也没有提什么意见。最后大家说，要我同黄、吕二人再修改润色一下即可。于是我们三人坐下来，以精炼准确为目标，逐字逐句删改一通，就请大家签署了。
蒋保信：我觉得您对最后发表的“牛津共识”里没有涉及对中国现状的描述感到挺遗憾的，能否在此谈谈您对中国现状的认识？
何光沪：前面谈到，我起草的第一稿第一大段已经描述了现状中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涉及人生的根本--与动物不同的人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因为人有社会性，在关系中生活，所以周围人的现状直接影响人的状态或幸福感。例如身边的不公平，会引起愤怒或屈辱的感觉（假如自己毫无力量帮助消除这种不公平，还会有不同程度的自责或自卑感），这些东西当然会腐蚀幸福感，损害健康的心理，破坏人作为人生活的意义。因此，前面提到的大量不公不义的现象，伤害的是人生的根本，是人作为人的本质。当然，自然界和人际关系受到的污染或毒化（例如空气污染和有害食品），甚至会伤害人的生物性生命。现在中国的这类现象，可以叫做对自然的污染和对人性的污染，正在影响全世界！消除不公不义，要靠民主法治。因此我认为，建立公平正义的制度，真正实行民主法治，是改善现状的根本出路，是今日中国的第一要务。
